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卖官记：成年马加爵的官场演绎

　　3月22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马德受贿案开庭审理。两年前的这个时候，马德被通知到齐齐哈尔开会，在那里他被双规。“当时专门从吉林调来武警完成对他的双规”，知情人描述说，“马德正在与朋友吃饭，刚刚喝了一杯酒，接了个手机，就出去了。”马德的这一去，直至开庭，才使公众可能有再睹他的机会。遗憾的是，没有太多记者获得参加庭审旁听的机会。“从电视上来看，马德还没有太多的变化”，绥化官员显然对马德更感兴趣。

　　没有变化的是马德的形象，但此次庭审的起诉书与早先纪检部门公布的材料有了巨大变化——起诉书认定:“1992年至2002年，马德在负责包扶(包干扶贫)工作、提拔使用干部的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索取17人的贿赂款人民币558.6万元，美元现金5.5万元。”这与纪检部门公布的:“马德利用手中的权力，卖官鬻爵，以权换钱，收受巨额贿赂、礼金和物品折合人民币2385万元”，相去甚远。当时有报道称，“马案扯出265名涉案官员，遍及绥化市下辖的10个县市，仅一把手就有50多人”。有此种种超乎想象的数据，媒体对马德的报道，普遍选择的判断是，“中国最大卖官案”。

　　此次庭审所传递出来的信息，显然没有满足公众已经被调动起来的好奇心。作为一个标本式的人物，马德案所包含的信息量足够丰富。就在马德庭审的第二天，原绥化市市长王慎义，一个跟马德一道“搭班子”的正局级官员，也开始庭审，地点同样是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王被控“收受13人财物共计188.9万元”。

　　马德的前任，原绥化地委书记赵洪彦——赵与马，同样是“搭班子”成员——去年7月，因“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而获有期徒刑15年。赵洪彦系由省组织部下派绥化地区的干部，“深谙组织人事运作程序与规则”，是赵被人认可的特点，但是他利用自己对规则的熟悉，开始改变了规则。绥化市官员向记者解释说，“绥化卖官的源头，始自赵洪彦”。继任赵洪彦书记之位的马德，“把组织人事工作，特别是干部的提升，变成了是不是自己人的‘一个江湖’。”在马用自己规则制造“江湖”的同时，绥化市长王慎义“从开始与马德的权力之争，演化为利益之争”——利用手中的行政审批权，与马德“卖官”对应，开始“卖工程”。

　　2001年底，本刊记者曾赴广西调查广西壮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刘知炳的受贿案，刘在广西最富裕城市柳州先后任市长、书记20余年，收受贿赂70多万元——这样的数额，在绥化这个以农业为主，并不富裕的城市，马德仅仅两三笔受贿款即远远超过。

　　比马德巨额受贿款影响更为深远的事实在于，赵洪彦、马德与王慎义所制造的权力金钱交换系统，曾在绥化下面的县市被复制着。曾经先后向赵洪彦与马德行贿的原绥棱县委书记李刚，在两年左右的时间竟先后收受索要131位下级官员的贿款。正常的组织人事规则被一个个小诸侯用自己的地方逻辑全盘改写。绥化市官员接受采访时，因此极为痛惜，他们普遍的感叹是，“他们把绥化的干部搅坏了”。

　　马德的过去与后来:成年马加爵

　　大学毕业时，马德卖掉了自己惟一的旧手表。他的大学同学回忆，这块表大概作价30多元钱，这些钱再加上复旦大学老师们凑的一些钱，马德可以买一张从上海回黑龙江的火车票，并办完行李托运等事宜。当时，上海到哈尔滨的火车硬座票是39.4元，大学生还能享受半票优惠。

　　20多年后，大学同学问起马德在北京读大学的儿子有没有女朋友，马未加思索:“一般人如何配得上他？”在下属与同僚面前绝少提及自己儿子事情的马德，曾细细向同学说了他儿子的种种过人之处，“你说，能够嫁到我们家，不也跟进了天堂差不多？”

　　马德的儿时朋友因此感叹，“唉！得瑟！穷孩子得了狗头金(宝贝)，就是这样！”

　　“马德属猪。”王占洲说得斩钉截铁，努力向记者纠正马德年龄这个被广泛忽视的偏差，显然，凭此也能证明他与马德的关系并非一般。王与马，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同学，即使马德上了大学，甚至当了专员与书记回老家乾丰，他们也会偶尔聚聚，喝点小酒。

　　按属猪的属相计算，马德应出生于1947年，而不是后来他简历里所写的1949年。“上大学时，有一年他从上海回来，跟我来喝酒，告诉我的。他说，上大学前，在公社报户口，别人把他的年龄填错了。”这一错，几十年过去。马德的大学同学回忆说，当时念大学，并没有年龄上的限制与要求，“大家自然也不会去注意(年龄)”。与王占洲对马德真实年龄的敏感相反，马德大哥马忠甚至都记不清马德具体的出生时间了，更记不清楚马德媳妇田雅芝的年龄，“他们大概相差五六岁吧，都说马德娶了个小媳妇”。在马德读大学前，他俩订婚了。

　　马忠住在克东县乾丰镇上，马家老宅也在这里，由于修路，老宅已不复存在。而马家这一支，马忠、马德兄弟五个姐妹三个，现在只剩下马忠一家还在这里。哈黑(哈尔滨—黑河)公路横穿乾丰镇，这使乾丰看上去比记者经过的其他黑龙江乡镇要繁华许多。马忠家距公路不足百米，两幢砖土房中的一幢，已濒倒塌，完全不能住人。陪记者去找马家的乾丰镇段秘书说，“即使在乾丰全镇，马忠家的条件也属于下等的”。马德被双规后，省纪委也来人找过马德老家家人，同样是段秘书陪同，“他们看了看，都明白了”。今年68岁的马忠执意要记者与段秘书坐在他家的炕上，他家除了炕，也没有凳子可坐了。问及马德，毕竟有兄弟情义，马忠的答案从马德媳妇田雅芝开始，“在她那里，马德都找不到北了”。

　　准确地说，田雅芝小马德3岁，如果按马德改过后的年龄，她仅比马德小1岁。马家人从来也没有弄清楚田雅芝有多大，“我父亲不同意他们的婚事！”反对的理由，马忠说，“老田家，脾气都比较酸性(意即喜欢来事)。尤其是她们姐妹，包括她妈，太泼辣。”马家父亲马殿阁解放前做过地下党工作，解放后就成了乾丰大队的支书，“他脾气烈，家里孩子又多，说两句，孩子没反应，一巴掌就扇了过来”。父亲反对，马家一家人自然也不待见田雅芝。

　　至少从地理位置上看起来，无论是马德谈恋爱的那个年代，还是现在，住在乾丰福安村的老田家，条件很难比得上住在镇上的老马家。何况当年，老马家的父亲还是大队支书(相当现在的村支书)。记者一路找寻到福安村，离乾丰镇大约10公里的这个北方村庄，走进村子只有看家狗的狂吠，断然没有丝毫乾丰镇上的热闹气象。还记得老田家的福安村老人已经不多，能记住的也只有两点，“老田家父亲是个中医，从外村迁来;他一家10个儿子闺女，只有田雅芝长得最漂亮”。福安村现在已经没有老田家任何人了，“马德在海林当县长时，他们都奔他去了”。漂亮是田雅芝留给当地人最重要的印象，“所以，当时我们都叫她‘胡蝶迷’。就是《林海雪原》里的那个人物。”王占洲解释说，“不过，从本质上讲，田雅芝并不风流。”田雅芝读中学时，“文革”开始了，学校组织了宣传队，王占洲是队长，田雅芝是队员，“她唱歌，我伴奏”。显然田也没有给王占洲留下好印象，“一般人谁敢惹她？”后来又跟田雅芝妹妹做了邻居的王占洲，评论田家姐妹，多了一条发现:“贪性大。”已经退休在家的王占洲，跟记者说起过去，很客观，“都是穷给闹的。田家10个孩子，只有她父亲一个人挣钱，穷啊。田雅芝她们姐妹还知道买红领巾做衣裳，这样可以省布票。”

　　马德与田雅芝谈恋爱时，已经在乾丰公社(即现在乾丰镇)做勤杂员，“管公社的食堂”。那个年代，按马德大嫂的说法，“脾气还柔性”的马德，并没有与家庭有任何冲突。事实上，穷，同样是老马家一直未变的主题。“从小学到高中，马德就没有戴过帽子。大冷天的，就是我们农村，没有帽子的小孩子，也不多。”王占洲记忆里的马德，“小学时，教室里生炉子的活，全是他一个人做了。”马德被双规后，向有关方面回忆自己的小时候，“真穷。冬天去上学，脚冷，看见有刚拉的牛粪，赶快把脚伸进去。结果牛粪里有尖石头，脚都差点没保住”。1970年，马德有机会作为工农兵大学生上复旦大学时，贫困现实更加剧了。马忠说，“那时，我父亲生病经常要住院;我又有六个孩子要养。”这个时候，大哥马忠已经不可能像马德读中学时那样供他了。王占洲说，“马德在上海，他大哥最多背着他大嫂，偷偷给他邮个五块十块的。”除了大哥，还有马德的一个高中同学，当时已在县上工作，也偶尔会接济一下马德。说起当年的马德，马忠开始用他粗皱的大手抹起眼泪，“念大学三年多，他都没有回过家。没钱啊。”

　　事实上，马德读大学时还是回过家，王占洲清楚记得他俩一道喝过酒，说过上海。但是，马德回家来，“家里也没有地方供他住了，何况他家里还不同意他的婚事。”当时，田雅芝从福安村的代课老师，转到公社做公办代课老师，“当时她希望住在我家”，马忠说，“我父亲没有同意，再说家里孩子都大了，也没地方啊。”“几十年过去了，这没咸没淡的过去，都有了结果。”王占洲颇显沧桑地跟记者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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