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日本推卸历史责任难担常任重责

　　首席评论

　　刘洪波

　　日本可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东亚国家一片反对之声。朝鲜和韩国政府已经明确态度，韩国民间针对日本的抗议一如既往。在中国，各大互联网门户网站“反对日本成为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签名运动如火如荼，尽管网站签名只列反对项而不设支持项，使得数据缺乏对比性，从而降低了数据说服力，但说反对声浪处处奔涌，是毫不为过的。

　　有报道说，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国家已超过一百，相信随着日本进一步的外交工作，支持的国家还会有所上升，这些国家当然并不都是“西方国家”，从数量上说，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事理国的国家中，还是以发展中国家居多数。国内更有专家说，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已是“大势所趋”。

　　上面两方面情况结合起来，可以说日本陷入了一个“远交近攻”的外交局面，近邻不悦，远朋不少。虽然这一局面或许并非主动选择，但对一个长期致力于“脱亚入欧”的国家来说，日本在东亚近邻中如此孤立，也算是“求仁得仁”，播种与收获，总是相互关联的。

　　日本与东亚近邻的关系如此紧张，主要在于历史问题。其实，日本与东亚各国关系的历史，虽是源远流长，但没有太多遗留问题。二战结束所定的国际体系，不仅代表着一种现实的国际政治局面，也代表着一种国际共同认知准则。在这一国际认知中，所谓“大东亚战争”的罪恶性质是确定的。遗留下来的慰安妇问题、劳工问题、化学武器问题，原本不是什么难以处理的事。

　　几乎没有遗留问题的历史，弄成挥之不去的“历史问题”，并经常成为一个现实问题，不能不说是“东方智慧”的失败。东亚各国政府或民间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反对，除了基于地缘政治上的利害考虑，更基于日本对自己的历史，具体地说就是对二战的历史缺乏认识。简单地说，人们认为日本不足以履行大国的道义责任，更多地不是因为日本哪一个明显破坏国际法则的现实行动，而是因为日本的“态度”（对历史的态度）问题。

　　没有人要求一个战败国的后代国民永远生活在“战败”地位。从这一点上讲，日本希望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甚至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并非不可以理解。但是，对日本来说，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前提是什么呢？显然，日本一些人一直有着这样的冲动，那就是把“正常国家”建立在颠倒历史是非、歪曲历史真相的基础之上，好像把罪恶历史篡改成为光荣历史，包袱就卸掉了，心情就变好了，“正常国家”就建成了。

　　分开来看，日本那些引起东亚诸国普遍敏感反应的现象，包括钓鱼岛、独岛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周边事态”定义问题等等，在日本自身看来，都并非讲不出“道理”。然而，在日本并未完成历史认识这一总体背景之下，上述问题必然被周边国家解读为对各国现实利益或者民族感情的一系列挑衅。这一总体背景，使得人们关于日本的想象无法与樱花的灿烂美好联系在一起，而与口喷“八格牙鲁”的鬼子形象脱不了干系，区别只在于有时操着三八大盖，有时操着日元花纸头。

　　对历史上与日本没有太多利害关系的国家来说，日本今天的所作所为没有什么不可接受之处，故而“远交”尚可。但对于历史上与日本有着太多纠葛的东亚各国来说，今日日本的某些所作所为类似于“近攻”。近邻对日本的反应，主要不是缘于各国内部的“反日教育”，而是日本自己对各国人民所进行的“反日教育”。

　　一个恶棍据说已经回头，过去满手是血，现在浑身包金，正在宣讲“兼济天下”的计划，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人”。或者他真的已经自新，但面对那些知其底细的人，那些受过害的人，他说到过去却为每一次杀人作辩护，为每一次抢劫找理由，何足以让人相信他真的会“兼济天下”？东亚各国舆论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道理大抵类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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