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经水利部审查同意，淮河水利委员会发布了有关意见，明确提出河流域水域所能容纳的污染物总量。但该意见引致国家环保总局的激烈反弹。仅仅过了四天，国家环保总局污染控制司副司长刘鸿志即公开回应，批评淮委会无视法律规定，违背国务院确定的“十五”淮河流域限制排污总量，擅自发布限制排污总量意见，扰乱视听，干扰了国家排污总量控制工作的正常进行。
此番争辩，或许有人为之扼腕———中央政府两大职能部门居然针尖对麦芒地吵起来，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吵起来，实在有违惯例。但在笔者看来，这却是一个值得大大称许的举动。
按照所谓惯例，这场争执大致有如下两个解决路径：或者部门之间私下协商，达成妥协，以皆大欢喜的“双赢”格局收场；或者相持不下，于是提交到一个更高的权力去仲裁。无论是哪一种路径，都没有公众的份。既然公众无从与闻，就无从辨别是非，无从作出自己的判断，无从对事件发挥自己的影响，又何以保证事件的解决一定朝着有利于公众的方向进行？这种情况下，或者甲部门得分或者乙部门得分或者甲乙都得分，公众却未必一定能得分。如果用“人民受益不受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标尺来度量，这两种路径显然都是大成问题的。
揆诸常识，公众作为主权者本来最应该得分———无论甲部门乙部门，其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他们所代理、所争之事不就是涉及公共利益之事吗？诚如毛泽东所说，“国事是国家的公事”。无论甲部门乙部门，受托处理的都是国事公事，决非甲部门乙部门之私事，而必须向公众开放，让公众监督。这正是公域与私域之根本区别(当然，国家的外交、军事、安全等机密之事也是公域之事，但这方面不在此讨论之列)。属于纯粹私域的自然人可以有隐私，属于纯粹私域的商业机构可以有隐私。他们的隐私权必须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但属于纯粹公域的政府部门，作为受托者的政府部门，对于主权者不应有过多隐私。作为受托者的政府部门，其隐私权应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为什么要“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重大决策让人民讨论”？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凡属重大国事，须向公众说清楚，构成政府部门的第一义务。
国家环保总局和淮委会此番争执的积极意义，就在一个“说”字。没有对公众关起门来搞私下协商、私下仲裁，而是直接诉诸媒体，公开辩论。以社会为公堂，把公众当法官，无论当事双方主观意愿如何，至少客观上有此类效果，值得发扬光大。至于事件本身的曲直，双方说的未必都是，也未必都非。但无论如何，双方都有勇气走到阳光下大声说，坦诚地说，这就是一个进步。事件本身的曲直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只在于双方都把自己认为的是非说出来了，从而给公众提供了事实的多种侧面，提供了多极信息，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和选择的空间。其实人都是凡人，谁都不可能绝对正确，那种只属于一方的绝对正确———通常所谓单极信息、单极正义———从来都是可疑的。人们往往只能拥有片面真理。正因为如此，所以才需要辩论，所以才需要交流，所以才需要协商，所以才需要让步和合作。
如果不同部门公开辩论，公开博弈，公众必会获益匪浅。但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获益者决不单是公众，也包括政府部门。因为在公开辩论、公开博弈中，政府部门可以得到充分训练，从而逐步领会现代行政的神髓，向现代行政的转型因此可以更为畅达。不仅如此，但凡走出私域，养成公开辩论、公开博弈的习惯，通过公开最终回归公域，则必会使政府更具公信力，使政府权威得以提升，政府行政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成本也必将大为减轻。
环保总局和淮委会的此番争辩，让我们再次看到现代行政的魅力。 (笑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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