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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加诺秘书讲万隆会议秘闻(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4月20日11:21 环球时报
苏加诺秘书讲万隆会议秘闻(图)

  1956年9月30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西苑机场,与印尼总统访华先遣组副组长司徒眉生(手捧鲜花者)亲切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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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徒眉生是印尼开国总统苏加诺的私人外事助理、汉语首席翻译,紧随苏加诺总统左右10多年,见证了中国和印尼之间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接受采访时,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筹备万隆会议时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苏加诺提出召开亚非会议设想

  1955年4月18日─24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开会,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自行发起召开的历史性会议,史称万隆会议。

  司徒眉生当年以记者和工作人员身份参加了会议全过程,他感慨地说:“要说的话,实在是太多了!”

  “最初提出召开亚非会议设想的人是苏加诺总统,”司徒眉生说,“这是他想实现其政治抱负的一次大胆行动。”

  1954年4月,即将动身前往锡兰(今斯里兰卡)出席南亚五国(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印度尼西亚)总理会议的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前去总统府领命,总统面授机宜说:“30年前,我们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就提出要加强亚洲各民族间的团结,现在又加上了非洲。你在五国总理会议上如果能争取大家同意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并由印尼来主办,我就很满意了!”

  在五国总理会议上,阿里总理婉转地提出举行一次更广泛的亚非国家会议的设想。他先从亚非地区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讲起,接着列举出殖民主义不甘心自己在亚非地区失败的种种动向,最后分析了新兴国家相互支持,团结一致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必要性。在阿里总理的巧妙游说下,与会者虽然反应不很热烈,但也没有人表示反对。最后,五国总理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接受印尼总理的建议,由印尼进行可行性调研。”

  听了阿里的汇报,苏加诺命令外交部全力进行筹备。他明确指示:不是调研,而是进行会议准备!

  -争取印度的支持

  阿里总理和外交部深感责任重大。阿里认为,首要的工作是取得印度的全力支持,因为当时印度在亚非国家中有很高的威信和影响。经过多方面深入细致的工作,阿里先说服了印度尼赫鲁总理与他发表联合声明。不久,他又飞赴仰光与缅甸总理吴努签署了同意召开亚非会议的联合声明。与此同时,以印尼外交部亚洲、中东司司长苏卡佐为首的筹备班子也积极与亚非各国驻印尼使馆沟通。

  1954年10月底,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中国,他在同周恩来总理的会谈中,希望南亚五国总理准备的万隆会议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支持印尼总统倡议的亚非会议,支持尼赫鲁总理对亚非会议的支持,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在尼赫鲁访华一个月后,缅甸总理吴努应邀访问了中国。毛泽东主席在同吴努总理谈到亚非会议时郑重地说:“对于亚非会议,我们很感兴趣。尼赫鲁总理告诉我们,亚非会议的宗旨是扩大和平区域和反对殖民主义。我们认为,这个宗旨很好,我们支持这个会议。如果各国同意,我们希望参加这个会议。”

  然而,局势的发展并不乐观。司徒追忆说:“试想一下,在冷战时期,要召开一个脱离西方国家、为捍卫民族主权和反对殖民主义的亚非会议,岂能不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反对?”美国为了阻止会议的召开,首先把矛头对准中国。在此期间,美国一方面捏造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领导权”,一方面利用政治拉拢和经济引诱的办法加紧对一些与会国施加压力。

  -邀请中国参加会议

  正是在这种冷战局势的压力下,1954年12月28日,南亚五国总理在印尼的茂物开会,会议的一个议题,就是要不要邀请中国参加会议。不出所料,会议出现了分歧。最后,与会者达成了一个有先决条件的决议:“在印度尼西亚总理承诺向阿拉伯国家做工作和说明后,会议同意邀请中国参加。”至此,召开一次“表明亚洲和非洲在受到西方国家二百年来的统治和剥削后的觉醒”(注:印度总理尼赫鲁语)的亚非会议的曙光,已经清晰地显露出来了。

  会议的筹备工作到了最紧要关头。为应对各种变化,苏加诺又找来总理阿里、外交部秘书长兼亚非会议筹备组秘书长鲁斯兰·阿卜杜加尼等人商量。

  苏加诺说:“出于周全的考虑,我们要设法将茂物会议的情况透露给中国,以便让他们早有预料,早有准备的好。”大家都觉得非常有必要,并商量了一个口径,交由鲁斯兰负责落实。

  从总统府出来,鲁斯兰心里就在琢磨:怎么和中国谈呢?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刚刚到任,彼此还不熟悉。再说走外交途径,有些话不好说,弄不好就造成误会;最好是通过民间途径。这时,他想到了司徒眉生———“他是新闻记者,又是中国血统,和中国使馆的人也熟悉。对,就找他去传话!”

  此时的司徒眉生,既挂着总统私人秘书的头衔,又在《新报》任记者,与鲁斯兰相知很深。

  司徒一进鲁斯兰家,鲁斯兰便开门见山地说:“给你个重要任务,你得帮帮我啊。”接下来,鲁斯兰详细地谈了传话的主旨:印尼方面希望中国能参加亚非会议,但有人反对;不过问题总会解决的。同时,也让中国方面了解一点其他国家的顾虑与分歧,以便采取一些灵活的外交策略。

  司徒一口答应,并在此后的几天里,以记者的身份,几次登门拜访中国大使馆几位他熟悉的负责华侨事务的领事,与他们“闲聊”中,若无其事地将要传递的话透露了出去。很快,黄镇大使就找了个由头约司徒眉生先生到使馆“闲聊”了一次。黄大使只是听,不表示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双方都意会到了对方的潜台词。

  1955年4月19日,亚非会议召开第二天的上午,一位亚洲国家的总理在发言中,突然把矛头转向中国,大骂共产主义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会场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引起普遍的忧虑和不安,特别是包括苏加诺、阿里在内的几位印尼领导人,心里更是忐忑不安:不知中国将怎么表态?如果反击,会议就失败了。

  -周恩来发言赢得掌声

  19日下午3时,中国代表在亚非会议上发言。周恩来健步走上挂满与会国国旗的主席台,先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扫视了一下气氛凝重的会场,然后,用温和中透着从容的语气道:“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周恩来指出,虽然与会国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但应多从自身的共同点出发考虑问题,求同存异、加强团结,本着反对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主旨把会议开好,而不要陷入不利于达成协议的争论;我们并不要求人们放弃自己的见解,但这不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识。在发言的最后,他铿锵有力地说:“十六万万的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他的话音刚落,会场立刻爆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会场紧张气氛一下子缓和下来,苏加诺、鲁斯兰等也大松了一口气。

  司徒欣慰地告诉记者:“当时,我就坐在会场后排的记者席上,亲耳聆听了周恩来这番发言,一个突出的感觉是,周恩来总理不是临时想起来才这样说的,而是早有预料,早有准备。”

  历史是由细节铸成的。50年后回头审视这段由司徒眉生亲身参与的“细节”,竟是那样的耀眼闪光!正是这样一个个耀眼闪光的“细节”,创造了亚非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的一座丰碑———万隆会议。本报驻澳门特派记者 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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