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华之后的香港：施政方向不会有大改变

　　7年多的时间证明“一国两制”的实践是成功的

　　3月13日清晨，微雨挟着寒意静静飘落。守候在港岛山顶曾荫权宅邸外的记者们，意外地得到了冒腾着热气的咖啡和点心。隔着铁栅栏,一身深色衣服的曾荫权远远地向记者拱手示意，对于记者们大声喊出的问题,他则未置一词。

　　就在前一天晚上，60岁的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宣布代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一职。原特首董建华因健康原因于10日向中央政府请辞并获准。而第三任行政长官的产生,将完全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有关法律办事。

　　舆论和人心都很平稳

　　一贯高度敏感的香港股市在董建华辞职后并没有太大波动，恒生指数沿着近段时间以来的惯性小步爬升;楼市则略显积极,在一处名为“将军澳豪庭”的新房产项目销售现场，等待看楼的市民排起了长队。

　　在位于北京东部的香港贸发局办事处，负责新闻宣传的张昊英连日来忙着为将在两周后开展的“香港时尚汇展”做准备。这个着力向内地市场推广港产时装饰品的展览，过去几年中一直是北京春季时尚界的重头戏。张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说，今年来自香港的参展商将多达150家，“高层的人事变动对我们的工作没有任何影响。”

　　商务部的一间办公室，负责香港事务的一位官员边赶写报告边感叹:“协商、调研、起草文件、协调工作……围绕CEPA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于2004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香港与内地更紧密贸易安排》(CEPA)内容不断扩大，从2005年起，内地对香港几乎所有产品都实施零关税，服务贸易方面在原有18个领域基础上再增加8个。此外,商务部还出台了支持内地各种所有制企业赴港澳经商的政策。

　　就在一个月前的春节期间，两个星期中经陆路口岸往返香港与内地的旅客超过577万人次,同比上升了17%。

　　“香港的舆论和人心很平稳，大家都知道稳定对于香港有多重要，也明白香港这些年能渡过重重难关，和中央的支持密不可分。”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大代表朱幼麟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从香港来到北京讨论国家大事，回头一看，觉得香港很小。”朱幼麟说。

　　就在这个春天，香港已进入了它回归的第八个年头。

　　回归以来的最好时候

　　“香港经济已出现了良好的复苏势头，并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趋势，政治和社会状况也逐渐稳定下来。”董建华在请辞报告中这么说。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刻，我对香港的前景比我就任的时候更加充满希望。”

　　3月16日,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唐英年表示,香港经济经过数年的调整后，已摆脱金融风暴以来的低迷局面，重回增长轨道，去年经济增长达8.1%，是4年来最高的增幅。

　　更有分析人士认为，综合多方面因素来看,目前香港的状况是回归以来最好的。

　　两个月前，董建华在香港立法会作了题为《合力发展经济共建和谐社会》的第八份施政报告。这份施政报告特意选择了象征“茁壮成长”的绿色封皮，与前年“曙光初现”的橙色、去年“生机勃勃”的蓝色相呼应。

　　报告谈到当前香港的经济形势时说“正处于亚洲金融风暴以来的最佳状况”。

　　过去一年，香港经济的复苏动力不断加强。失业率由2003年最高时的8.6%降至去年底的6.7%，总就业人数则创出330万的历史新高。

　　多年来为香港经济的低迷徘徊所苦的董建华说，内地正加速现代化，经济总量和市场机会不断增加，为香港经济发展增添了强大的动力。在香港困难的时候，中央政府对特区政府提出的多项建议都一一作出正面回应，包括签订CEPA、开放内地市民来港“个人游”、建立粤港合作联席会议协作机制、批准本港银行开办人民币个人业务、输入内地人才、实行24小时通关等。

　　施政大方向不会有大的改变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陈家强分析说,现在,政府比较关心的是以后香港的竞争力在哪里，报告中还明确谈到要解决社会贫富悬殊问题。“香港人的信心恢复回来了。”

　　香港大学一项最新调查显示，董建华的施政报告亮相后,受访者的评分达到56.3分,创1999年以来新高。

　　施政报告发布当日,港股结束了连续6个交易日的颓势,恒生指数全日上涨0.41%,以日内高点13565.31点报收。

　　评论认为，在董建华任内，香港度过了最艰难的阶段，打开了经济复苏之门。特首易人并不会给香港社会带来太大震荡，施政大方向不会有大的改变。

　　中央政府驻港联系办主任高祀仁表示说，董建华辞职是一件大事，但“不会影响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为香港有比较完善的法制，成熟的社会制度，以及人们成熟的心理程度”。

　　穆迪投资副总裁兼高级信贷评级官员史蒂文·赫斯表示，他们并不认为人事变动会影响香港整体的经济环境或港府在经济方面的政策。标准普尔也发表报告表示，由于财政状况坚稳，因而不会对香港的长短期外币信贷评级和本地货币长短期评级构成实际影响。

　　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认为，香港拥有完善的法制体系、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和自由的媒体，因此领导人不是最关键的，还是制度最重要。权力的交替也是按部就班地、有序地进行，相信这有利于香港政治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尤其对确保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是有益的。

　　“一国两制”经历峥嵘岁月

　　连续7年多每天工作16小时的董建华，在他68岁时决定与特首这个促使他不停艰苦打拼的角色告别，尽管他说自己“总有一点依依不舍”。

　　“中央政府对董建华先生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胡锦涛在会见董建华时说。

　　在辞职报告中，董建华这样总结他的特首生涯:“我们历尽艰辛,面对泡沫经济爆破、经济转型和SARS带来的冲击,八载风雨路崎岖得很,市民的痛苦、忧虑和对政府的期望,我从未敢有一刻忘怀;为纾解市民的痛楚,我鞠躬尽瘁,从未敢有一日懈怠。”

　　1997年7月1日,香港开始实行“一国两制”,标志着150年英国殖民管治的结束,香港开始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历程。“一国两制”这个概念，无先例可援，到底本身是否可行，关系着“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否可以成功。经过7年多的时间，证明了“一国两制”这个概念的确是可行的。

　　董建华就任不久，天灾人祸便连踵而来。首先出现的是医疗事故不断，天天新鲜;紧接着的是禽流感，全城杀鸡鸭等禽畜，数以十万计，成为国际焦点。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又对香港股市造成沉重打击，房地产价格跌入谷底。

　　1998年“两会”闭幕当天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上，凤凰卫视记者吴小莉提问:“请问，香港如果出现困难，中央政府会采取什么措施帮助支持？”

　　朱基总理果断回答:“如果在特定条件下，万一特区需要中央帮助，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持它的联系汇率制度！”

　　朱总理话音刚落，香港股市指数迅速上升。

　　1998年8月，处于经济动荡中的香港资本市场出现了兴风作浪的国际金融“大鳄”的身影，为了保卫香港金融市场,香港政府决定动用外汇储备向股市注资，以阻击“大鳄”袭击。这一最终动用约1180亿元的“史无前例”的行动曾广受争议，后来被普遍认为是成功的。

　　2003年3月,SARS爆发,再度使香港受到重创。市民戴口罩、眼神疑惧的照片传遍世界。根据当时的统计,香港有1755人染病,299人死亡。作为香港支柱经济之一的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再次遭受严重打击。

　　在这突如其来的事件中，香港社会各界团结一致。特区政府处变不惊,沉着应对。 2003年6月23日下午，董建华专程前往曾经人人谈之色变的淘大花园举行发布会，宣布世卫组织将香港从疫区名单中除名。

　　一周后，温家宝总理来到香港。他说:“香港爆发SARS后,中央领导同志都很牵挂香港,我也想有机会来看望大家,看看香港。”

　　这一年，香港经济增长率为3.2%，港人说:“我们已经看到了隧道尽头的曙光。”

　　2003年7月至2004年初，香港社会围绕香港政制发展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对香港基本法附件的有关规定出现不同理解。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称，众说纷纭、争拗不断的根本原因，“在于对香港特区与中央的关系问题存在不同认识”。

　　2004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接连召开两次会议,就香港基本法有关条款释法,审议特区行政长官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两度访港，与数百香港人士举行5场座谈。

　　国家权威机构释法为香港社会早前众多的争议一锤定音。在释法公布当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乔晓阳的表述令人印象深刻：“这次解释的要害之处”是“充分表明了中央对香港政制发展自始至终都有决定权”;“释法”不是“变法”;人大释法不会阻碍香港的民主进程，恰恰是推动香港的民主向着基本法规定的方向发展。

　　中央政府对于香港的政制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03年12月初,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见来京述职的香港特首董建华时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必须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规定，从香港的实际情况出发,循序渐进地发展,相信香港社会对此是能够形成广泛共识的。这被舆论视为“向香港乃至全世界传达的一个清晰明确的重要信息”。

　　胡锦涛的三点希望与香港未来

　　关于董建华之后的香港,专家分析说，有效落实CEPA、继续加强和丰富CEPA内容，是未来几年香港维持经济复苏的关键。

　　2004年，在CEPA签署后的第一年,香港的经济发展速度已经达到了8.1%,多项经济指标达到了两位数的增长。董建华在其在任的第八份施政报告中，在总结其经验时则强调说,除了“善用香港独特优势”,“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央政府的积极支持”。

　　事实上，自1997年香港回归后,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先后4次访港、17次在不同场合与特首董建华会面;而胡锦涛自2003年担任国家主席以来，不到两年内先后10次会见董建华，高度关注香港事务。

　　“香港是风水宝地，连续12年被世界公认经济自由度排第一。法制健全，市场经济发育完善，是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信息中心、贸易中心，明天肯定会更好。”京华山一国际(香港)有限公司首席顾问刘梦熊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同时，他也认为香港经济的发展也仍存在变数。“香港现在经历的经济转型，方向是否明确，是否选准了突破口，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刘梦熊认为，对于董建华的继任者来说，香港结构性的财政赤字怎么扭转依然是艰巨的考验，而这又和香港公务员改革联系在一起。此外，能否有效协调政治力量，以对话代替对抗也将是影响投资环境的最大变数。

　　也有专家认为，对于开放度极高的香港，世界经济环境的风吹草动也将是影响其发展的巨大不定因素。事实上,在金融危机之后,2000年香港GDP和人均GDP分别大幅增长10.2%和9.2%,但美国经济进入衰退期,通过贸易、资本流动等渠道刮来的衰退寒风，令高度外向的香港经济瑟瑟发抖。

　　2004年12月下旬,胡锦涛在澳门会见董建华及特区政府班子时，对香港提出三点希望:一是要以香港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重，以国家利益为重,加强团结，和衷共济,互相支持，密切配合;二是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努力改善民生，热忱回应和解决民众关注的问题,维护社会稳定;三是要认真回顾香港回归7年多来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的历程，不断提高施政水平，把香港管理、建设得更好。

　　专家分析说，这些问题对于今后的香港依然非常关键。《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程瑛、实习记者沈亮／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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