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大会发言(实录3)

　　[黄孟复]:现在请徐善衍委员发言，贺旻委员准备。

　　徐善衍：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协副主席。

　　[徐善衍]:主席、各位副主席、各位委员，我代表中国科协发言，我发言的题目是《在

构建和谐社会中应进一步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重要位置”。如何更新管理理念，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和方法，进一步发挥社会团体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是一个值得政府和社会重视的问题。

　　[徐善衍]:一、重视发挥社会团体作用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企业组织和市场机制、政府组织与国家机制，这两套组织制度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都存在局限性，曾出现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不协调现象。20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发生了一场范围广泛的“第三部门”运动。政府退出了很多传统的微观经济领域，同时，大量的公共服务转由第三部门来提供。各国纷纷向第三部门转移它们在社会服务领域的事权。目前，发达国家非营利组织的开支已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0%左右，国家对外援助资金的40%是由非政府组织支配的。第三部门对实现“大社会、小政府”的管理格局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徐善衍]:非营利组织的兴起，代表着人类社会重大的组织制度创新，在政府部门和营利性组织之间发挥着协调、辅助和补充功能。当前政府职能改革的重点之一，是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大力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承担各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以解决我国长期社会职能主体缺失的体制弊病。目前，全国各类民间组织已发展到26万多个。它们不仅完善了社会治理结构，而且还增加了社会主体结构的和谐性。

　　[徐善衍]:二、发挥社会团体作用的主要制约因素和几点建议

　　1.改善政府职能转移相对滞后的局面，争取“政社分开”有突破性进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组织结构开始进行“政社分开”的重大调整。但这一调整进展缓慢，成为制约政府职能结构现代化的主要因素。一方面，一些行政部门对此持消极态度。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部门拥有对社会资源进行垄断性分配的权力，长期既得利益的驱使，使他们难以割舍已有的职能。权力部门化不但阻碍政府职能向外转移，甚至出现尽可能地截留权力、扩张权力现象。

　　[徐善衍]: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政府部门职能“体内循环”。通常情况下，越是有实权的部门，在政府机构改革和精简中成立的事业单位越多，政府的职能首先向这些单位转移，可谓“肥水不流外人田”。政府部门“拖家带口”，与这些单位在人事、资金乃至权力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单位的工作模式、思路、作风等与行政部门相近，成为所谓的“二政府”。

　　[徐善衍]:2.改善社会团体自身发展不成熟的局面，积极支持和引导社会团体的能力建设。我国社会团体发展尚处在初级阶段，社会团体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能力先天不足。与政府有“血缘”关系的组织大多数本质上还是依靠政府，组织体制、运行机制和活动模式仍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烙印。民间自发形成的组织普遍存在规模小、影响小、不规范、不自律等问题。

　　[徐善衍]:从整体看，不论是有形的人、财、物资源，还是无形的组织管理和生存发展能力，社会团体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匮乏窘迫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许多行业协会在历史渊源、组织机构、人员组成方面，与政府部门有着先天的紧密联系，因此，对其他社会团体的发展空间形成挤压，造成不公平竞争。

　　[徐善衍]:3.改善专业类社团发展平台，充分发挥专业类社团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十六大提出“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专业类社团是由较高学术造诣的专业人员组成。以中国科协所属的180多个全国性学会为例。这些组织人才荟萃，人力资本雄厚；具有跨行业、跨部门和多学科的组织网络；具有独立法人地位，活动比较规范；与国际科技组织有稳定良好的合作关系；具有非营利组织公正中立和超脱的社会地位。这些特点，决定了专业类社团在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方面有先天优势，应该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更大作用。

　　[徐善衍]:4.改善社会团体发展的法律政策环境，加强有关立法工作。目前，适用于社会团体管理的少数几部法规，构成了现阶段我国社团管理法规的基本框架，但还未形成完整体系。缺乏一部专门对社会团体进行规范和管理的国家法律。现有法规内容多侧重于登记程序，缺乏针对特性、规范其发展的内容。部门、地方法规又缺乏稳定性和协调性；执行中随意性也较大。

　　[徐善衍]:针对上述四个问题，我们提出四点建议：

　　一、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组织结构“政社分开”的调整步伐，将培育和形成社会团体进入公共领域的渠道和机制，完善公民社会建设，作为党和政府实现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决策。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政府各部门的职能定位，政府行政部门负责宏观决策和部分监督职能，将执行及部分监督职能的一些中、微观职能逐步交给社团组织。树立和倡导政府购买服务的观念，具体实现方式可采用委托授权、契约和招标等方式。

　　[徐善衍]:二、按照统筹安排、政社分开、分类指导、稳步实施的原则，政府的社会团体主管部门及有关机构要加强对社会团体的引导扶持，科学管理，规范行为，支持他们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接受捐赠是社会团体重要资金来源，《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捐赠者可以享受税收优惠，但缺乏操作性。应制定可操作的实施办法。社会团体应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团体自身发展规律的体制机制和活动模式，严格自律，提高公信度，为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奠定基础。

　　[徐善衍]:三、鼓励支持专业类社团积极承担决策论证、专业咨询、标准和规范制定、项目论证评估、社会奖励、职业资格认证和人才评价、教育培训、维护职业道德等职能。尽快启动我国加入工程师国际互认体系的组织工作，成立主要由专业类社会团体参与的工程师国际互认体系工作委员会。

　　[徐善衍]:四、从法律法规层面明确政府和社会团体各自职能，将依法转移职能作为政府职能转移的基本依据和方式。加快社团法的制定工作，明确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等各类社会团体的法律地位和相关社会职能。

　　[黄孟复]:现在请贺旻委员发言，蒋丽芸委员准备。

　　[中国网]:贺旻：民进中央副主席，辽宁省大连市副市长。

　　[贺旻]:主席、各位副主席、各位委员，我代表民进中央的发言，发言题目是《加快民族地区发展携手共建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东部地区迅速崛起，一些民族地区相对落后的趋势，成为我国实现全面小康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瓶颈之一。

　　民族地区面临的困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贺旻]:一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施落后，自我发展能力弱。在民进中央考察所到云南、贵州、新疆的7个自治州和地区，有6个自治州和地区的财政自给率在20%以下，有的甚至不到10%。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的2003年，云南省怒江州的固定资产投资为负增长。

　　[贺旻]:二是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以教育为例，截至2002年底的统计数字，西部地区372个未实现“两基”的县(市)中，少数民族聚居县占83%。据云南有关方面提供的资料，省内7个人口较少民族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不到3年，文盲率为15.4%。

　　[贺旻]:三是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繁。民族地区大多位于边远山区、草原和荒漠地带。脆弱的生态和有限的环境容量，因人类活动日益遭受破坏，自然灾害更加频繁，反过来危及人们的生存基础。1949～1979年，新疆和田地区被沙漠吞噬的土地达46万亩。该地区的策勒县县城，曾三次为风沙所迫而迁移。

　　[贺旻]:四是贫困人口多，生产生活条件差。全国592个国贫县，民族地区有267个，全国2800万贫困人口，民族地区有1300多万。我国人口在10万以下的少数民族有22个，63万人，其中绝对贫困和低收入人口39.4万。人口较少民族聚居的行政村有640个，其中较大部分村没有通电、通邮、通公路和通电话。

　　[贺旻]:综上所述，民族地区由于地处偏远，自然条件恶劣，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自身发展能力弱，使其不可能依靠自身力量摆脱落后状况，实现跨越式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不仅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地区发展差距的不断拉大，民族地区群众的长期贫困，将会严重挫伤各族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使其产生落后失望的心理，成为影响民族关系和社会稳定的深层次根源。

　　[贺旻]:事实证明，民族地区的发展已成为21世纪中国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问题。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奠定坚实的基础。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进一步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民族地区要加快发展，离不开国家和东部地区的大力扶持和帮助。国家应在继续加大扶持力度的同时，对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作进一步的战略思考和适当的政策调整。

　　[贺旻]: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由国务院牵头制定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加强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指导和协调。同时，在“十一五”规划中应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单列成章，提出民族地区“十一五”发展的目标、方针、指导思想和政策措施。

　　[贺旻]:2.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核心，加大对民族地区的财政支持。应调高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返还基数，提高政策性转移支付补助系数，建立一套有利于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平衡发展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针对民族地区公共服务水平落后的状况，国家应在资金上给予大力扶持。建议设立民族地区教育和卫生专项补助，支持民族地区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对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加大投资力度，向下延伸到县、乡，使少数民族群众可以享受到西部大开发的成果。

　　[贺旻]:3.加大“兴边富民行动”的力度。建议国务院成立兴边富民行动领导小组，加强对兴边富民行动的领导。中央财政增加支持资金，把全国兴边富民行动重点县由现在的37个扩大到74个，争取用3年到5年的时间，使边境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发生根本性变化。

　　[贺旻]:4.按照“互惠互利，体现支援”的原则，形成沿海发达城市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的有效机制，在支援的方式上应变单向支援为资源共享、人才互动、共同发展。同时，对民族地区的300个贫困县，采取任务分配和政策引导相结合的方式，使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300个县(市)与之确定“县与县”长期对口支援的互助关系和固定的援助模式。

　　[贺旻]:5.引导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提高非公有制经济在民族地区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建立、完善非公有制经济参与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扶持和引导机制，在市场准入、税收政策、筹资融资和社会负担方面，给非公有制经济以平等待遇，鼓励民间资本、技术、人才流向民族地区。

　　[贺旻]:6.研究制定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的补偿政策。“十一五”期间，国家投资的重点项目，民族地区有资源、有市场的，应优先安排在民族地区。国家在民族地区开发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应安排一定比例的初级产品留给地方发展深加工项目。应适当提高资源税的征收额度或征收资源使用费，并全额留给地方财政，使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贺旻]:7.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根据开发者付费、受益者补偿的原则，从国家、区域、产业三个层面，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和项目支持等措施，对为保护生态作出贡献的民族地区给予合理的补偿，以减轻这些地区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同时，应尝试建立对生态保护区群众的直接补偿政策。

　　[贺旻]:8.集中力量解决人口较少民族的贫困问题。“十一五”期间，国家应进一步加大对人口较少民族和特困地区的政策和资金投入。建议中央财政设立“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专项资金”，用6年时间，每年投入5亿～8亿元，重点解决人口较少民族的基础设施、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和群众增收问题。

　　[黄孟复]:请蒋丽芸委员发言，陆波委员准备。

　　蒋丽芸：香港丽东百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蒋丽芸]:我的发言题目是《发挥香港在中部地区崛起的助推作用》。

　　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积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并从政策、资金、重大项目等方面给予支持。中央政府这一重大决策，不仅有利于中部地区发挥优势，而且有利于释放其在经济上承东启西、联南接北的巨大潜力，加快形成全国各区域间共同发展的战略格局。

　　[蒋丽芸]:香港与内地自去年1月1日《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实施以来，新一轮经济合作明显升温。中部地区的区位和资源优势，与香港经济的互补性较强。香港应抓住这一机遇与中部省份在改造国有企业、发展服务业、扩大对外贸易等方面深化合作。这不仅是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现实需要，也是促进香港社会和谐和长期繁荣稳定的内在要求。在此，谨提出四点建议。

　　[蒋丽芸]:一、发挥香港融资功能，积极参与国有企业改造

　　中部地区产业基础较好，钢铁、有色金属、纺织、汽车制造等工业在内地占有重要位置，但国有股比重偏高，需要吸引外资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香港是筹集国际资金的理想地，现有3600多家跨国公司在港设立总部和办事处，有71家全球最大的银行在香港营运，中部各省可利用香港这个平台，节选一批有经济效益的优势企业，通过包装、推介、在港上市等多种方式与境外公司合作。

　　建议中央政府应尽快制定中部地区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发展领域、支持重点和具体引资政策。可参照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做法，对参股中部地区的国有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其次，中部各省也可以将企业产权转让收入、国有土地出让金及财政预算拨款等收入，建立专项资金，用于支付下岗工人安置费和经济补偿金等，为参与国有企业改造创造条件，以增强中部地区招商引资的吸引力。

　　[蒋丽芸]:二、发挥CEPA制度优势，全面拓展在服务业领域的合作

　　服务业占香港经济的比重达86%，是全球最高的比重，有成熟的服务业经验。而中部地区服务业则开放较晚，发展相对滞后，双方可以利用CEPA实施的机遇，共同拓展全方位的服务业合作。

　　建议中央政府制定鼓励中部民营企业开办银行的政策，由中部省份有实力的企业发起，再吸引一部分港资参加。香港金融机构监管制度严密，因此可利用香港的专业人才及采用先进的管理模式，成立中部民营发展银行，为中部地区企业发展提供融资支援。另外，中部地区独特的中原地理位置，对于物资在内地的运转流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香港有实力的物流企业应该积极参与中部地区传统物流企业的改造升级，加快构建物流网络。还有，就是旅游合作。旅游业是香港重要支柱产业，在旅游景点开发、配套设施建设和管理服务等方面经验丰富。中部各省则拥有众多有待开发的自然、文化遗产等旅游资源，为加快中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建议应首先降低港商在中部地区开设旅行社的最低投资门槛，以鼓励港商参与旅游业的开发及经营。

　　[蒋丽芸]:三、发挥香港贸易大港作用，提高中部地区经济的外向度

　　中部地区地处内陆，客观上制约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而香港则为国际贸易大港，拥有全世界最繁忙的货柜码头及空运港。2004年香港的贸易出口额达到2500亿美元，其中有多类轻工产品出口更是居世界第一。香港有发达的会展业，每年举办约50项国际性的商贸展览会及近200项的国际会议。香港贸发局更在全球拥有40多个贸易推广办事处，可以帮助中部地区的商家寻找客户，为内地企业走向世界发挥“桥梁”作用。

　　[蒋丽芸]:建议中部地区与香港可重点集中在两个贸易领域开展合作：一个领域是农产品及中药业的合作。中部地区是全国重要的农产品及中药业生产和输出基地，香港既是较大的农副食品及中成药的消费城市，也是重要的贸易中转地，应该充分利用现有对外优势，为香港的出口贸易除轻工产品强项之外再增添另一出口强项。建议香港与中部各省加快制定农副食品及中成药的质量、检验、检测和认证等方面的互认标准；建议把高增值的成品在香港作最后检测和包装，加速达到国际食品药品卫生出口许可的标准，通过香港成熟的销售网络，共同开辟国际大市场。

　　[蒋丽芸]:另一领域是加工贸易。香港每年都承接世界各地大量的订单，但由于市场竞争，加工业进一步北移会成为另一种趋势。建议港商在安排新增定单时，应更多地考虑中部各省的比较优势，通过政府推动、市场化运作，把香港的贸易企业与中部地区相关的生产企业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增强外贸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实现互惠双赢。

　　[蒋丽芸]:四、发挥机制作用，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为更加有效地开展合作，促进中部地区和香港经济互利发展和共同繁荣，建议参照“9+2”模式，建立一套有效的合作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建立由中部各省省长和香港特首共同领导，政府高层人员参加的行政首长一年一次的联席会议制度，研究区域战略的合作方向。二是中部各省有关部门与香港对口部门每年举行一次政府专责部门会议，加强沟通相互之间合作发展的可能性。三是民间的合作机制，应充分发挥中部各省和香港的各种商会、贸促会等中介机构的作用及发展一对一的结谊关系。

　　[蒋丽芸]:构建和谐社会取决于国家经济平衡发展，因此东西联动、南北呼应、中部崛起这一宏伟的经济发展蓝图是符合国情的，作为中国的公民，我们有责任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团结统一而贡献最大的力量。

　　发言完毕，谢谢。

　　[黄孟复]:现在请陆波委员发言。

　　陆波：澳门日报常务副总编辑。

　　[陆波]:我的发言题目是《促进和巩固澳门社会和谐推动“一国两制”事业顺利发展》。

　　促进和巩固澳门的社会和谐，是“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推进澳门“一国两制”事业的具体体现。胡锦涛主席去年在出席澳门回归五周年庆典时，向澳门特区政府和各界人士提出了四点希望，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维护安定，努力建设包容共济的和谐社会。

　　促进和巩固澳门的社会和谐，必须处理好区内和区外两个大的方面的关系。对外要处理好“一国”与“两制”的关系；对内要协调好特区内部的各种关系。

　　[陆波]:一、处理好“一国”与“两制”的关系是促进和巩固澳门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

　　“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以“一国”为依归。促进和巩固澳门社会和谐，首先是要处理好“一国”与“两制”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必须把握和处理好中央政府与特区之间的隶属关系，内地的社会主义主体与特区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共存关系，内地与特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

　　[陆波]:澳门特别行政区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实行高度自治。这就要求特区在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同时，必须要有对整个国家的归属意识，特区的任何决策和行动，都不能损害国家的整体利益；必须要有对中央的隶属意识，中央依据基本法对特区的主权行为必须得到切实贯彻。

　　[陆波]:“一国两制”中的“两制”对澳门而言，就是国家的主体实行社会主义，澳门特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不同，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也会不同，但“两制”以“一国”为依归，没有国家主体的社会主义，也就不可能有特区资本主义的繁荣稳定。因此，在对待两种不同制度的态度上，要“坚持主体”、“两制共存”，“和而不同”、“存异求同”。既不能只讲“一国”，忽视“两制”，也不能只注重“两制”，不讲“一国”。正如邓小平先生所讲，“一国两制”要讲两个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思想不能片面，否则五十年不变就行不通了。

　　[陆波]:内地与特区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不仅是促进“两制”发展的巨大动力，更是维系“一国”的重要基础。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发展水平的不同，内地与特区经济文化的互补性很强，两地的经济文化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互动关系。只有坚持在互动中发挥优势、支持配合、互利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为“一国两制”事业的顺利推进注入经济文化动力。

　　[陆波]:澳门回归五年来，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人心安定。经济迅速复苏并持续快速发展。由回归前的连续四年负增长到五年来的平均增幅超过10%，2004年更达到25%；财政收入连续四年保持盈余，累计达到180多亿澳门元。入境游客由回归前的740多万人次增加到1600多万人次，劳资关系不断改善，失业率由回归前的6.3%下降到去年底的4.3%。各种刑事犯罪特别是黑恶势力犯罪逐年下降，社会治安根本性好转。五年中澳门的对外交往日益广泛，大力推行“远交近融”的经济交往政策，积极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合作，还在中央的授权和支持下同世界多个国家建立和发展了广泛的经济文化联系。

　　[陆波]:澳门回归五年来取得的成就，既是特别行政区的领导和全体居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更是中央政府大力支持的结果，是正确处理“一国”与“两制”关系的结果。这充分证明，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处理好“一国”与“两制”之间的关系，保持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与发展才有保障，建设和谐优质的社会才有保障。

　　[陆波]:二、协调好特区社会内部的各种关系是促进和巩固澳门社会和谐的基础

　　促进和巩固澳门社会和谐，澳门社会内部的和谐是基础。澳门属于微型社会，利益交错，社会复杂，矛盾不少，要梳理出社会发展的思路并不容易。五年来，在特首何厚铧的领导下，特区社会“守望相助，和衷共济”；多重大局，少顾局部利益；多讲协调，少有抗衡冲击。“爱国爱澳”的精神主轴，稳定的政治氛围，使澳门上下同心谋发展有了坚实的基础。

　　[陆波]:政治上，在坚持行政主导的前提下，行政与立法、司法之间关系正常，保证了有效施政。经济上，制订并实施了“以博彩旅游业为龙头，以服务业为主体，其它行业协调发展”的发展战略，并初步取得成效。社会方面，特区政府在施政过程中坚持“以民为本”，“助民解困”，缓解失业压力，扶助弱势社群，提出了“共建优质社会”的目标。最近，又明确了市场动向和政策方向的统一，繁盛的外观和内在承受能力的统一，未来演进趋势和预先规划铺排的统一，区域合作因素和区内发展因素的统一，成为澳门经济全新发展的指针。通过这些政策和举措，有效地协调了澳门社会各阶层利益，为进一步营造社会和谐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陆波]:族群和谐和文化和谐也是建设澳门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尽管在澳门居民中葡裔居民占不到百分之五，但特区政府高度重视葡裔居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环境，尽量创造有利条件，使得华裔和葡裔居民融洽相处，包容共济。澳门是中西文化交汇之地，东西方文化长期共存。特区在弘扬中华文化的同时，也有意识地保留和保护西方文化和历史遗产，使澳门继续成为中西合璧的特色文化城市。实现族群和谐和文化和谐，反过来也必将促进澳门的社会和谐。

　　[陆波]:顾全大局，团结互助，包容共济，一直是澳门优良的社会价值观，今后应进一步弘扬。这也是保证澳门长治久安的重要基因，必须倍加珍惜。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还要落实胡锦涛主席所提出的要求，着力提高管理社会事务的本领、协调利益关系的本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维护社会稳定的本领。妥善解决诸如公务员行政改革、人力资源、城市规划和集体运输系统、本地中小企业面对外资大举进入的生存环境及提升自身竞争力、教育改革、更广泛地扶助弱势社群等问题。

　　谢谢。

　　[黄孟复]:今天下午的大会发言进行完毕，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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