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杂志：北京兵马司9号的主人们

　　北京辽金以来的庙宇、道观，明清的皇宫，皇皇然留存了不少。而中国近代的科学机构旧址，则很少见了。

　　北京西城兵马司胡同9号，历经飘摇，是留存的中国最早的科学机构旧址。那是1916年初，西北风横扫小胡同的时候，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一部分搬到了这里(另一部分在丰盛胡同3号，现兵马司胡同6号)。所长是丁文江。

　　当时的中国大地战乱频仍，政治一片混乱，经济随之衰敝，科学研究难以生存；另一方面，新式教育刚刚起步，拿地质学来说，就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干什么的。近代科学在中国缺乏文化基础和社会的广泛认同。地质调查所从这里艰难起步。它的老楼、院落沉淀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创业史，这里出了不少大事，也出了不少大师。

　　兵马司9号离繁华的西四牌楼不远，闹中取静。它占地4亩零8厘，有三座靠募捐建的小楼。

　　第一座楼

　　1920年，所长丁文江与章鸿钊、翁文灏，会同农商部矿政司司长邢端发起募捐，筹建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就是今天的中国地质图书馆的故址。

　　图书馆工程由德国雷虎公司承建。那时一战刚结束不久，丁文江为敌国建筑师承接工程一事，专门呈文请农商并外交部批准。图书馆在一片旧瓦房中鹤立鸡群，是20世纪初的德国民居样式。

　　这座西洋小楼里有丁文江的办公室。上世纪20年代末，丁文江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如可以安安稳稳住在北京，而且地质调查所依然存在，可以利用，我或者可以专心研究几年。否则没有法子的了。你要知道，我的研究，非有相当的设备，和相当的技术人员帮忙，是不能做的。要是离开了图书馆和试验室，再没有葛利普同他的学生来帮我鉴定化石，绘图员给我绘图，我绝对无法子可以着手。”

　　接触过丁文江的人都说他欧化很深，一口标准的英语，生活考究。1929年9月，丁文江带着赵亚曾、王曰伦、黄汲清和曾世英到西南几省调查地质。

　　王曰伦院士晚年回忆说：“起初我以为丁先生这老头，曾当过官僚，平时又讲究享受，应该不能吃苦，哪知我想错了。他每天天未亮就起来，点灯穿衣吃饭，天亮后上路工作。背袋里装上一块饼，就算午饭的干粮。晚上下店，吃饭洗脚后，还要点灯将本日所作的图件整理后才睡。每天工作不停，并不考虑下雨和晴天。这样的苦工，我起初还不行，以后也就惯了。他亲自教我绘图、采化石并研究石头，平时也很爱谈天。他的常识丰富，中西学问都很好，颇有诲人不倦的态度，所以我很得到些益处，至今忘不了感激。”

　　也就是这一次，古生物室副主任赵亚曾年轻的生命留在了西南。

　　1931到1934年，丁文江在北大理学院当了三年的教授。他的助教高振西回忆说：“他是用尽了他所有的力量去教的。”“当时地质调查所的同事们曾有这样的笑话：‘丁先生到北大教书，我们许多人连礼拜天都不得休息了。我们的标本也给丁先生弄破产了’……”

　　图书馆一层的会议室里更是群英荟萃，留下了诸多珍贵的历史瞬间。

　　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学者酝酿“仿照伦敦地质学会的样子，办个团体”。1922年初，拥有26名创立会员的中国地质学会在兵马司9号图书馆成立，并长期在这里组织学术报告会。学会早年的活动也有不少轻松的形式，如丁文江的好友胡适和赵元任就在这里的联欢会上说过英文相声。两位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名流在一批同样具有留学背景的学者面前捧逗自如，数落中国式英语的尴尬和窘态，引起阵阵笑声。

　　1927年2月9日，由所长翁文灏任副会长的中国矿冶工程学会在这里成立。学会聚集了跨部门的中国冶金、采矿冶金和地质行业的学者。他们笃信实业救国，并身体力行。学会疏通了一脉活水，对推动科技进步、活跃学术园地起了积极的作用。1951年，在副理事长陈立夫、胡博渊等学者的倡议下，矿冶工程学会在台北复会。2004年6月，台湾矿冶工程学会学员藉来京开会之机，专程到兵马司9号寻根。老秘书长带着他们，沿着楼前的空地慢慢地走，并不断弯腰致敬。

　　李四光在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当所长后，到北平时也会来参加地质学会的活动。据参加会议的院士晚年回忆，李四光在学术讨论中有时讲一些过激的言辞，总是翁文灏出来阻止。翁文灏古风犹存，总想保持地学大家庭的和平，不免迂腐。地质学界的李翁之争或许由此已隐隐出现了。

　　第 二 座 楼

　　1928年冬，地质调查所的核心——办公楼在兵马司9号落成使用。这是一幢德国样式的二层精致小楼，是由中国到西方学习建筑的第一人——贝寿同设计监修的。1918年，贝家在苏州名噪一时，买下了苏州名园狮子林。那时贝寿同的一个侄孙刚1岁。谁也不会想到他会在后来名震中外，名气大大超过他的叔祖。这就是建筑大家贝聿铭。贝寿同作为早期的留德学生，作品传世很少。除北京欧美同学会之外，一直未发现他的其他作品。在寻访兵马司9号的历史时，竟意外发现了贝寿同的作品，亦属意外收获。

　　盖办公楼的钱是哪来的？当权政府财政总是吃紧，哪有拨款的兴趣——又是多方募捐。楼盖好了，还有不少亏空。所长翁文灏一面挪用学术刊物的印刷费应付建筑商，一面呈文农矿部要钱。钱下来了，500元！尚不足建筑师贝寿同的设计费。

　　那时，王恒升刚大学毕业不久。他向胡承志谈起过当年的一幕：翁文灏带着他去矿厂“化缘”。矿主正陪来客躺着抽大烟。王恒升拿着化缘簿子，笔管条直地站在一旁，翁文灏惜时如金，急得满地“走绺”。好不容易矿主抽完了，问来者为何。待矿主在簿子上签了钱数后，王恒升赶紧去柜上支取银票。

　　几十年后，两位去“化缘”的先后成了院士。这样盖起的楼，这么难堪的知识分子，至今让人叹息。

　　办公楼二层有翁文灏的办公室。

　　翁文灏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从1921年任地质调查所代所长、所长，到1936年所址迁往南京，翁文灏以科学机构领导者和学术权威的双重身份，在兵马司9号历史上的形象尤为鲜明。丁文江和翁文灏对国际地学界的水平有着清醒和深刻的认识，他们重视寻求国际合作和聘请高水准的专家，为中国的地质工作制定了高标准和高起点，以期迅速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翁文灏执掌地质调查所以后，一直在试图创造一个中国式的地学大家庭，为学者营造一个适宜发展和能够交流学术的环境，以推动学科的迅速发展。地质调查所成为颇有影响的地质学学术中心。

　　办公楼内酝酿的大事之一，就是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

　　周口店最早的发掘是1921年由外国学者进行的。随着地质调查所的加入，1927年开始得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同年，李捷和瑞典古脊椎动物学家布林(Birger Bohlin)在周口店发现猿人的下臼齿。经加拿大学者步达生(Davidson Black)鉴定，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后正式改为“北京猿人”。

　　1929年，在翁文灏、丁文江、步达生和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等学者的积极运作下，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成立，主要从事周口店的发掘工作。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震惊世界。

　　由地质调查所组织的周口店发掘和整理研究工作，为世界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的研究提供了丰富和系统的资料，引起国际科学界的高度重视。“北京人”的发掘成为中国近代科学界进行对外科学合作、争取科研经费并使中国古脊椎动物研究迅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的一个成功典型。兵马司9号也因当年聚集了具有较高水平的国际知名专家，而至今受到国际科学史界的关注。

　　周口店的轰动早已烟消云散，“北京人”头盖骨也不知所终。然而，周口店遗址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世界文化遗产，发掘、研究和保护工作延续至今。新生代研究室也变换为今天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第 三 座 楼

　　兵马司9号的沁园燃料研究室，捐得更为彻底。它是一个人捐的——丁文江和翁文灏的好友金绍基。金绍基以父亲金焘的字“沁园”命名了这座三层楼。

　　金沁园的后人中有三位名人：一位是长子金绍城，字北楼，1920年与周肇祥等人发起和创办了中国画学研究会；一位是孙子金开英，字公 ，中国石油界的老前辈。上世纪80年代，台湾石油公司在苗粟建“公 楼”，向这位健在的石油工业一代宗师致敬；另一位是外孙王世襄，学贯中西的文物大家，今年91岁了。

　　金绍基本人并不出名。他早年留学英国，上世纪20年代后期在北大兼过化学课，黄汲清、李春昱、朱森是他的学生。金绍基有钱又有闲，有时招呼学生到家里上课，学生普遍热情很高。金绍基英文流利，授课之余谈天说地，兼备茶点自取。

　　1930年前后，经过十多年的奋斗，在全国统一、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地质调查所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它先后创办了5个研究室，成了中国多个科学机构的祖籍。沿着它结实的木楼梯拾级而上，似乎还可以看到当年学界前辈们辛勤的身影，听到他们热烈的讨论。

　　几十年之后，黄汲清院士说：“中国官办的科学事业，最早的而且具有国际水平的，地质调查所无疑是独一无二的。”

　　珍 贵 的 刻 石

　　兵马司9号靠募捐建造了一座座楼房，是旧中国的一段传奇式经历。为昭显捐献功德，地质调查所一一刻石纪念。到了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加大了对科学机构的投入，像国立北平研究院等机构的楼房拔地而起，由于都是政府拨款，也就没有了勒石铭记的热情。兵马司9号的碑刻记载了一个短暂的历史层面，不意竟留下了近代科学史上苍凉的风景。

　　碑刻一

　　1921年9月，图书馆落成。农商总长王乃斌应约写了碑文：《地质调查所图书馆记》，由矿政司前任司长邢端书丹，楷书清逸，笔法遒劲。王乃斌曾任清末承德知府、热河道尹，在1920年和1924年两度出任农商总长。一位旧官吏因了这块刻石留名。邢端是清朝末年的翰林，丁文江的老同事。他身在民国，却推崇古风。后来多年闲居在北平小酱坊胡同，与傅增湘、张伯驹等文人诗文唱和。他的儿子却不似他那般闲散，后来做了院士，即北京大学的邢其毅。

　　碑刻二

　　地质调查所办公楼建成以后，所长翁文灏上呈《拟于新建筑内刊立铜碑请赐撰碑文》文。1929年5月，农矿部部长易培基撰文并书丹《地质调查所建筑记》。易培基文人品相，先后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院长，后因“故宫盗窃案”被起诉，匿居。他的书法颇有造诣，这篇隶书碑文堪称墨宝。

　　上面这两篇碑文结构相近：前半部分记述了中国古代对矿产的开采和探索，赞颂了地质调查所在十几年里的大幅度跨越和贡献；后半部分是功德碑，记载了捐款部门和个人的名称。在图书馆楼的捐助中，开滦矿务总局的捐款几近楼房修建款的90%。个人捐款第一位是黎元洪大总统，捐了1千元。

　　碑刻三

　　1930年镶嵌在沁园燃料研究室的纪念碑令石刻艺术家颇感兴趣。这块碑的上部是金绍基的父母金沁园先生暨德配朱夫人遗像。线刻画像笔法简练，人物庄重，未署名，是民国时期少见的碑刻作品；下部是金绍基撰写的碑文，书丹人不详。

　　赵亚曾(1898-1929年)，字予仁，河北蠡县人。1929年的一个茶会上，胡适遇见丁文江。丁文江兴致勃勃地说：“适之，你来，你来，我给你介绍赵亚曾。他是北京大学出来的地质学天才，今年得地质学奖金的！” 赵亚曾在工作后的短短6年时间里，发表论文和专著18种，计100万字。他关于石炭纪、二叠纪长身贝类和石燕贝类的专著，成为后人研究有关化石的参考经典。1929年11月，赵亚曾在云南进行地质调查时被乡匪杀害，年仅31岁。同队的丁文江、王曰伦等人刚到黔西大定，忽闻噩耗，痛哭不已。为了表彰赵亚曾献身科学的精神，地质调查所在兵马司9号东墙修建了“赵亚曾先生纪念碑”。此碑毁于“文革”初期，目前刻有铭文的碑身尚存。

　　碑二，葛利普先生纪念碑。

　　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1870-1946年)是美国著名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1903年葛利普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20年，他应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的聘请来到中国，担任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主任和北京大学古生物学教授。葛利普以一位蜚声国际的古生物学专家，将他的后半生献给了中国的地质研究和地质教育工作。中国古生物学的先驱多出自葛利普的门下。他是一位对地质调查所乃至中国古生物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外国学者。

　　1946年3月，葛利普在北平丰盛胡同3号西厢房去世。不久，在西厢房东面建成葛利普先生纪念碑，上面刻着葛利普生前喜欢的画像。那是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在1930年葛利普60岁时为他画的。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丰盛胡同3号建楼，葛利普先生纪念碑被搬到兵马司9号。该碑毁于“文革”初期。至今，残碑上仍可看到葛利普先生的头像。

　　院子里还有“地质调查所沁园燃料研究室”、“土壤研究室”等石匾。

　　碑刻、匾额和纪念碑显示它的主人古风淳厚，古韵犹存。这些刻石在一个院子里如此地集中，实属罕见。80多年后的今天看去，不知身在何世。有的匾额早已被水泥粗暴地覆盖，有的碑刻不知去向，仅存老照片留下那一掠墨痕。正是这些无言的刻石，构成了一组科学文物遗存。它们像树木的年轮一样，记录了民国社会前期地质调查所艰难地谋求发展、它的领导者殚精竭虑扩展事业规模的层层烟雨，以及杰出的中外学者的历史功绩。它们彰显了我们民族的科学历史，是中国乃至世界科学史的一道奇观。

　　1936年，地质调查所迁往南京。

　　据统计，出自旧中国地质调查所的院士有49位，其中一位是所里派到台湾成立省地质调查所的阮维周，后来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而兵马司9号一个六七十人的单位，就走出了24位院士。他们是翁文灏、谢家荣、王竹泉、孙云铸、杨钟健……

　　兵马司9号早已改为15号了。但我们还是习惯它几十年前的老称呼。兵马司9号是旧中国地质研究的象征。它是一段记忆，一部蒙受历史风尘的鸿篇。

　　如今，它成了居民大杂院，表面观之尚可，里面却杂乱壅塞不堪。偶尔黄叶卷来几个落寞的史学者，指点叹息一番。而人们毕竟信服历史的力量：从2002年，呼吁保护这个院落的行动已经开始。

　　兵马司9号，它是中国近代科学的一条根，一条牵动海峡两岸的根。文/张尔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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