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工业化运动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在精神和气质上非常近似，但是中日两国的近代命运却大相径庭。甲午战争，事实上就是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较量。日本胜利后不仅获得了战争赔款和在中国的经济特权，明治维新的政治路线也成为其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而中国的失败，导致洋务运动破产，“中体西用”的政治路线和大上军工、重工的经济路线沦为了笑柄。
为什么中日两国的国运差异如此巨大？最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政策的高下，而在于日本的武士通过政变获得了国家政权，而中国的开明士绅则由于内忧外患的压力，非但没有获得政权，而且在朝廷里也只不过是一个权宜性的派别。最生动的例子就是李鸿章只有通过贿赂慈禧，才能发展海军；轮船招商局要面对各种克扣和刁难，还要安置冗员，并容忍他们违法乱纪。而日本岩崎弥太郎的三菱会社在政府扶植下，早就扬帆海外了。所以，中国近代政府和企业关系的开篇就给了我们一个不可忘记的教训——权力的重要性。
进入民国以后，“城头变幻大王旗”，中国丧失了基本的政治秩序，企业与政治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一方面，企业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能量，从安福系、交通系到江浙财阀，他们操纵国会，为军阀提供财政支援，两面三刀，朝秦暮楚，甚至可以左右政府的产生和政策方向；在民间社会，则有上海总商会这样的重镇可以影响舆论、控制市面。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极为虚弱，任何一个军阀随时都可能勒索企业家，财产和人身安全都没有保证，更不要说建立正常的竞争秩序和竞争规则。“虽然有富人，但没有富人阶级，因为这些富人既无共同的精神，又无共同的目标，既无共同的传统，又无共同的希望，他们只是一伙人，而绝不是一个团体”。所以第二个教训是，企业家之间没有联合。
抗战以前的十年是中国企业的黄金十年，企业无论规模还是数量都有一个很大的飞跃。可一旦战争爆发，中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弱点就暴露无遗。一方面是政府太强，似乎无所不能；另一方面，政府却没有能力实现税收的统一，走私横行，有法不依，甚至连国内铁路的轨距都不能统一。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南京政府的统治基础还是军阀和乡村地主，它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必须在维护地主利益的前提下开展。
中国的企业家仿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政治侏儒症，他们缺乏力量感。一再幻想有一个强权者来保护和支持实业的发展，希望像一个孩子一样被照看，袁世凯、蒋介石都曾经是希望之星。在这样的心态下，实业不过是一种致富的技术，而不是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关系。所谓实业救国，就成了无源之水。富豪们之所以缺乏力量感，是因为他们缺乏动员社会的能力，“钟情于一种非历史、非政治的精神，陶醉于眼下的成功而只求永保太平”，他们似乎未老先衰，“无能担纲民族的权力利益”。所以第三个教训是，没有动员社会的能力，就没有力量。 高超群 (作者单位：社科院经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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