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的传统文化视角

　　———与英国皇家科学院东方研究会朱恩平博士对话

　　-本刊记者 夏仕应 杨 敏

　　儒家对和谐

　　的探索与追求

　　《决策》：中国正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以此矫正发展中出现的一些失衡现象。在发展中谋求和谐需要做出巨大的努 力，我们如何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对此进行观察分析？换言之，中国传统社会在构建和谐社会上的探索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地方吗 ？

　　朱恩平：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和谐社会的构建问题，90%以上的人研究和谐，只有10%的人研究科学，现在恰恰相 反。

　　保险制度最早是孟子提出的，他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恒产就是一种保险，恒心就是不会有动乱，不会有盗贼。在西汉 时期，就做过为民置产的实验。汉武帝后，儒家思想占据主流，要求建立一种理想社会，就是小康和大同，经济上在“国有制 ”和私有制之间进行选择。对于王莽，现在我们说他篡国，但当时有48万儒生拥护他，上书要王莽代替汉朝，实施最理想的 政治经济措施。因而，王莽改革第一条就是废除奴隶制度；第二条就是全国的土地收归国有，按人口分配；经济上官方垄断， 对小手工业者国家扶植；政治上反贪官，不断地发行新货币，在兑换新货币的时候要求官员说明财产来源，结果富人都破产了 。王莽的改革反映了儒家的理想，想一步实现小康大同。

　　中国历史上最和谐的状态出现在宋朝后期，正如罗素所说，不用宗教而有道德，不用法律而有秩序。宋元明清的民间 社会是无为而治，经济上彻底地自由放任，一定程度上实现老子“我无为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的社会理想。

　　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社会状态为三个层次，即乱世、小康、大同。儒家认为依靠制度的革新实现理想社会是不可能 的，因为制度的变化都是形而下的，假如人心不善，制度越先进人祸越多；假如人心变善了，不用制度也能达到理想。儒家政 治的高度艺术化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如果人从善如流，就不需要法治；从恶如奔就要严刑峻法。宋朝就是这样。

　　儒家认为中国人是讲人情味的，任何官方权力的参与都靠不住，要求政府从民间社会彻底撤退。范仲淹和朱熹创义庄 盛行全国，大概有几万个，老弱病残孤寡都有所养。教育上有教无类，宋朝通过科举入仕的80%是穷人，目的就是社会均等 化。从民间社会来说，宋朝发育得最好，也是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时期，城市人口占12%，四大发明有三项在这个时期。

　　中国科学发展的

　　“不能”与“不为”

　　《决策》：说到传统文化，就不能不提到李约瑟难题，即中国古代科学运用于人民生活和国家管理，比其它民族有效 ，但为什么没有出现科学革命甚至资本主义？还有个问题是，如何理解杨振宁教授对《易经》和《中庸》两本书阻碍了中国科 学发展的判断？

　　朱恩平：我的观点是，儒家文化保证中国有百年以上的太平盛世，保证中国经济和科学的发展；从历史上讲，中国是 科学创造的源泉。中国之所以为什么没有出现科学革命甚至资本主义，不是“不能”而是“不为”。因为孔孟、老庄这些哲学 家留下来遗训，中国文明的设置是为全人类永生的，不是为一个民族的富强。《易经》上提出华夏民族可大可久，张载也说“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3000年前，儒家经典《尚书》中就提出了“正德、利用、厚生、为和”，这八个字对科 学发展是有限制作用的，从好的方面讲，就是把科学的发展限制在和谐的范围内。

　　跟西方文明比起来，中国讲究尽善尽美，追求精神文明；西方讲究济富济强，追求物质文明。罗素讲传统中国是艺术 家的国度，是以最小的损害自然来达到最大的和谐。

　　当然，从地理环境和生态圈来讲，中国的发展不能像西方那样，发展以牺牲外部为条件，中原文化具有内向性，矛盾 都是向内的，所以必须强调和谐。西方向外发展把矛盾推到国外，那很容易制造内部和谐。

　　和谐社会的构建方式

　　《决策》：按照您的观点，中西方不同的文明和文化传统导致了在追求和谐的方式上截然不同。综观世界历史，在构 建和谐社会方面，可以分哪些类型？

　　朱恩平：从世界文明发展史来说，构建和谐社会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借助宗教力量。《易经》里说，“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器就是物质文明，就是说人的智力 发展了、物质发展了，人脱离了动物，但却会走向毁灭。孟子讲“人异于禽兽，几稀”，只有以道德力量去约束，就是仁义道 德，人要保持动物一样的自然和谐就必须借助文化，在西方就是宗教。

　　第二种是借助一种团队的力量，把不和谐的因素转移到外部世界去，内部就很容易和谐了。因为内部的竞争不是关系 生死存亡，只关系荣辱得失，西方文明是这种和谐观的典型表现。美国为什么需要树立假想敌，就是要把矛盾转移到国外，从 而实现国内稳定。但这种和谐观是建立在外部世界不和谐的基础上。

　　第三种是中国式的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传统社会的和谐是把天然的和谐通过人文的方式在人类社会重建。中国 古代文化都是在重建人文的和谐并在和谐中谋求发展。和谐从情感着手，和谐社会从家庭开始，但家庭不是排他的，是一种开 放的亲缘关系。儒家的家族观是开放性的，既有乡土观又有天下观。《礼记》上讲“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孟子也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是将爱心从家庭向 外延伸，直至“恩及禽兽”，这是一种开放式的和谐。

　　第三只眼看近现代和谐问题

　　《决策》：中国是上古文明唯一的幸存者，一些德国和法国的学者甚至说中国文明是世界的母体文明，而欧洲文明只 是次生文明。而对于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和和谐问题，我们如何看待？

　　朱恩平：按儒家观点，中国近代社会在和谐问题上是一个大倒退，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传统中国治国理念讲究德和 礼，强调道德的约束，让人民有尊严感，现代西方依靠制度法律来治理国家。

　　新儒家认为中国有道统没有政统，没有民主政治，还缺少学统，没有科学，我不赞成这种观点。梁启超说中国政治的 设立不是为一个民族的，是为全人类的，是为人类的永久和平服务的，西方的政治从利从众，中国的政治从德从贤。

　　罗素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人类文明的极致，但现代西方文明的崛起，导致“中国像圣人一样地死去，像罪人一样 地活着”，就是接受了西方的生存方式和竞争方式，没有以前那样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终极关怀。罗素还说中国只有学西方之恶 才能幸存，他认为从短期看是个进步，但从整个人类长远来说，未必就是一种进步了。

　　《决策》：在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下民间社会的形态是什么样的？权力进入民间是什么时间开始的？

　　朱恩平：孔子讲礼让为国，以前的政治是一种民众的道德自觉，没有行政权力在民间，民间的绅士是一个精神代表。 一般认为，保甲制度是权力进入民间的一个标志，其实保甲制度也是一种自治制度，在曾国藩时代就有了。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民众不要感受到统治者的压力是比较好的，但传统政治的国家动员能力不够，比如说军队打仗，百 姓跑反。解放后为了跟列强抗争，把人民高度组织起来了，这样权力就深入到民间社会。

　　现在看来，权力到民间社会太多对发展不利，对民间管束过多必然会产生腐败，但如果权力从民间很快撤出，在民间 的自治能力很弱的情况下，又会出现一些问题，例如造假制假等。这是一对矛盾。如何从民间撤出权力的同时又能保持一种秩 序，是个很大的难题。古代社会的和谐是从家庭做起，从家庭和谐到村社和谐，这样也省了很多的行政费用，现在一条路子就 是从复兴中国文化做起。

　　《决策》：和谐更多的是一种主观感受，一种幸福感，请问中国人的幸福感和西方人的幸福感相比有何差异？

　　朱恩平：尽管西方科技进步，但由于文化的原因，我认为西方的幸福感没有中国人的幸福感强烈。从家庭角度出发， 在西方，小孩18岁就像鸟一样飞掉了，老人也无人管。而儒家讲的和谐感是“少有双亲之爱，男要安身立命，老有天伦之乐 ”。尽管西方经济发达，公共道德很好，但私人情感上有欠缺，人与人心灵上很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