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田亮的痛苦与丁俊晖的自由

　　作者：秋风

　　“亮晶晶”与体育管理当局之间的冲突刚刚结束，天才少年丁俊晖成功了。一个明显的反差是，没有哪个政府机构试图干预他的赛事安排，或者试图瓜分他的奖金——当然，税务局也许除外。

　　道理很简单：丁从一开始就是独立的，自由的，他走的是真正职业化的路。职业体育跟目前的专业体育完全是两回事。律师、医师、会计师等等，是最古老、也最典型的职业群体。Professionals在西方中世纪语境中的含义是，他们依靠某种知识、尤其是专业技能维持自己体面的生活，而不再依赖国王们的封赏。他们是自由人，他们的职业团体是自治的(行会)，甚至国王的法律对他们都有所保留。

　　因此，职业化的首要条件是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按照这样的定义，中国有专业运动员，但没有“职业”运动员。郎平不是，姚明不是，田亮也不是。小丁却是真正的professionals。他从一开始就不靠国家，而是依靠自己的家庭。

　　这些正是职业人士获得职业身份的通常做法：你不可能一边指望国王掏钱让你到伦敦四大律师公会研习法律，转身你却对国王说，你别管我的事。天下没有这样占了便宜又卖乖的事情。

　　这也正是当年的何智丽、最近的“亮晶晶”及去美国执教的郎平引发广泛争议的根源所在。这些运动员从一开始就是在传统的“举国体制”中成长并取得成功。你可以说，没有你的天赋，政府投入再多钱，也不可能培养出奥运冠军；政府却可以辩驳：你再有天资，若无政府大量投入，你什么都不是。既然你身处举国体制中，你甚至很难享有支配自己人身的自由。比如，要由教练安排你的成绩，以确保全队成果。

　　田亮事件的启示就是：你不可能脚踩两只船，同时占有两种体制的便宜。运动员要想获得支配自己的身体、利用自己的商业价值的自由，就得从一开始自己支配自己的身体、事业。这就是小丁的成长模式。

　　当然，为了让小丁拥有自由身，小丁的家庭付出了巨大成本。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这初始成本可能大得难以承受。很多人也正是以家庭无力承担培养成本为由，支持目前的国家培养体制。不过，在个人与国家这两极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更为广阔的中间地带，那就是社会。体育事业“去国家化”之后的出路在于社会化，由社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承担支持体育事业、培养冠军的成本。

　　小丁所展示的家庭作坊模式，也许仅仅适合于部分殷实人家，且仅适合于若干体育项目，比如网球、台球、围棋等。更多的孩子和项目，则需要家庭之外的社会来支持。这里仍然可分为两种形态：一种赢利性模式，比如足球俱乐部，篮球俱乐部；另一种是非赢利性模式，比如，中学、大学、企业组织运动队。少年儿童运动员的培养，恐怕主要依靠家庭。在其潜力被社会所发现后，再进入家庭之外的机构。

　　与国家化的运动员培养机制相比，这种家庭化、社会化的培养机制，在培养冠军的效率方面未必更低，而同时，又能让成功者享有自由之身。

　　从效率方面来看，有人计算过，根据目前的奥运战略，获得一块金牌国家要投入几千万元，而小丁家恐怕不会投入这么多钱，他的成绩却未必逊色于奥运冠军。更重要的是，社会化的体制能够让运动员享有自由。家庭当然要约束孩子，商业合同也会限制运动员的选择，但这种限制完全不同于举国体制下运动员所受到的强制性约束。大体说来，在社会化体制下的运动员，是自由的。这样的制度，或许能够培养出具有正常心灵的运动员，偶尔还会培养出具有伟大心灵的运动员。

　　举国体制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它把运动员变成冠军机器。置身此一制度环境下，运动员丧失了普通人的生活乐趣。其中那些成功者，不乏狭隘而不通人情世故，缺乏更广阔的视野和价值关怀。

　　小丁的成功对举国体制是一种“去魅”，也证明了社会化体育机制的可行性及可取性。对举国体制的思考，可以让政府的体育资源用于效益更广泛的公众体育，更可让运动员获得自由。这样的自由，不管是对运动员、还是对整个体育事业，都是极端重要而珍贵的。

　　古人把体育运动看作是一件有助于培养道德和公民精神的事情，至少可以锤炼个人性情。今人未必能做到如此纯洁，商业化有时是不可避免的，职业化往往被等同于商业化。但比起举国体制，社会化体制的种种毛病应该是可以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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