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工改变维权求助路径 通过同乡商会维护利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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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4月14日18:27 南方周末 | ||||||||
  被在泉州打工的福建宁化人称为“维权会长”的吴根发 本报驻沪记者 曹筠武／摄 中国基层人群的利益保护路径在悄悄发生变化，在经历了个体寻求利益保护屡遭失败的阶段后，有些外来工开始尝试着通过同乡商会和老乡会维权，“地缘维权”的出现说明了他们对于组织资源的渴望。 吴根发坐在他简陋的办公室里，面前泡着一壶乌龙茶，扬起的脸上清晰地显出一条一指长的伤疤。
“这是被人用刀砍的，砍得再低些或者再高些我可能就没命了。”吴根发一边平静地说，一边慢慢品茶。 36岁的吴根发是福建省三明市宁化县人，在泉州市“打拼”十多年，如今身兼宁化县商会泉州分会会长与“丰泽荣发土方工程队”法定代表人的他也习惯了像闽南人一样“泡茶讲事”。 办公室的墙上高高低低挂着几块扎着红绸布的牌匾，其中一块写着“伸张正义”。牌匾都是在泉州打工的宁化人送来的，他们被吴根发的商会帮助过。“我们帮很多打工的老乡维权。”吴根发解释说。 吴根发脸上的刀疤就是“帮老乡维权”的代价，他的两只手臂上也有大大小小的疤痕。“没有一个伤是为我自己受的。”吴根发说。 其实，维权不是凭吴根发的个人力量，在他背后是以地缘为纽带的同乡商会，是“地缘维权”的出现。 “维权会长” 吴根发最近一次受伤是在去年年末。 2004年11月，23岁的宁化打工仔王鸿彬来到晋江市陈埭镇庵上村的一家鞋厂，在衣服兜里，他还揣了一瓶汽油。 他是来讨工钱的。但鞋厂老板认为王鸿彬未经允许辞工跳槽，按开除处理，拒绝付给工资。王鸿彬不依不饶，老板打电话叫来了几个保安，把王鸿彬打出了办公室。王鸿彬顺着楼梯往楼上跑，保安在后面紧追不舍。 王鸿彬很快就逃到了鞋厂顶楼，保安们围住他施以拳脚。王鸿彬又痛又急，突然掏出汽油瓶，拧开瓶塞，浇了自己一身。“再不给工钱，我就自焚。”王鸿彬对着老板大叫。 老板不为所动，王鸿彬顺势掏出打火机，火舌轰的一声，一瞬间裹住了王鸿彬。 等吓傻了的老板和保安回过神来，用衣服把火苗扑熄，王鸿彬已经被烧得在地上蜷成了一团，一动不动。老板让几个保安把王鸿彬用一床被子裹起来，扔到了工厂门口。在厂门外，老板对惊恐的围观者们宣布：“这个人想放火烧工厂，把自己烧倒了。” 王鸿彬的几个宁化同乡闻讯赶来，把奄奄一息的王鸿彬送进了医院。但老乡们凑不出医药费，这时有一个人想起了宁化商会，他给商会的副会长李元炳打电话，希望得到帮助，李元炳立即把事情告诉了吴根发。在电话里，吴根发说，“告诉王鸿彬家里的人，明天一早我就去鞋厂讨公道”。 消息迅速在泉州的宁化人中间传递，第二天一早，不少宁化人也聚集在了鞋厂门口。 在办公室里，吴根发对鞋厂老板提了一个要求，立即拿钱到医院救人，其他的以后再说。鞋厂老板不甘示弱，拿起电话叫来村里的亲戚朋友助阵。吴根发和鞋厂老板越说越僵，最终一语不合，吴根发和老板先打了起来，接着两帮人在鞋厂大楼里混战一场。 警察赶到时，手臂已经被打肿的吴根发立即请警察调解，鞋厂老板见识了宁化商会的“威力”，终于同意坐下来商量。 不到一个小时，鞋厂拿出了解决方案，先付3万元医药费医治王鸿彬的烧伤；除此之外，经鞋厂、商会、王鸿彬亲属三方协商，鞋厂赔偿王鸿彬10.8万元，从此王鸿彬与鞋厂没有任何关系。 对于王鸿彬自焚讨工钱一事，新华社和当地的《海峡都市报》都做了报道，并引起了高层的重视。 如今王鸿彬已经回到了宁化老家，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全身百分之八十皮肤被烧伤的王鸿彬，已经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让他保住命，拿10万块赔偿回家过下半辈子，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吴根发说。 2004年5月，泉州市丰泽区北峰镇福华树脂厂空压机爆炸，一名宁化打工者当场毙命。厂方借口死者仅入厂5天，还不是正式员工，只象征性地支付部分丧葬费。死者家属在厂里哭闹了一周多，没有任何效果，最后经老乡指点找到了宁化商会，吴根发与商会秘书长巫升华跟厂方谈判，宁化县在泉州有超过3.5万名务工者，虽然商会并没有吸纳他们加入成为会员，但老乡就是最好的后盾，“3.5万多人的商会”最终使厂方服输，向死者家属支付了8万多元赔偿费。 “我们商会出面处理的事情，到现在还没有不成功的。”吴根发说。 对于帮助过的宁化老乡，吴根发甚至记不住绝大部分求助者的姓名。“有的人事后会给我们送块牌匾来。”他回忆说，自从2003年成立，一般的欠薪、纠纷一类的小事情，几乎隔天就有；而类似帮王鸿彬讨赔偿这样的大事，商会做过不下30次。 多次维权成功，使泉州的宁化人几乎忘记了吴根发的本来身份。在泉州洵美工业区，几个宁化打工者用充满景仰的口气谈起吴根发，他们叫他“维权会长”。 商会的优势 帮老乡维权并不是宁化商会成立的初衷。2002年4月，宁化县组织工作团到泉州招商引资。其间，工作团设宴宴请在泉州的一些“比较有身份”的宁化人，当时已经办起了土方工程队的吴根发也在被邀之列。 席间吴根发和几个老乡萌生了一个想法，他们希望能成立一个宁化人的“经济促进会”，借此交流信息，互相帮助，共同发展，也就是“有钱大家赚”。 吴根发说，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宁化县县委副书记刘日太，刘日太对吴根发的想法非常赞赏，后来，挂靠宁化县商会管理，成立了“宁化县商会泉州分会”。 经推选，吴根发成为了商会会长，在泉州的100多名“比较有身份”的宁化人入会成为了会员。泉州洵美工业区某塑胶厂厂长、宁化人李保全说：“认识吴根发的人都知道，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正直、热心、敢说敢做，推选他当会长，没人有二话。” 吴根发的名声由来已久。1999年，吴根发还在泉州某工程部队当兵。有一次和老家来的朋友吃饭，朋友告诉吴根发，一个宁化女工被厂里的机器绞断了4根手指，厂里不仅不赔偿，还把女工赶出工厂。朋友说，吴根发是部队的人，好歹讲话比农村人有分量，希望能帮女工讨个公道。 吴根发第二天就找到工厂，要求给女工赔偿，厂方派保安把吴根发打出了厂区。吴根发在部队战友协助下，最终迫使厂方终于同意由市劳动局协调处理，经过市劳动监察部门的调查裁定，厂方赔偿了女工3.5万元。 吴根发就此成名，在泉州的宁化人有什么难办的事情，大多会找到吴根发，“他就像我们宁化人在泉州的大哥一样。”洵美工业区某塑胶厂厂长李保全说。 吴根发则说，外乡人在泉州从底层开始发展，的确有很多困难，“这里的人普遍有些排外，我们外乡人很容易吃亏。” 在就任商会会长的大会上，吴根发对100多名会员说，商会是为了会员更好的做生意，更好的发展；但商会也是所有宁化老乡的商会，老乡有什么困难，商会要尽量帮助。 他的意见得到了绝大多数会员，尤其是商会领导层的赞同。 此后，泉州的宁化老乡们络绎不绝地找上门来。与务工者自己单枪匹马的挑战资方，商会的优势实在太明显了，有“领头人”出面解决问题，有商会的社会资源可以借用，还有商会背后100多会员和3万多老乡作为后盾，这几乎已经具备了一个务工者维权的所有最佳条件。“基本上帮了一个人就会传遍一个工业区，我们认真帮助老乡，老乡现在就把我们当自己的娘家看。”吴根发说。 “我们现在的主业倒成了维权了，现在也有人把我们叫民间工会。” 吴根发还会把商会在泉州的活动定期向宁化县委统战部以书面形式汇报，对于“商会变成工会”，宁化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刘重金持肯定态度，他说，只要不触犯法律，依法办事，商会帮助宁化打工者维护自身权利就是好事，宁化县对商会的行为是支持的。 维权路径的演变 “像我们这样帮老乡维权的，在泉州不止一家。”吴根发说，这些组织以地缘为纽带，“老乡会”是最常见的组织形式。他举例说，在“地缘维权”中，和他们闽西人一样，闽东人在泉州也有自己的“维权会长”。 闽东人的“维权会长”人称“小王”，10多年前来泉州当兵，退伍后在泉州开了间武馆，业余时间，为人豪爽大方的小王广泛结交活跃在泉州各行业的昔日战友，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生活圈子。 通过同老乡聚会，以及几次成功为老家的打工者解决困难之后，小王在老乡中开始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在老乡会成员的共同推荐下，他成为老家在泉州务工人员的“代言人”。 小王所在的老乡会是一个不收取任何会员费的组织，大家平时的活动就是集体聚会，费用由“有本事”的老乡支付。但也有例外的时候，一旦作为“会员”的某个老乡碰到大问题时，就需要自己掏钱。所谓的大问题，就是像讨工资，或是解决工伤一类的问题，老乡自己掏钱作为活动经费，由出面解决的人根据事情需要使用。 如今，小王的老乡会在晋江、南安一带颇有些影响。和吴根发一样，小王也成了“民间工会主席”。 据调查，类似宁化商会和闽东老乡会的“民间工会”近年来在泉州急剧增加。这些通过地缘、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民间工会”，已经成为争取外来工利益而与资方谈判的原始组织。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这些“民间工会”已经逐渐具备了影响资方的能力。“工人在跟我们谈判时，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来一大群人，而只是派一两个代表来。但我们却比以前更重视他们的利益，因为站在他们身后的是几百名老乡。”陈埭镇一鞋材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甚至农民工的务工流向也开始受到影响。2004年3月，三四辆挂着浙江车牌的温州某服装厂大客车，趁着夜色开到泉州辖下的石狮市某服装厂门口，只听一声“全跟我走”，所有的工人立即拥上这几辆大客车。一夜之间，该服装厂的200多名工人全都不辞而别，工厂老板周某只能干着急。 据了解，该事件的“台前主谋”是该厂的车间主任，“幕后主谋”是温州某服装厂。温州服装厂先搞定车间主任，由车间主任带几百名工人大转移。 一个小小的车间主任，何以能有如此大的号召力，将200多名工人同时拉走？据了解，厂里的工人基本上来自一个地区，由于不满工厂的薪资水平，当地的“老乡会”早就想把工人转移，恰逢2004年以来东南沿海民工荒，温州服装厂主动接触“老乡会”，两边一拍即合，策划了这场工人集体转厂。 据泉州市劳动服务公司经理黄子宏透露，泉州市目前的用工缺口大约在20万左右，“有的企业不善待职工，不注意保护职工利益，导致企业和长三角、珠三角一带相比缺乏吸引力。”黄子宏介绍说，泉州市政府邀请了80多个内地城市有关负责人，正在举办一个“泉州企业用工洽谈会”，希望通过直接和劳务输出地建立联系的方法来填补用工缺口。 泉州洵美工业区某塑胶厂厂长李保全透露，现在一名一线熟练工人的月薪基本上只有600-800元，刚进厂的小工一般不足300元，而且大量中小企业还有拖欠和克扣工人工资的情况。“我是从小工做到厂长的，我在这个地方做了十多年了，和十年前相比，现在工人的工资几乎没涨过。”李保全说。 “如果厦门的工人能领到工资，我们领不到；浙江的工人有这样那样的福利，我们没有，两边一比较，工人当然会对自己的环境和待遇不满。”李保全说，“所以组织起来维权，甚至集体跑到其他地方去打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李保全解释说，将老乡介绍到自己所在的工厂，对工厂中低层管理人员来说，显然更便于管理；对普通员工来说则是“朝中有人好做官”，而且碰到困难的时候，还可以相互有个照应。因此，在一些企业里，出现一个车间、一个班组甚至整个厂的员工、管理人员都来自某个地区。车间主任、班组长等管理人员往往“兼任”外来工利益的代言人。 也正因如此，往往一个工厂，甚至一个工业区，总有来自相同地区的大量外来工。“老乡帮老乡，很快结成帮”，以地域、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的“老乡会”、“地方商会”，很自然的就产生并迅速发展，“地缘维权”从而有了基础。 此外，新一代的外来工普遍年轻，文化程度相对较高；长期在外打工，社会活动参与度较高，更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更重视自己的权益保护。“老乡会”即顺应形势成为了维护权益的“民间工会”。 但据了解，也有少数“民间工会”的维权方式过激，甚至演变成随意侵害资方财产，“偷盗”是最普遍的方式。在泉州市洵美工业区，一个来自湖南的工人说，有的工人被厂里欺负了，老乡会就会组织报复，一般是把厂里的产品和设备偷掉，或者破坏厂里的设施。 吴根发对这种情况毫不隐讳，他希望商会的所有维权行为都是合法的，“我们过去打过一些架，但基本上都是被逼急了。”吴根发说，商会的领导层达成了一个共识，今后维权，商会主要的作用是通过介入，引起政府有关部门重视，再通过各种关系，帮助打工者通过政府部门的处理和法律的裁定维护自己的权益。目前，商会还专门请了一位泉州的宁化籍律师担任法律顾问，专门负责指导如何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正确运用法律工具来处理维权事务。 未来之道 “现在工厂里面基本都有工会，但是有什么事情，工人还是愿意找老乡会或者商会。”洵美工业区某塑胶厂厂长李保全说。 “我的手机号码是向老乡们公开的，几乎每天都会接到老乡要帮忙的电话。”吴根发粗略估计，仅去年一年，宁化商会处理过的大小维权类事务起码近300起。宁化县在泉州的务工者有3万多人，而整个泉州的务工者接近300万，“那每年有多少人需要维权，就能大概算出来了。” 泉州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傅福荣介绍说，泉州企业多达数万家，但职工人数在千人以上的企业不足10%，且多分散在广大乡村，这给泉州的工会组织建设本身就带来了很大难度。 傅福荣说，泉州总工会把工会建设分为“有，像，是”三步。“有”就是建立“乡镇—村— 企业”三级工会网络；“像”就是每级工会组织做到有班子有队伍有制度，基本具备一级工会的组成要素；“是”就是积极行使工会职责，维护职工权益。 泉州市总工会从1995年开始建设三级工会网络，到2002年开始规范工会组织的组成，到如今共10年时间，“我们已经初步做到了‘像’这一步。”傅福荣说。 洵美工业区一位基层劳动站负责人则解释说，泉州市委托地税代征企业工会会费，对已经建立工会的企业，收取职工工资总额的0.8%作为工会经费；对于未建立工会的企业，则收取2%筹备金和0.5%滞纳金。“这一招的确有效，但很多企业是为了少交钱才成立工会，工会主席由老板随便指定一个人担任，还很难起到作用。” 泉州市总工会副主席蔡金宝也举例说，2004年年底，泉州市劳动部门曾受理一个普通的劳资纠纷案件，经双方同意仲裁解决。令人意外的是，厂方代表的身份是工会主席，这位工会主席在仲裁时“规劝”工人“要求不要太高”，同时希望劳动部门“手下留情”，令仲裁人员哭笑不得。 蔡金宝认为，目前全市企业的工会正在搭建之中，要使企业的工会组织真正发挥作用，企业工会主席必须由全体员工直选。这样，“企业组建工会后，工会主席腰杆子硬起来了，敢为工人说话，才能得到外来工的拥护。” 泉州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傅福荣也认为，一些企业未按规定组建工会，外来工又急需组织替他们维护权益，在经历了个体寻求利益保护屡遭失败的阶段后，有些外来工开始尝试着通过老乡会开始维权之路，这说明了外来工对组织的渴望，也正是“民间工会”产生的土壤。 对于吴根发的“民间工会”，傅福荣评价说，这类民间组织实质上做了一些工会的工作，解决了一些务工者的维权问题，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傅福荣说，泉州市总工会将会采取措施，引导和规范这些民间组织，最终通过工会自身的成熟，使广大职工不再需要向民间组织寻求帮助。 “也就是让商会做生意，老乡会组织娱乐活动，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傅福荣形容说。 吴根发也认同傅福荣这个观点，“老乡有地方解决问题，我们腾出手来专心搞经济实体，这也符合我们商会的初衷。” 但这一切都要建立在“老乡们有地方解决问题”的基础上，按照泉州工会建设的“有，像，是”三步策略，做到“有”总共花了8年；做到“像”已经花了3年，还没有完全达到目标；要做到“是”这一步，即每一级工会组织都能行使职责维护职工权益，则需要下相当大的力气。本报驻沪记者 曹筠武 相关专题：南方周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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