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卖官记：成年马加爵的官场演绎(2)

　　马德这样的工农兵大学生，当时国家每个月补贴19块5角钱，“那时大学食堂，最便宜的菜五分钱，肉菜至少一角五;男学生如果菜吃得少，饭就要吃得多，钱花得差不多，无论怎样，每个月的伙食至少要花掉15块。所以，回家的路费，还有买衣服的开支，都需要家里补贴”。与马德一道去复旦读书的王同学(隐去姓名)，在上海念大学三年多，确实一次也没有回过家，“国家补贴的那19块5角，怎么省，也省不出来回家的路费钱。”马德同学记得马德那件前胸印着“乾丰”的小背心，快毕业时，他们打篮球赛，他还穿着。不过，马德与

当时一样从农村去的同学不一样，他的同宿舍老乡老牛(隐去姓名)说:“跟班主任，跟老师，他处得很得体，没有农村孩子的怯性。”公允地看，马德在上海感觉到的落差，曾经深深地刺痛过他，“在学校里，他一喝酒就醉，一醉就骂人”。

　　记者遍寻马德各个时期的知情人，马德发达之后，对待不同时期的朋友的态度同样存在落差。他小学、中学同学，在马德回老家上坟时，还会聚聚，“有一次县里的书记来电话要陪他，他拒绝了，说他要跟老同学在一道喝酒唠嗑。那次我们在水库的一个同学那里，条件很一般，还住了一宿。”王占洲说。就是这个时期的亲友关系，马德的选择也有分别，他大哥马忠没有印象马德回来上坟时跟自己的亲兄弟们一道吃过饭。马德的一个叔伯兄弟马平在镇上开了个修车铺，跟记者回忆马德，一脸茫然，“他每次回来，我们都知道，但是从来没有见过面啊”。与自己的大学同学，毕业30年，同学会他仅参加过一次。在上海时，觉得跟马德同样穷，而彼此生发好感的王同学观察他，“即使那次参加同学聚会，也不是来唠嗑喝酒的，是为了显摆自己”。

　　复杂而不可理解的事实是有一回马德回上海，当时他已经是牡丹江副市长，他打遍电话要请留校的同学吃饭，在酒宴上，他介绍自己的两个同事，“都是处长”，而说起自己，“我可能是我们班上官当得最大的了(副局级)”。结果，吃过这顿盛宴，不仅马德，还有他的两个“处长同事”都没有付账的意思，径直走了。几个老同学，因为被请，没有准备付账的钱，大家凑起自己口袋里所有的钱才结了这顿饭钱。“马德什么心理？”时间过去了十多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的同学也无法给予合理解释。比较之下，后来的同学相聚，却比这次更令大家不可思议。

　　大学毕业后，马德分到了省政府，从黑龙江去上海读书的同学，只有两个分到省政府，“当时大家没有像后来那样注意分配到什么地方，最多的想法就是快快回到老家”。穷的感觉，没有随着马德的新工作开始而有根本性改变。相关人士介绍说，马德被双规后，跟审查的同志提出的要求很简单，不要涉及自己的儿子——儿子似乎是他的一切，“我跟他去北京，无论多忙，无论见多重要的人物，他一定会找时间跟儿子单独见面。”他过去的部下说。跟相关人士谈及自己的儿子，马德的记忆甚至很灰色，“那时他在省直机关幼儿园，别家孩子都有苹果吃，他没有。有次我买了块豆腐，准备晚饭吃，去幼儿园接他，他一把夺过我的豆腐，一口一口，把豆腐全吃完了。”在省公交办与政研室待了8年后，1982年马德去到牡丹江市海林县任副县长，对于这段时间，马跟相关人士回忆，“田雅芝一个人在家带孩子，煤气罐是她一个人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扛。累了，就坐在楼梯上哭会，接着再扛。”多数人不理解为什么马德会如此顺从老婆田雅芝，马德的解释，“那时她的身体不好，为了这个家，她吃了很多苦。”一位目击者向记者回忆一幕很戏剧的时刻，“有一次马德喝多了，走在路上，田雅芝在路对面看见他，大喊一声‘马德’，马德的酒醒了一半。”在这位目击者看来，马德不是“顺从”，而是“有些怕”田雅芝。

　　在海林当县长时，马德曾带队去推销当地的土特产，王同学说，“那时他每天都要到我家来喝粥”。有次喝完粥，马德拉着王同学到他住的宾馆去喝酒，喝过了中午，马德不让走，两个人接着喝。海林的同事打电话来找马德，兴致来了的马德不搭理，把宾馆的电话线扯了，“当时我觉得马德还真个性啊，像个朋友样。后来是我的同事来找我，这顿酒才算结束了”。王同学与马德，可能是在大学和工作初期走动相对频繁的同学。当王同学再次见到马德时，他已经是绥化地区专员了，情形不复当年。“当时我跟一个朋友去绥化，心想马德在那里，正好老同学见见面。在行署院子里见到马德，已经是中午，他很热情，说省里来人了，中午不能陪我吃饭，又说晚上一道吃饭，还专门问了我们住的宾馆，让他秘书记下。”王同学的这位朋友感觉不对，他告诉王，说你的这个同学看样子靠不住，晚上不会请我们吃饭。王同学不相信，“他记不住，他秘书记得住啊”。果然，王同学和他的朋友等过了约好的五点关，一直等到六点半，仍然没有半点消息。现在回想起来，王同学很坦然与轻松，不过，当时，“我多少也有点虚荣心，当着我朋友的面，这样不给面子。况且我们过去多少还有些老关系吧”。

　　从同学的角度观察，马德的变化在牡丹江与绥化之间，也即副市长(副局级)与专员(正局级)之变。不变的是田雅芝。

　　比较起来，绥化时期田雅芝留给别人的故事最多。多数见过田的绥化人回忆起她，集中的印象是，“(她)衬裤都打补丁，节俭”。马德也跟人说起她的节俭，“如果给她买的衣服是1000多块钱的，千万只能跟她说才几百块，否则她跟你没完没了”。偶尔田雅芝也会给她和马德认为靠得住的朋友打电话，让对方媳妇来家拿东西，有位这样被信任的绥化人告诉记者，“她打个电话来找我媳妇，很郑重，说有礼物要送我们。我媳妇去了，田雅芝把一箱已经完全烂了、没法吃的苹果给我媳妇，在她看来这已经是很重的礼了。我媳妇很会处理，她高高兴兴地谢过，然后出门，找个没人的地方，把烂苹果倒了。后来，马德出事了，她才告诉我有这样的故事。”更精彩的田雅芝故事是，她经常把别人送马德的烟酒拿到家属楼周边的小卖铺卖了，别人当然知道她的身份，也知道她的东西都会是真的。更奇怪的是，“东西太高档了，小卖铺收了也卖不了，不收，她就拿到单位，卖给自己的同事。”马德后期，田雅芝到哪里随身都会带一个小包，包里永远会放着“儿子的账号”，“后来也就是这个账号，对相关机构了解马德卖官受贿案起了大作用”。可惜当时的田雅芝并没有想到这层。那位曾接受田雅芝烂苹果礼物的人，总结他的所见所闻，“穷孩子发达了，两种人，要么对家庭对社会很感恩，要么永远觉得没有个够。”这位总结者甚至还举出海明威小说来证明这种难以摆脱的“饥饿感”。

　　去到克东县乾丰镇找寻马德与田雅芝的过去，向当地人打听马家田家亲属朋友，街边各色人等，嘴里多的是田雅芝的故事。福安村老人记不住老田家的过去，年轻的却知道田雅芝的后来。与这些道听途说的小故事比起来，马忠家的记忆却消极得多。

　　马德做专员与书记，直到他被双规，在绥化呆了六年多。大哥马忠仅仅去找过他一次，主要是镇供销社撤销后，还欠他爱人与闺女一些钱，希望马德帮他们要回来。“我坐火车到绥化，已经快中午了，我在地委门口告诉守门的老头，说我是马德哥哥，要找他，守门的打电话去问，过了好久，说马书记不在。我出来大门，看见弟妹(田雅芝)从对面过来，赶紧侧开身躲过去，免得她看见我，又回去跟马德唠。下午一点半钟，他们上班了，我买个小面包吃了，又去地委院子，这回守门的没有再打电话，说我指给你位置，你自己进去再去问人。我找到马德办公室，他问我有什么事，我把事情跟他说了，他说这事要办，要欠别人多大一个人情啊。说来说去，就是没有答应。没有几分钟，我就出来了，往火车站走，一路走一路抹眼泪。在火车站等晚上9点多的火车，凌晨3点回到克东，又呆到早上才回乾丰。”马忠自然将这其间的恩怨记在了田雅芝身上。马德回老家上坟，马忠曾央求过田，“弟妹啊，我们也不要你们的钱，就是能不能帮孩子解决一下工作。”田给了马忠一个很直接的回答，“卖包米粥也是一份工作啊。”

　　对于自己的兄弟，马德承认大哥马忠供过他读书，有恩，后来曾给马忠1万元钱，有知晓此事的当事人告诉记者，“马忠当时觉得太多了，收不起，没敢要。过后，马忠还写了封信给马德，说他坐在这么高的位置，不容易，要珍惜。结果双方此后再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关系了。”马忠也坦承，“后来他回来上坟，也没有给过我们钱”。

　　离开马忠家，去乾丰镇街面上找他摆摊的爱人与小儿子，结果没有找着。再回马忠家，他俩已经回了家。马忠爱人徐桂琴倒是一个很敞亮的人，她轻易把马忠见马德那段悲惨的故事化解了，“他从地委走到火车站，还不是因为怕坐车花钱。”马忠嗫嗫解释说，“是啊，要花五块钱啊。”徐桂琴跟大闺女一道也去找过马德，同样是供销社的事，徐一个人进了地委院子，大闺女在门口等，结果，马德让徐，“回家听信”。——徐很坦然，“我们不是靠他。他如果没上大学，没当大官，我们也得过啊。”徐的抱怨，“我的闺女说，‘听信’，等到现在他进去了，我们也没有听到啊。你不如直接拒绝我们，让我们死了这份心。”惟一跟马忠老两口过的小儿子，小时候患了小儿麻痹症，左手弯曲无法伸直，他一直凑在记者旁边看记者的记录，说到马德，他嘴里开始骂骂咧咧。徐解释说:“我们家孩子怪，说到马德都不高兴。”小儿子最后想让记者听清楚的，是他想说的500双皮鞋的故事，这是乾丰镇街面上好多人都跟记者说的，“从马德家搜出500双皮鞋，他也没说给他兄弟一双”。绥化马德同僚说起这些皮鞋，“我也没见过马德穿过什么好皮鞋啊，估计他喜欢收藏皮鞋”。除了皮鞋，更多人不知道的是，有关方面在马家还搜出多数印有单位地址的几百个空信封，里面还有没拿干净的钱。

　　很难说马德如此吝啬，背后没有田雅芝的影子，多数接触马德的人描述对他的印象，没有他的兄弟们说的那么不堪。虽然马德对自家兄弟没有任何帮助，但对那些和他有染的女孩子却出手大方，相关人士不理解这种反差，马德自己解释说，“这些小女孩子都是二十多岁，跟了我几年我也不可能离婚，她们什么都得不到咱心里也过不去”。

　　马德的大学同学其实更不理解他了。当了书记后，马德参加了同学老甄(隐去姓名)做东的一次同学聚会，老甄的位置跟马德一样高，但两人过去也素无往来，“马德坐到了他的位置上，他旁边就是他大学时同宿舍的老牛，坐了10分钟，他俩愣是没有讲话。后来马德问老牛是不是谁谁，这样大家才说起话来。”参加这次大学同学聚会，马德态度很大度，说自己过去参加的少，未来一定要“改邪归正”，多参加。跟他同桌的观察他，在他认识出自己大学同宿舍的同学后，给出了一个大家意外的理由，“我还以为你是老甄安排的一个副局级来陪我喝酒的呢！”

　　真的要跟老同学马德喝杯酒并不容易。一位老家绥化的大学同学起身来敬酒，很客气地说你是我老家的父母官，我要敬你一杯，马德反问，“你老家既然在绥化，为什么现在才来敬酒啊？先罚一杯。”对方拗不过，喝了。斟上第二杯，再碰杯，马德又问，“你在绥化还有什么亲戚？”“没有。”“有什么朋友？”“没有……”“真的没有？我不相信。喝，喝了这杯再说！”说着说着，马德又让这位同学把第二杯给喝了。到了第三杯，马德才把自己杯中的酒喝下去，而那个同学甚至发狠式地说，“马书记，你放心，我在绥化既无亲戚也无朋友，也不会找你帮忙。”这场酒很难再喝下去了。

　　也与马德坐在一桌的王同学，曾经比别人更近距离的观察过马德的过去与现在的他，感慨多多，“我真的可怜他”。-

　　马德的前任与后任:老子或儿子

　　马德到任绥化地区专员大约半年，有一个武装工作会议需要他参加。这是一次高规格的会议，地方正处以上，军队正团以上，军分区与地委行署最高级别官员悉数参与。马德来的时候，会议已近尾声，末尾轮到他讲话，他拿个稿子上台念，念了一页要翻页时，忽然发现不对，“×，这也不是我的稿啊。念错了！”一场严肃的会议让马给搅得无厘头了。多数人跟记者描述这一场景时，给出的结论，“(马德)素质太低。粗人。”但另有观察者分析，“他可能认为这应当是书记念的稿。”

　　当时绥化地委的书记是赵洪彦，对赵，马德还不敢过分造次。

　　马德当了书记后，跟他搭班子的市长是王慎义。对于那些西装外套一件大衣的，马德向来不客气，“什么东西，穿衣服袖子还不伸进去”。而只要看见下级官员打领带的，马德总要问，“你为啥带个狗勒子？”很不幸，王慎义从来就是西装革履打领带。

　　1992年2月，赵洪彦从省组织部处长、副厅级部委委员的位置调到绥化地区分管党群的副书记。这对赵而言，表面上看未必是他乐意接受的变化。在地委第一次常委见面会上，赵说，“我这次下派到绥化，不是来镀金的。我是因为跟领导没有搞好关系，被派下来的。我准备在这里干到退休”。已经退休的原绥化行署专员李英等绥化老领导向记者回忆他们对赵的第一印象，“虽然是牢骚话，但他说话还挺直截了当的”。

　　与马德的经历不同，按黑龙江最普遍的说法，赵洪彦不是主干线出身的。赵是财政专科学校毕业，然后分配到家乡克山县人民银行人事科，自此一直到1992年，赵始终在组织人事部门工作。按照权力系统的一般说法，赵的这种经历，“是‘条’上的干部”——意即部门系统的，而不是“‘块’上的干部”——比如从当县长开始，然后书记、市长……“这些被认为是主干线的干部，才更有晋升的希望。”不过，赵洪彦在省组织部所处的处室是管地县干部的，所以熟悉地方官员，而且，“他最大的优势是对组织运作了解”，在这样的背景下，与赵曾搭过班子的黑龙江省重要官员分析他的那番看似牢骚的表态，“有虚伪一面”。

　　这位官员跟记者分析说，下派干部，有两种，“一是挂职，另外是下派。赵属于后一种。挂职不占当地的干部指数，而且挂职的干部组织关系仍然在上面部门;但下派则不一样，组织关系都转到了地方，跟当地成长起来的干部一样。”赵洪彦由副厅级部委委员派到绥化地区任副书记，去到“主干线”，事实上可能更有利于他晋升，“如果果真如他所说干到退休，为什么他在绥化待了八年，家属仍然留在哈尔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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