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另一只眼看待安乐死

　　南方网讯 早在1988年，严仁英和胡亚美，这两位中国妇产医学和儿科专业的泰斗在七届人大会议上，就提出了“安乐死”的议案。最近，随着对“安乐死之子”王明成的报道，“安乐死”又开始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如近期人民网的“网友说话”中就有单士兵的《“安乐死”的生命价值悖论》和文志传的《也说“安乐死”的生命价值》。

　　单士兵在文中指出“安乐死”缺乏死亡的道德正确性，是一种消极的生命价值观的

反映。论点之一就是：“安乐死”不符合“全人关怀”精神。消除末期病人的痛苦，应该从全方位、多角度出发，实施“全人关怀”。而文志传则认为，生存权是人权的基本内涵之一。尊重人权，理当尊重人的生命。但是，生命既然属于个人，个人就不但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而且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这两位都是从生命价值、生存权利、人文关怀等比较抽象的概念进行论述的，然而对有些问题并没有做出回答：如当下中国为什么有不少病患提出“安乐死”？我们是否为有“安乐死”意愿的病患作了最后的努力？在什么状况下可以实施“安乐死”？7月17日《南方周末》的专题策划《安乐死的中国现实》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它不是“坐而论道”，而是用活生生的事例和冷冰冰的数据，让我们有所感觉。

　　先来看一组数据。国内ICU(重症监护病房)治疗费用大约为每天2000元-5000元不等；而高度危重的病人，其救治费用可高达每天万元以上。我国一个植物人每年所需的医疗费用为人民币10万元以上，相当于每天花费300-500元。尿毒症患者必须通过每周2-3次到医院进行4-5小时的血液透析，以现在国内每次透析400元-500元的费用计算，全年的治疗费用即为5万元左右，这还不包括其它检查、治疗费用。肾移植手术的费用近年来降低到较为基本的6万-8万元，但移植手术后患者需要终生服用抗排斥反应的药物，为此需每月花费5000-6000元，与此类似的情况还有白血病的骨髓移植治疗。大量恶性肿瘤患者的化疗费用也维持在每月3000元-5000元的水平，甚至更多……虽然我们常常说“生命无价”，而在现代的医疗手段面前，危重病人的生命价格是可以用数字计算出来的。上面所列举的那些数字，意味着治疗费用的昂贵，对普通的家庭来说，短时间的支撑可以，亲情的力量毕竟是强大的，但长时间的支持是不能承受之重。

　　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这样的事例——2001年4月，西安市9名尿毒症病人联名写信给当地媒体，要求安乐死；消息见报后，又有40名尿毒症患者公开提出了相同的要求。他们要求放弃生命，并非是因为痛苦，而是因为贫穷。能说他们的生命价值观非常消极吗？能说他们真正自愿地选择了自己的死亡方式？在他们的故事见报后，2001年8月，西安市经实际调查，把尿毒症在社会保险中的报销额度从70%增加到90%，把每次的透析费最高标准从450元降低到380元(透析是中晚期尿毒症病人维持生命的方法)，鼓励一批单位参保。2003年7月，《南方周末》的记者去访了他们，9人中已有1人病情恶化去世，至少有3人的生活状态相当不错。其中一位有如下的话“现在个人承担的费用降了，透析费也减了，我可以充分透析了。以前做梦总想着下个星期的透析费在哪里，这是救命钱啊。”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关于王明成的报道中，虽然“母亲死去的那一刻的安详神情一直烙在他的心上。他向院方提出让自己安乐死的勇气也来源于那个眼神”，但不能否认的是他提出“安乐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不想再让妻子受累”，因为“一个月光止痛费就得2000多块”。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很多病患提出“安乐死”只是因为贫穷，贫穷带来的心理痛苦远甚于生理痛苦。这跟是否具有积极的生命观、是否想延长自己的“道德生命”无关，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

　　因为很多病患“安乐死”的意愿是出于贫穷而做出的选择，毕竟，像文志传文中举出的巴金老人的例子，是少之又少的。那么我们应该尽量利用社会资源为他们做一点努力。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在1990年颁布的《指导医学实践的伦理学原则》中所要求的“治疗应符合社会的需要和要求(公正)，必须权衡治疗措施带来的利弊。对病人应该公平对待，不分性别、年龄、肤色、种族、身体状况、经济状况或地位高低，决不能有任何歧视问题的出现。”在当前中国，最应该为他们做的是对医疗保险制度作进一步的改善以及大范围地实施“宁养服务”。

　　上文所说的西安9名病患的例子就是一个明证，由于西安市对社会保险作了相关的改进，他们不再有“安乐死”的意愿。同样可以说明问题的是，尽管从理论上说，上海应该是最有条件实施“安乐死”的城市，但上海一家著名的三甲医院的陈医生，在沪上从医四年的过程中，并没有遇到任何一个人向他提出“安乐死”，“尽管最后阶段非常痛苦，人们却都在坚持。无论如何都在坚持。”为什么他们会坚持呢？重要的一点就是上海的医疗保险在全国终归还是一流的，上海的大病医保中囊括了晚期癌症、尿毒症这些大量消耗金钱的病种。所以，为了对每一个公民的生命负责，目前的有关医疗报销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具体的制度应该作进一步的修改。

　　关于实施“宁养服务”的问题，单士兵的《“安乐死”的生命价值悖论》中提及医疗人员既要加强对末期病人生理疼痛的控制，更要针对末期病人因非肉体的原因，实施“宁养服务”，比如，针对病人的孤单、受遗弃、被亲人视为负担等心理，加强辅导，化解他们的抑郁。的确，英美等国的宁养研究结论显示，很多病人提出安乐死，很大程度上是心理原因，病人认为自己是家人和社会的负担，或觉得自己被子女遗弃，如能加以开导，绝大部分有求死念头的病人都会回心转意，不再认为接受安乐死才是消除痛苦的最佳办法。但必须注意到的一个现实是：全国通过香港李嘉诚基金会筹建的宁养院才有20家，每家医院一年只有100万元的资金注入；目前直接受惠的仅有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兰州、乌鲁木齐、汕头、深圳等地的癌症患者5000多人；部分宁养院出现了义工短缺的局面……

　　杯水车薪，尴尬的现实。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最早推出此项服务。在美国，类似于临终关怀的纯福利性宁养机构多达1700所，遍布各州。在中国香港，每年各界人士对宁养服务的捐款就多达亿元。

　　对医疗保险制度作进一步的改善以及大范围地实施“宁养服务”，的确能消除大多数有“安乐死”意愿的病人的心理压力，让他们珍视自己的生命；但也不排除像巴金老人那样的例子，享有完善的医疗服务，同时也不用为费用发愁，但由于种种原因，真正有“安乐死”的意愿。这两种情形，正好反映了当前“安乐死”在中国的现实。对此，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该给的各种治疗以及心理支持都给了病人后，再让他自己选择；而不能以某种名义来酿造社会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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