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公安部禁毒局长：缉毒要打人民战争(2)

　　专家论点：为什么发动缉毒人民战

　　沈 冰：人民战争的概念是怎样引入到警务工作当中的，能不能够取得预期的目标和效果呢？介绍一下另外两位嘉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大伟教授，北京电视台《法治进行时》

的制片人徐滔。

　　徐 滔：禁毒人民战争肯定会取得非常好的效果的，因为他通缉令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他是想通过新闻报纸、网络这些媒体的综合参与和这种高强度、高密度的这种传播，达到一个社会上有很多人共同参加的一个高度关注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之下，犯罪嫌疑人往往是无处藏身，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马加爵案件，马加爵是在2月23日杀人做的案，3月1日公安部发出了红色通缉令，这个过程如果没有发布这种通缉令，没有发布这种悬赏缉拿，难以想象会有这么好的效果。

　　沈 冰：王教授，发动人民力量在全国范围缉毒或抓捕某个犯罪嫌疑人的话，成本是不是太高了？

　　王大伟：你知道吗，在西方养一个警察，他一年要65万人民币，养一个警察就要65万人民币，他要是在西方来说，他每增加一个警力，那些纳税人他就觉得心里非常难受，因为你知道吗，比如说在英国，他是每挣钱一百英镑就有24个英镑要交税，叫人头税，就要交到政府去，这里面就包括养公务员和养警察这部分，所以警察的投入在西方本身就是巨大的，可是你比较他一个人就是65万人民币，那么我们的A级通缉令它的起点就是五万多块钱，所以你这么比较，他投入的还是相当少的。

　　徐 滔：在逃犯罪嫌疑人对这个社会造成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往往是用金钱所无法衡量的。比如说北京几年前发生过抢劫银行运钞车的案件，这是北京建国以来第一起抢劫银行运钞车系列的案件，主犯鹿宪洲有一次从服刑的监狱里脱逃，他出狱之后疯狂报复社会，在几年里做下了数起大案，有数人在与他搏斗中牺牲，这种犯罪给社会的危害是用金钱所无法计量。

　　沈 冰：徐滔，你的节目里有一个板块是专门发布警方通缉令的，效果怎么样？

　　徐 滔：这个节目是在2000年1月2日开播的，到现在这个节目已经公开通缉了100多个有名有姓的犯罪嫌疑人，到今天咱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有80多个犯罪嫌疑人或是在群众的举报下被民警抓获，或是看到通缉令之后自己主动地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或者是畏罪自杀，北京的公安民警警察开玩笑，说这个节目的破案率挺高的，他们还给这个节目起了一个外号，叫做电捕。因为他们是缉捕，他们是侦察员。

　　沈 冰：人民战争这个词什么时候开始引入到警务工作当中？

　　王大伟：这是我们国家古代考状元，考秀才的卷子，可能你们二位以前未必见过。而且你知道吗他这不是印的他这完全是手写的，就是当时那个考生写的，所以当时那个功底是非常厉害的，它这上面有这么一句话叫，臣考三代以前，寓兵于农，凡民皆兵，无所谓兵也，什么意思呢？就是夏商周这三代，这三代以前我们又没有军队，又没有警察，那么靠什么呢？就是靠人民群众，老百姓自己，这个警察学校有一个词叫自我警务，自我警务就是说没有警察以前我们就有警察行为，这种警察行为是靠什么呢？就是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在古罗马的时候，在欧洲，这是我们讲的中国，在古罗马的时候，这是在欧洲，他们有一种方式叫Hue and cry，我们给它翻译成叫擂鼓鸣金捕盗制，你看这个穿红衣服的，这是个小偷，偷了一只羊，就往外跑，这一跑，这是村长吹起号角来了，他一吹起号角来，全村的人，钉马掌的，把马掌扔了，锄地的把锄头扔了，都参加追捕盗贼的行列。

　　沈 冰：连马、狗动物都参与了，鸟也跟着叫。

　　王大伟：所以这个我们说世界上比较早的一种群众参与社会治安的这样一种形式，自古就有之。

　　徐 滔：我们法治进行时在做法网追踪的过程中也有好多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有一天突然接到了一个小朋友给我打的电话，她看完这个法网追踪看完电视通缉令，这个小孩6岁，叫丹丹，她说徐滔阿姨，她说我想给你出个主意，她说这些逃犯实际上非常好抓的，为什么那么费劲还抓不到，我说那你说怎么抓他们呀，因为每次咱们通缉令的时候不是必须要登一个犯罪嫌疑人的照片吗？她说等这些犯罪嫌疑人照相的时候就可以把他们抓住，出的主意，就说明它被关注的程度。

　　王大伟：现在在西方，整个世界范围内，我们说现在已经进入第四次警务革命，第一次警务革命就是罗伯特比尔建警，他是英国人，这个就是罗伯特比尔，这是在175年，1829年那个时候他建警。第二次警务革命是美国警察的专业化，第三次警务革命是警察现代化，那个时候的警察就是从头到脚，顶盔带甲武装到牙齿了，警力迅速地增长，装备迅速地增长，这个时候人们说都这么好了，是不是犯罪就应该降下来了呢？可是事与愿违，在第三次警务革命，我们警察就是打击犯罪的战士这个角色走到最鼎盛的时候，可是犯罪也跟着走到了最高，所以人们。

　　沈 冰：这是什么原因？

　　王大伟：人们就觉得非常奇怪，有很多西方的那些警察局长他就说，我这一辈子都在人、财、物，就是在这儿拼命把警力提高上去，可是警力越高，装备越好，为什么犯罪还是跟着增长呢？这个时候他们这些有识之士就想到，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就是他的代表人物就是西方的社区警务之父，叫约翰逊安德逊，我们可以看看这个老头，这个老头挺精神的，我们念书的时候，他是我的老师，他是西方的社区警务之父。这个老头他画过一棵树叫社区警务树，他说警察好比是一棵大树，上边的枝枝杈杈就是我们的警种和分工，我们前三次警务革命就是170多年，我们都想让这棵树长高长高再长高，但是这棵树长疯了，它长疯了以后，它就和土壤失去联系了。第四次警务革命，人民知道这么一个观念，就是树有多高根有多深，这个树要想长好，它的根要往回扎，这个土壤是什么呢？就是百姓，就是社区，就是百姓。中国警力是世界上比较少的，我们173万人，占警力多少？占万分之十一，一万个老百姓才有11个警察，西方是多少呢？35，也就形象地说我们一个警察要干西方三个警察的活，那么我们肯定不行，那么怎么办？就是我们后面要的大量的后备军，大量推着小车的那些农民，然后他们才能够最后帮助我们打胜这场缉毒的人民战争。

　　沈 冰：所以一点都不是说缉毒跟犯罪沾边的事儿都是警察的事儿，跟老百姓就没关系了，其实自古就有关系，现在更应该有关系。

　　徐 滔：没错，英国有六个通缉犯非常有意思，他们隐蔽的一个小城市，这个小城市有一个娱乐节目叫做北极现象，而且这个奖金非常高，是两万英镑，这六个犯罪分子就觉得，在当地这个节目看的人也不是特别多，知名度也不是特别高，我就参加一下吧，结果他们参加还一路过关斩将，成绩还是挺优秀的，马上就要拿到两万英镑的奖金，没想到没有看到这个奖金看到的是当地的警察，当地的警察，英国的警察据统计，就通过大量的国内的这种有奖的节目，就抓获逃犯484名，因为在逃的犯罪分子他们都需要钱去藏匿。

　　王大伟：现在西方它有很多比较好的举报措施，你看我们当时就是“二王”刚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老百姓才知道悬赏的问题，实际上在我们中国古代悬赏就非常普遍，你说过去看水浒看什么里边都有，书影画形，画得很像，说悬赏多少银子，这个历史上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在西方它也是很普遍，而且他们创造了很多好的办法，比如说社区警务里，他们每人发一个小卡，咱们中国猫和狗都是好东西，但西方他把那个犯罪就定成一个黑猫，那个卡上画着一个黑猫，这个叫停止犯罪的人，老百姓领这么一个卡，上面有一个密码，所以老百姓一旦发现线索的时候，他就按照那个密码里边有电话，就给警察局去打电话，警察局一旦核实这个信息是准确的话，警察局就给他发钱，但发钱不用知道他叫什么，那个号本身就是一个小账号，警察已经给他办好了，就直接把钱汇到他那儿，既把犯罪分子，把这些信息提供出来，又有效地保护了证人，所以西方还是动了很多脑子的。

　　沈 冰：王教授会不会感觉到在我们国家警务工作方面，慢慢地越来越多会用公开通缉这样的方式，或者更多地把它制度化起来，让它成为破案的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一个途径。

　　王大伟：我们说通缉悬赏的方式，它是世界警务改革的一个趋势之所在，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现在有的老百姓会说，甚至有人问我说，那我们通缉悬赏以后，老百姓是不是良心的层面低了，为了金钱的层面高了，不是，这正是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参与社会治安的一个方式。

　　徐 滔：而且实践证明也的确如此，比如说在马加爵这个案件成功地破获之后，有关部门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在被调查的人群中，只有8.6%的人对20万的悬赏非常感兴趣，有51.6%的人说，即使一分钱都没有，他们也会抓获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就是通缉令它最重要的作用，通缉令是通过说明犯罪嫌疑人和犯罪分子对公众安全的威胁，从而调动了每个人那种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感，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来扭结好社会安全的纽带。

　　王大伟：我们说现在有一句话叫专门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这儿有一个世界警务改革理论的话题，就是更夫和机器人，现在警察的武装已经是非常好了，快速反应的能力也非常好了，但仅仅靠这些远远不够，我们更多地要靠，比如说传统的更夫吧，就是一个老头，可能就是村里的一个老头，他追不上犯罪分子，也打不过犯罪分子，但他和人民群众最近，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比如说是悬赏，也可能是通缉，但是只要调动起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来就很好，比如说南京搞社区警务，他们是什么？他们搞十户联保，十户农民都按上手印，说我们这十户齐心协力，不能有吸毒的，我们的孩子不能有吸毒的，然后按上手印以后把这个东西装一个镜框，放到电视机上，放到家里最显眼的地方，然后在村子门口挂一个大木牌子，每一个村门口一个大木牌子上面写着十户联保村，这样就让犯罪分子看到这个以后，进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使整个人民群众都彼此邻里守望，互相帮助，整个建成了一个叫什么呢？打击犯罪的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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