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理想的社会再分配应由市场自主调节

    提要：济贫安富的现实状况是，公平状况已经妨碍到效率，分配不公的趋势没有扭转，有些方面还在恶化。要实现和谐社会，要处理好国家与民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劳资双方的关系。理想的社会机制再分配，是通过声望和财富之间的交易，市场内在会具有恢复平衡的内在机制。

公平已经妨碍到效率，社会不公在恶化

一是济贫安富的现实状况。

　　我有这么几个判断，济贫安富还是说到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秦晖先生过去其实有过这方面的讨论。我有三点认识，能否成立，供大家参考。第一，我们的公平状况已经妨碍到效率。效率不损失的话，又恐怕保证不了公信力。为什么说已经妨碍到效率呢？现在农民收入低，国际市场狭窄，国内产品销售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现在外贸依存度70%。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效率是不一样的，国际贸易交易成本要高得多，这肯定是一个效率的损失。第二个我们现在的经济是粗放的发展，造成高能耗、高污染，这也是一个效率损失。还有工人收入水平低，劳动力资本水平不能提高，这也影响效率。三个方面效率的损失跟公平问题没有解决好有关系。

另外，分配不公的趋势没有扭转，有些方面还在恶化。根据我们自己调查，农民工的工资几年没有增长，但国民收入在提高。这样的数字说明公平状况在恶化。济贫安富的现实还有一点，我特别想多说一下，我们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转型主要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矛盾，这三个方面的矛盾现在来看都存在公平缺乏、正义不足的问题。要处理好这三个矛盾，第一是国家和民间的关系，第二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第三是劳资关系的问题。我觉得这三个关系很重要。如果这三个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农村的坎没有过去，后面的坎比农民的坎成本还要高。你怎样过去这个坎？就是这三个关系怎样处理好的问题。

国与民、中央与地方、劳与资三者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国家和民间之间的关系。我倒不同意简单的说法，说现在国家富、民间穷。但改革开放之后，的确有一部分先富起来了，但要看看民间富起来的是哪些人，是普通老百姓富起来的吗？大部分商人和官员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民间没有背景恐怕很难富起来。

其次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基本是中央富、地方穷。原来中央财政收入比较低，现在超过50%。刚才贾康教授讲了，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例已经超过50%，但中央财政支出是在30%左右。以我个人来看，这个收入放在地方，跟拿到中央再返回地方是不一样的。比如有时候我们调查一个项目，这个项目需要一百万，“跑部钱进”之后，结果就是一百万大打折扣。

第三个矛盾是劳资关系。劳资关系太重要了。影响社会转型的三个方面的问题，处理不好的话，都会影响可持续性发展。这都是济贫安富需要面对的现实。

　　面对现实之后，第二个大问题是怎样济贫安富？我觉得还是要从三方面做文章。第一，国家和民间的关系我们绕不过。我所说的国家和民间的关系，一个是政治方面，一个是经济方面。政治市场上，讲和谐社会第一条民主法制还是非做不可。在经济方面，现在的贫富悬殊原因可以说是比较复杂的。但总体上有这么一个判断，市场的自由度我认为还是够的。我们现在看市场不完善，市场不完善并不是市场发育造成的，而是政府行为不当造成的。我们每当讲市场不完善的时候，这件事情仔细分析的话，一个是市场条件和物质不完善造成的，很大方面是政府行为扭曲造成的，如果市场自由度进一步提高的话，可能公平的状态要好一点。

　　秋风一开始提到富人的责任问题，我们解释可能不太一样。我自己可能不太强调它的责任方面，我强调它的交易，为什么呢？人的需求总是讲有层次的，富人需要社会声望，需要尊重，你要获得尊重，包括获得穷人的尊重，应该理解为交易。富人要获得交易要作为一个慈善家，机制到了那个程度，富人就不得不做那种交易。我曾经用经济学道理思考过，用金钱换声望的交易，和一般市场的交易规则还不太一样，和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交易还不一样。富人交易的时候要付出一些代价，你越富的时候，穷苦人开的价码越高。如果把这个事情当成市场的观点来看，如果使市场更加自由，市场到达一定的自由度，富人要交易就得拿钱。我觉得机制的安排就是要让富人拿出钱来进行交易，让穷人尊重他，这肯定是有利于社会增加公信度。政治的弥补和经济的自由化，两者处理好就会相得益彰。

　　第二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要让地方富起来。

　　第三是劳资关系的问题，我们的确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城门全部打开，有可能是浪漫主义

再一个，我想多说一点浪漫主义的问题。

　　现在讲穷人如何如何，在舆论界有一种很有意思的看法，城门全部打开，让农民进来。农民进来是要盖廉住房的，关于农民进城的门槛问题，我不主张根据人们的身份，因为你是农民就不能进。但城市是不是任何门槛都不要，能不能给城市一些自主权，能让它有自己的门槛？我的看法是不在于有没有门槛，看怎么设，是有歧视性的门槛还是跟价值有冲突的门槛？我看国外规定最低住房面积，如果你买不起这样住房面积无法在城市居住。我们国家也有这种情况，所谓打工的问题，是否可以考虑采取工作场所居住制度作为一个补充？

　　我还看到讨论会上有这么一个说法，我们贫困的减缓和城市化毫无希望。中国根本没有办法，人口多，中国自古以来缺乏民主传统等等。现在看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农民工的市场出现了民工荒，从今年到去年，某种程度上是很意外的，我们没有想到。反哺农业，也有人认为还没有达到这种状态，但现在一下子成为政策，好象蛮有可能性。原来没有想到，现在做到了。中国的发展跟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发展规律基本是一致的，总之，我在建立和谐社会这个问题上蛮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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