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人物周报：女省长宋秀岩的成长轨迹(2)

　　个性鲜明新生代

　　从去年9月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今，短短半年期间，相继有多名中国省部级官员履新。人事变动共涉及8个省(区)和两个国家总局及1个国务院直属单位，其中包括5位省委书

记和4位省长。如此密集地进行官员岗位调整，为近年所罕见。同时，因本次人事变动恰逢新一代领导集体全面接班之际，故颇受海内外瞩目。

　　而随着一批地方新官员的登场，中国省部级官员的年龄结构也出现了变化，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开始走上政治前台。在最近履新的9位省(区)领导人中，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就占了5位，除青海省省长宋秀岩之外，分别是李克强(辽宁省省委书记)、杨传堂(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卢展工(福建省省委书记)和王珉(吉林省省长)。

　　加上先于上述5人在地方担任正职的李源潮(江苏省委书记)、习近平(浙江省委书记)、赵乐际(青海省委书记)、韩正(上海市长)、杨晶(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和张宝顺(山西省省长)，不难发现，在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一把手”中，50年代出生的人已经遍布三分之一的省份。

　　如果将薄熙来(商务部部长，生于1949年3月，可以与50一代视为同代人)、张春贤(交通部部长)、刘志军(铁道部部长)、刘鹏(体育总局局长)等在国家部委任职的官员计算在内，这一群体的数目还将更为庞大。

　　按照中国中高级公务员更迭的时间规律，在今后两三年内，这个数字还将迅速增长，在全国各地，更多50年代出生的干部已成中高级公务员中的中流砥柱，成为组织部的后备人选。

　　他们是名副其实“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他们的个人成长经历与共和国的发展脉络基本吻合，其施政风格也不可避免地拥有那个年代特有的时代烙印，呈现出与前代人不同的新特点。他们的黄金时代到来了。

　　“红旗下的一代”明星式登场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宋秀岩经历了一场媒体马拉松追逐大赛，众多记者紧跟在她身后，期待她能在进出会场、吃饭和上厕所的间隙中回答一两个问题。宋秀岩是生于50年代的省长之一，而且是目前在任的惟一女省长。宋秀岩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专访时说，她一向低调行事，但接受采访可以很好地宣传青海省的投资和旅游项目。

　　明星式登场是50年代的高官的普遍风格，他们在上任之初召开专场新闻发布会，公开发布自己的就职演讲，宣讲自己的施政主张，这些都是上一代鲜见的风格。他们的前辈上任时，一般只发布一条消息，就任后第一个月往往用于基层调研，第一年内惜字如金。在“注意力就是经济”的今天，这种风格被突破了。

　　开明星风范先例的当属薄熙来，与共和国同龄的他在任大连市市长和辽宁省省长时，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了一张城市名片。而43岁就成为河南省省长的“博士省长”李克强，也善于先声夺人，他在主政河南期间，提出要摆脱“妖魔化河南”的局面，引发了全国关于河南形象的大讨论。在河南形象得到改善后，他又提出“中原崛起”战略，鼓励河南要成为“中原第一省”。2004年12月，他由河南省委书记调任辽宁省委书记，在施政演说中，他认为辽宁“不仅在东北振兴中，而且完全有可能在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中走在前列，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区域中重要的增长极。”而由苏州市委书记升任吉林省省长的王珉，在当选次日，即2005年1月30日的媒体见面会上慷慨陈词，要实现吉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变“快走”为“快跑”，构建“南资北移通道”。

　　老三届的历史选择

　　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很难绕过这个坎：文革开始后，1966年到1968年从初中和高中毕业的学生全部“上山下乡”，这也就是所谓的“老三届”。现年53岁的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就被称为“知青书记”，他在黑龙江的13年知青生涯成为包括他个人在内都颇为看重一段履历。有一次黑龙江省富锦市的知青慰问团到浙江开会时，当时在浙江工作的卢展工说了这样一句话：“没有黑龙江的13年，就没有我的今天。”北大荒的生活，塑造了这位浙江人“性格直率、办事果断、廉洁自律”的风格。

　　文革结束后，于1977年和1978年两次针对社会考生举行春季高考，他们是奋斗的主力军，此时他们的年龄已经接近30岁。他们的成长虽然被耽误，但历史也给了他们一个不可多得的契机。80年代初，正处在改革初期的中国急需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和干部，邓小平倡导提出的干部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标准给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创造了机会。他们包括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北京大学78级)、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复旦大学78级)、青海省委书记赵乐际(北京大学77级)、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78级)、甘肃省省长陆浩(兰州大学78级)……

　　一名叫葛焰的“老三届”不无自豪地说：“1977和1978年高考中能够考取的都是那时的优秀人群，他们在校是出类拔萃的学生，由于缺乏背景或家庭成分不好，无法被保送到‘工农兵大学’去念书，但一有机会他们便会蠢蠢欲动。”

　　历史总是让适合的人去书写。改革开放使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走上了为他们准备的舞台，与后来者相比，他们的契机显然更好，许多人大学毕业后便进入省级各大机关、研究院校和大型国企，位处于社会决策层，加之经历丰富，对中国问题认识深透，在决策时更能科学系统地对待问题。

　　断续的成长经历同时给了他们一份难得的经验，这一代人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同时锤炼了自己的意志。“与年轻的干部相比，他们这代人更加乐意吃苦。生于50年代的这批领导，兼有出生于革命年代的干部的群众工作能力和出生于六七十年代的这一批人所接受的良好教育，可以说是吸取二者之长。”国家行政学院的姜平教授说。

　　完整的学历和履历

　　高学历和完整的个人履历，是这一代高官的突出特征。

　　李克强在19岁中学毕业后即到安徽凤阳插队，担任过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1982年在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翌年即成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时年28岁。10年后38岁时，出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在此期间坚持学习，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与李克强类似，李源潮也于1978年参加高考，在上海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后，曾在共青团系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文化部等地任职。在此期间，他与李克强一道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并一起合作出版了《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

　　还有些干部虽然不属于“老三届”，但也都有较高的学历，如杨传堂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市场经济专业研究生，韩正是经济学硕士，王珉是机械制造专业博士。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和陕西省委副书记袁纯清大学时代都是学法律专业的。

　　除了在学历上比他们的前辈更高，“新生代”高官们还拥有更完整的履历。姜平认为，省长的完整履历应包括以下内容：同时拥有基层工作经验和中央工作经验；拥有某个学科的专业素养和某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做过副省级的某个行业的分管领导；还应该做过市级的一把手，知道如何掌控全局。这其中，每一环都有助于他最后担当重任。姜平博士曾在江苏省组织部和中组部工作多年，亲历了中国一二十年来干部培养机制的转变，现在则就职于专门培训中国中高级公务员的国家行政学院。

　　以出生于1950年的吉林省省长王珉为例，在他的履历中，这些必需的环节一个都不少：曾下乡插队，当过工人，经过一番苦读，于1985年取得南京航空学院博士学位。他的身份在10年中由大学教授转变为省长，其过程是这样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江苏省省长助理——江苏省副省长——苏州市委书记——吉林省委副书记——吉林省省长。

　　人文背景渐成主流

　　50年代出生的干部走上前台之后，中国党政领导干部的专业结构也在悄悄地发生改变。与过去十几年中技术类工程师出身的官员占多数不同，大批人文及社会科学专业人才开始在政坛崭露头角。

　　据本报不完全统计，在11名50年代出生的省级党政一把手中，人文类学科出身的就有8人，工科专业的只有2人(另有1人专业不详)。

　　变化显然不是突如其来的。在姜平看来，人文学科背景的官员逐渐增多，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上世纪80年代正逢改革开放之初，那一批大学毕业生多数都充实到了管理岗位上，其中尤其以经济管理和法律专业最受欢迎。

　　中央党校的赵虎吉教授也曾经就领导干部发生的变化分析说：“随着中国国家发展战略从经济增长一边倒转向均衡发展，目前急需管理及调整型人才。”

　　另外，目前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的62名党政“一把手”中，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人就有50人(其中1人为1949年出生)，30年代出生的有1人，而出生于50年代的11人也恰恰是近来在中国政坛调动最频繁、最活跃的群体。其中青海省省委书记赵乐际年仅48岁，是中国目前最年轻的省委书记。50年代出生的官员集体登场，也可以看成是中国高级领导层代际交替的前奏。

　　在目前30、40年代出生的地方党政领导中，63岁以上的有7人，省部级干部退休年龄是65岁，可以预料的是，未来一段时间相应的人事调整还将继续，将有更多50一代走到台前。

　　实干与创新

　　灿烂的笑容背后，掩盖着严峻的考验，中央把当前中国最需要创新发展模式的地域交到这批中国政坛最年轻的省部级官员手中：东北急需甩掉旧包袱，重新构建产业模式，王珉要跨越这个考验；浦东经过15年的开发，优惠政策已经到期，土地储备枯竭，近两年在吸引大型外企上屡屡败给80公里外的苏州工业园区，同时还直接导致城市就业压力增大，这是韩正要解决的难题；青海面临着透支性增长的危险，现有的支柱产业如铝锭、硅铁、碳化硅等高耗能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的75%，为这个西部省份确定未来之路的担子落在宋秀岩肩上。

　　“生于50年代的这一批领导，与比他们更年长的那一批领导相比，不仅知识层面更高，更重要的是思维活跃开阔，这对能否做一个好的领导来说至关重要。”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姜平说。在他看来，生于50年代的领导人有许多优秀的共同特征，比如知识水平更高，经历丰富，对中国问题了解深透，意志坚强，但他最推崇的还是这一条：敢想敢干敢闯，也正因为如此，中央把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新路的重要任务交给了他们。

　　“那么，官员说得太多会不会被指责为做秀或不务实呢？”

　　“当然了，每个人都会判断出错，每个人的想法都有落实不了的时候。现实中，很多人工作若干年，变得不敢想不敢说，慢慢地丧失了激情和开拓精神，应该鼓励官员们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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