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卖官记：成年马加爵的官场演绎(3)

　　绥化官员接受记者采访时，几乎说不清楚赵洪彦的基本面目，“在外表上，你啥也看不出来”。虽然在绥化工作了八年，他看上去更像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他的组织人事工作经历，显然比地方上的官员更了解官员升迁的途径与机巧。当然也更懂得保护自己。”惟一的一次例外，竟然是一起刑事案件。那是赵由副书记升任绥化地委书记不久，和朋友喝完酒，还打了几圈扑克，赵洪彦回自己在绥化的家。走到楼上，有一个人拦住了他，问他是不是赵书记，得到肯定答案后，对方掏出匕首向赵的屁股扎去，“三刀，结果只有一

刀真正扎了进去”。这个故事几乎所有的绥化官员都能绘声绘色地向记者描述。有意思的是，赵受伤后，省里组织的巡视组来绥化检查工作，当时巡视组的官员跟记者说，“我们去了后，也听到这种说法。当然，他们也都是吞吞吐吐”。结果这个故事又传到省里。赵洪彦受伤后，接下来的进展，各种说法不一。有一种说法是赵甚至还追了凶手，发现对方在道边停了辆松花江小面包车，一溜烟开跑了。另外一种说法是，他打电话报警，警察来后，觉得事端严重，要严查绥化所有的松花江小面包……多种说法又统一成一种结果，“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赵决定不让警察再查下去”。

　　直到现在，记者到绥化采访，仍然没有找到用刀扎赵洪彦的凶手。谁可能是凶手呢？这是绥化许多人乐意参与竞猜的一个游戏。李英等绥化退休老领导们认为只有两种可能:“赵喜欢跳舞——他的跳舞水平比起我们这些老家伙，很高;但比起年轻人，又一般了——一是跳舞女伴的丈夫或者男朋友，不高兴他，要他收敛些。另外，就可能是收了别人的钱，没有给别人办事。别人气不过，你位置高，奈何不了，就用这种办法吓吓你。”

　　这起刑事案件发生在1996年，众多的猜疑与分析，导向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即“送钱买官与收钱卖官”，隐性的规则开始被越来越多的绥化官员所熟知。从判决书看，赵洪彦收受的第一笔贿赂款开始于1995年12月。李英们说，“(自此)熟悉组织人事运作的赵洪彦开始改变绥化官员升迁的游戏规则”。再后来，黑龙江省组织部部长韩桂芝东窗事发，又有部分专业人士分析组织系统的腐败，源头始于何处，韩桂芝还是赵洪彦？自然这一切疑问目前无法获得准确答案。赵去年被判15年徒刑，他自供转移这些赃款，“每次都是从绥化用个包装着钱带回哈尔滨，交给老伴”。

　　赵洪彦下派到绥化时，马德回到哈尔滨已经近一年，这是马最消沉的岁月。1991年，马在牡丹江市换届选举上，由副市长的位置落选。熟悉这一程序的官员解释说，差额选举，“有‘硬差’与‘软差’两种。硬差即双方实力差不多，必定有一两位被差额掉;软差则是培养的后备干部，让他先露露面，给大家一些印象，未来再重用。在差额选举中先将其‘差掉’，保证其他人顺利当选。”按这种规则来看马德当年的落选，“明显是硬差”。理由很简单，“马德已经在副市长之位了”。

　　牡丹江落差，显然又是马德人生一痛。马德后来跟朋友提供的解释是，“当地人欺生”。后来接受调查时，他的解释又多了一条，“我当时就是没送，心想凭自己的能力没问题。”而这条理由成了解释他自己在绥化大肆收钱的基础原因。更现实的麻烦在于，马德在海林县待了六年，家属一直在哈尔滨，直到他当上了牡丹江副市长，才将家属迁了过去，这下又得回哈尔滨重新安家。

　　马德大学毕业后分到的第一个单位是省公交办，大学同学去看他，他正在为同事剪头，那位被剪头的张大姐不好意思，“我们这里的头都是马德剪的，他还买了一套剃头工具”。看起来马德跟同事关系处得不错，这位同学稍后又发现，调到省政研室的马德，竟然可以自己调动省委车队的小车，随他下去搞调研——“那个年代，车多金贵啊”。马跟同学解释说，“我跟车队队长关系不一般。”和他的那些同学比起来，“他太会来事了”。后来马德被立案后，有报道说，马德自己供述曾向赵洪彦送过钱……按此种种线索推导，他的同学说，“他重回牡丹江，肯定下了本钱找关系。”只是让多数人不理解的是，“他这样回去，不是太显眼了吗？”

　　再回到牡丹江，他曾经在牡丹江共过事的同事说，“就在这个时候，他那农村人的臭脾气开始养成。”当时主管马德的负责人说，“去到那里，都不跟班子里成员打个招呼。”无论怎么质疑马德重回牡丹江，从结果上看，他的这种选择带来了命运转机，在牡丹江又呆了4年，1996年11月，马德被调到绥化地区，出任行署专员，与已经升任书记的赵洪彦搭班子。绥化的老领导们说，“赵开始的卖官，由马德做到登峰造极”。

　　马德在绥化最精彩的亮相，是他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后的1998年松花江那场大洪水，作为绥化抗洪总指挥的马德跟战士一样扛沙包，多数当地官员，由此建立了对马德的印象。“显然，就他的性格而言，那绝不是做秀。”绥化是黑龙江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地，这里的官员，对马德的亲力亲为，“比如到农民家，就两腿往炕上一盘，跟农民有一搭没一搭地唠，大家本能地觉得亲切”，更近距离接触马德的官员解释说，“他这样做，比赵洪彦那种下乡访贫问苦假装亲切的方式，更容易形成自己的形象”。不过，从一个专员的角色来观察，就是那场洪水，“真正的宏观决策的思路与方法，却是别人提出的”。记者找到当时提出“分段负责，责任承包，总指挥坐镇中心段”的李广福，这位现为绥化市人大主任的官员，即使在马德已经被审理的时刻，仍然没有去回顾当年抗洪谁更有贡献，在电话里，他只是一声声叹惜，“马德与王慎义倒是配合默契，你卖官，我卖工程。绥化的干部队伍全让他们给搅坏了”。

　　专员时代的马德，在绥化官员的记忆里只有那次洪水。虽然马德的“大哥”脾性那个时候已经显现，“无论怎样说，赵洪彦在这里也有了4年的基础，况且他还是从组织部下来的干部，马德再怎么强势，还得在大的方面按赵洪彦的意思办事。”对于这一任班子，赵洪彦与马德的配合，绥化官员倒没有太多异议，问题在于，“赵制定的‘卖官规则’，几乎原封不动地转移到马德时代。”2000年，绥化撤地设市，马德就任第一任市委书记，与从双鸭山市调来的市长王慎义搭班子。“两个人在性格上，完全相反”，冲突的结果，那位省巡视组官员分析说，“开始是权力之争，后来演化为利益之争，官职与工程，都是他们手中用来交换金钱的资源了。”深谙权力系统游戏规则的人士，跟记者分析说，“书记与市长，其实很简单，市长不要想去跟书记做兄弟，他们就是父子关系”。很不幸的是，王慎义并不这么想，虽然马德与王慎义仅仅共事两年，两人的冲突，已经成为绥化权力系统最日常的话题，“这种局面，出事是早晚的事情”。

　　最喜欢穿西装打领带的王慎义，能说会道。传说他“钱包里的钱都要按头尾整整齐齐对好”，他的朋友在证实这一传说同时解释说，“这说明他有条理”。王从省体改办出来，到延寿县做县委书记，然后到双鸭山市做副书记。王是家里的长子，父母去世早，更接近他的人士说，“当年王的家庭条件不好，他的几个妹妹也都是他拉扯大的。”王慎义庭审时，他的妹妹们都等在庭外，其中一个妹妹跟向我们描述王慎义的人士回忆说，“他要处理他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事情，一定会在事前找书找材料看，充分准备。”“三讲”时期，黑龙江省也曾向下面派出过巡视组，“双鸭山市最主要的负责人自己很清廉，对下面的人要求也很严，不时提醒。所以，也没察觉王慎义有什么大问题。”这次巡视，有意味的发现是，“这位要求很严的负责人，却在‘三讲’总结里，得票不高。这也真是一个矛盾。”巡视组成员对王慎义最直接的印象，“个性太强”——这种个性，在绥化的部分官员看来，其表现就是“把别的副市长的权力全部拿过来自己用”。当然，王慎义拿不走马德的用人权。马王最直接也最表面的冲突——绥化市的大会，“有条有理的王慎义，与拿着稿件，最多只念小标题的马德形成鲜明对比。”马德抗洪所赢回的那点声望，看起来要被这个穿西装的家伙取代。

　　下面具体办事的官员在这种结构里很麻烦，“如果我们的活动请了王慎义，马德就不来，马德不来，谁还敢来啊！”具体分析把书记之位作为获益关口的马德，相关人士解释说，“现在有了王慎义这个‘外力’压迫，马德更会在意你是不是他的人。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团队的人呢？以马德的作为看，你送钱，我收钱办事。出了问题，我们两个人都逃不掉。这样彼此形成了生存紧密相关的现实，你才是我的人，我才是你的大哥，可以罩着你。”马德逻辑，果真如此简单？很多不屑马德而又了解他的黑龙江省官员的解释，“的确如此”。有此背景，比较赵洪彦与马德两任书记，绥化最流行的说法是，“马德收钱就办事(给官)，而赵洪彦收钱却不一定办。”其实，记者深入调查，马德未必如官场所言“收钱就办事”。他的个性如他的同事所言，“山大王”，如果他看不上你，你还穿西装打领带，“钱照收，事也不办”。

　　官员升迁的决定权，王慎义显然难以染指，但他手里有工程。有一个传说，说马德与王慎义为了争夺人行道彩砖工程的“肥肉”，达成“君子协议”:以绥化的中直路为界，东城归马德的人承建，西城归王慎义的人承建，用行政手段往下摊派，承建人员铺完彩砖后按标准统一收费……熟知内情的人士对此很觉可笑，“马德与王慎义如何能坐在一道谈判？更何况市政建设中彩砖能赚多少钱？”这个甚显荒诞的马王冲突，固然并不成立，两人的矛盾，却越传越邪，越传越夸张。

　　马德与王慎义之间的矛盾，在知情人看来，“绝非外界所传那么公开与直接，再说，王慎义也知道自己斗不过马德。彼此的位置完全不同啊。”双方真正看起来像交手的一次，是绥化的一幢高楼的建设，“当时，市里决定盖一个大宾馆，有了这个意向，王慎义没上常委会就直接拍板什么人承包怎么盖，把工程定了出去，甚至已经准备动工了。马德回来发现后非常生气，把几大班子的人都找来，一大帮人一起去看这个工程，然后马德开会，他没直接说任何和王慎义拍板有关的东西，而是说，我们只盖四星级宾馆不行，要把眼光放远，要做最好的，几十年都不落后的。王慎义就报告了一下这个宾馆的装备设备等，马就说这样不行，我们的投资一定要达到多少多少，对承建这个工程的人来说几乎是天文数字的投资额，马德说如果不达到这个标准我们宁可不建。结果这个工程项目没弄成，下马了。”就此事例，马德的手段，“绝对是粗中有细，他精着呢！”

　　后来，为了缓和双方已经很僵的关系，王慎义采取了最直接的解决方法，“向马德送了5万块钱”，马德也收下了。但是，当马德被收监后，王慎义也落水了。其中的蹊跷，“马德并不知道王慎义卖了什么工程，但他知道王慎义跟那些承包商好，他先供出那些承包商，商人也只是为了赚钱，进去了马上就全供了。结果王慎义掉了进去。” - 主笔◎李鸿谷 记者◎金焱 朱文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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