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侯一民：自身成为历史的画像(组图)

画家侯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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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侯一民

　　央视《大家》播出《历史的画像--画家侯一民》，以下为节目内容实录。

　　解说：2005月4月，我们《大家》栏目组来到北京西山深处的一家小庭院，这个院子的主人就是著名画家侯一民。在侯老这座院落里，几乎所有的房间都是他的作品陈列室，他大量的作品都收藏在自己的画廊里。作为第三套和第四套人民币的绘制者，侯一民现在还珍藏着当年所有人民币的素描稿。

　　侯一民：第三套是从1958年开始的，我去的时候其实那个方案已经定了，我去了就是管画人、画风景。这里头的人物和风景都是我画的。很好玩，要画得很细。那钞票画出来，那个稿子，你拿到街上去花就可以了。

　　记者：要画得非常细？

　　侯一民：要画得非常细。所以我们眼睛都是这么坏的。

　　记者：就是画钞票画的。

　　侯一民：先画成小稿子拿到中央送审，中央批准以后这才画大稿子，

　　解说：1958年侯一民只有28岁，他当时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中国人民银行邀请他和罗工柳、周令钊三人组成了第三套人民币的设计小组。在此之前，第一套和第二套人民币的绘制、生产都由前苏联专家协助完成，而第三套人民币标志着中国自主设计、绘制和生产高质量货币的开始。当时周令钊负责图案设计，侯一民负责全部票面的绘制工作，这张枣红色一角币是第二套人民币向第三套过渡的重要标志，它的问世宣告了人民币真正的诞生。然而，侯一民怎么也没有想到，十年后他会因为这项特殊的任务而在文革中遭遇意想不到的灾难。

　　记者：您是因为什么被批斗的？

　　侯一民：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批斗。起初我们不明白，因为我们画得很艰苦，我们都是礼拜六、礼拜天去画，我学校的工作还要照常做。而且是“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家里人不知道，学校一般人都不知道。

　　记者：就设计，当时也是一个保密的。

　　侯一民：连一个小纸条都要登记，都要存档，很严密的。

　　记者：很绝密的事情。

　　侯一民：怎么一下给公开了？我在学校里头正斗呢，斗刘少奇那个事。后来突然学校里头——那天我劳动刚回来——一条大标语都打出来了：“揪出伸向人民币印制系统的黑手”。

　　记者：您当时看到这个标语……

　　侯一民：吓一跳，然后就立刻通知我和罗工柳到人民银行去接受审查。叫去了，叫去就关在屋里头：“你要讲周总理对这套钞票有什么指示？”——他没讲黑指示。我说这个钞票是总理管谁都知道的。他说你们这钞票里有什么问题？我说没什么问题。我说顶多我们有一些形象画得不够满意，因为这个过程，一块钱那个农民形象，邓小平提出来，那个女孩子再美一点，我动改过，后来又改了。

　　记者：那都属于创造上的问题。

　　侯一民：都创造的问题，没别的。我说如果检查的话，顶多我们多吃了几顿饭，因为那是三年困难的时候，给我们吃了小灶，

　　记者：那时候你还想不到为什么要来为这事来批斗？

　　侯一民：起初想不到，但是他后来那个话头、话锋都太明显了

　　记者：指向什么？

　　侯一民：指向总理。

　　记者：你们已经明显地感觉到？

　　侯一民：特别问：“为什么不用毛泽东那一套？为什么不用毛泽东形象那一套？这套是怎么回事？”我说“这个事，你们知道是为什么不用毛主席。”

　　记者：为什么？

　　侯一民：毛主席不同意。有文件，正式发达的文件，毛泽东不同意。那有什么话好讲？没完没了。突然在银行里头开了一个大展览，还是这条标语：“揪出伸向人民币印制系统的黑手”，我们这些钞票一个一个摆上，每一个都有罪名，每一个都有说法。

　　最好玩的是这个，这个起初是个干部参加劳动，是红色的。后来改了，为什么改？是周总理提出来，说一毛是中小学生用的多，所以你要“化教育、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当时一个口号。知识分子要生产劳动，要熟悉农业、农民。好，我就画了。这个孩子们，中学生，都是中学生，后头是个学校。背着工具、提着杀虫器下地。他说这个前头这个人，背铁锨的，是个“铲”；第二个背稻田里篓子的，说是“锄”；第三个人他不说；第四个人拿了个铁锨——是侧面的，他说这是“矛”。

　　记者：像一个矛？

　　侯一民：矛。那个枪、矛，后面还有些红旗，连在一块，“铲除毛旗”——打倒毛泽东思想。

　　记者：打倒毛泽东旗帜？

　　侯一民：还有觉得，他说能把这个钞票，折了折了，折出好多个折，折出十二个角，这十二个角就是国民党的党徽。

　　记者：你拿任何一张纸都可以折出十二个角来。

　　侯一民：不知道他是怎么折的，就拿到现场去斗。我说，我没什么可交代的，我们多吃了一点饭，拿了一点稿费，几年能拿几百块钱稿费，你们去查一查，我全交党费了，内容上没什么好检查的。这时候罗工柳急了，罗工柳就写了封信，自己送到中南海，贴了根鸡毛——我不知道他从哪儿学的，还是看连环画学的，还是从延安学的。

　　记者：是幽默还是……

　　侯一民：不是幽默，真的，当真的。

　　记者：确实是当真的？

　　侯一民：确实是当真的，送到中南海——北门、西门我搞不清楚了。

　　记者：我们当时很熟鸡毛信。

　　侯一民：鸡毛信，他大概……他是老延安，他可能不是从《鸡毛信》连环画学来的。有这个最紧要的，什么真贴鸡毛？第三天美术学院礼堂传达中央文件——李富春的红头文件。红不红我看不见，我在地下当牛鬼蛇神，我们牛鬼蛇神都排着队来嘛。但是这个文字我记得很清楚：关于罗侯的批斗——关于人民币问题对于罗侯的批斗，要经我批准。要经李富春同志批准，中央文件。

　　每两天照样抓我们，拿去斗，没用。

　　解说：侯一民的夫人邓澍也是我国著名的画家，文革期间见证了丈夫在批斗中所经受的巨大痛苦，她将当年侯一民的抑郁、感伤和种种复杂心情定格在了一张肖像画中。

　　记者：这是什么时候，看这个神情好像……

　　侯一民：这个是文化革命中间。其实她就是从那个操场里捡来一块板，捡来一块宣传牌，那时候没有画布。

　　记者：这是一个宣传板？

　　侯一民：宣传牌子，扔在操场。给我画一个像。其实他们说这个像是，好像是我在文化革命那种不服气的样子。其实文化大革命挺服气的、乖乖的，紧跟就是怕掉队。

　　记者：但是这张画的表情看起来还是……

　　侯一民：还是不服气。

　　记者：不服气的样子？

　　侯一民：当然心里不服气，表面得乖点儿。

　　记者：当时什么状态？

　　侯一民：这个状态还是我在文化大革命比较好的时候，就是至少还能回家。后来她都关起来了，也根本不可能再画我的像了。

　　解说：文革初期，侯一民仅仅是因为绘制人民币挨批斗，还可以回家与妻子团聚，但是到了后来他却遭到了更为残酷的迫害，将他引向灾难深渊的正是这幅大型油画——《刘少奇在安源》。

　　侯一民1930年出生于河北省高扬，蒙古族。1946年16岁的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国立北平艺专。师从徐悲鸿学习西画，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艺专地下党支部书记。

　　1959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邀请侯一民创作了《刘少奇在安源》，这是当时所有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美术作品中，唯一一幅除毛泽东以外的领袖作品。

　　记者：我在您刚才那个展室里就看到好多矿工形象的画。

　　侯一民：对。

　　记者：这是不是就为这个做准备？

　　侯一民：两张的，一张是。有的是为这个，有的是为后来完成《毛泽东在安源》——我同时画了两张。一张是1961年完成的《刘少奇在安源》，一张是1962年开始的《毛泽东在安源》，但是没有画完。因为这张是国家的任务，那张是我自己想画的。两个事情都是历史，没有一个说是偏向谁，或者只画谁不画谁，或者给谁树碑立传、不给谁树碑立传，没这个事儿。其实我画了很多毛主席——《毛主席与五十六个民族》，《毛主席和亚非拉》，结果就说我是反毛主席。

　　记者：就因为当时画刘少奇？

　　侯一民：因为刘少奇就是反毛主席了。这个是中宣部的题目里头。因为在革命博物馆，这个所有的陈列中间，刘少奇出现就这一项，其它都是跟毛主席一块出现的，《开国大典》什么的。这个事情，刘少奇在安源的事情是非常感人的。那时候叫“刘少奇一身是胆”，他作为工人代表这样的身份跟资本家做谈判。

　　记者：当时你也是做了很多的调研，做了很多的。

　　侯一民：真的，我也很动感情，访问了很多烈士的子女——当时活着的人已经不多了。特别是那些烈士，我非常感动。有的就像基督一样，被钉在工人俱乐部里七天七夜，最后不屈而死。真的很……越来越感动，所以到最后我画这张画的时候，我这个满屋子都是贴着罢工的标语。每一个人物，我从——因为在生活里头那些速写都不能满足我，我画了很多速写，但不能满足我，我为了创造这些人物，我要回到那个时代，要重新认识、感觉那些人物——我就从很多文字里，从他们的遗照里，从现在的我熟悉的工人和我认识的一些农民身上找到某些接近的因素，我把他综合起来，设计了每一个不同的形象。我在那屋里整个就是罢工的气氛。

　　记者：实际上您是为了在气氛当中去体会当时的人们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

　　侯一民：对，我满屋子贴的都是标语。我屋里头标语就是“我们不要做奴隶，我们要做人”。就是在这样一个气氛中间完成的这张画

　　记者：在这种气氛里头，你这个笔触当中才能有真正的灵魂在里面？

　　侯一民：是。那每一个都是有血有肉的，是我用我的全部情感去创造。

　　解说：为了将煤矿工人的形象创作得更为逼真，更真实地反映当时他们的状态，侯一民还亲自到一些小煤窑里去采风，近距离地接触这些工人。

　　侯一民：这是我小窑里头画的速写。我是这么下井的，看见没有？

　　记者：这就是您下井的方式？

　　侯一民：一根绳子，一根绳子拽着，上头八个人摇辘轳把我摇下去。那个还转，那个绳子转，这么转完了这么转，这么转，越转越厉害，所以还要学会踩帮，往这边转的时候这个脚蹬一下，往这边转这个脚蹬一下，保持平衡。要不然滴溜滴溜就没完了。因为绳子它是拧着劲的。

　　记者：这也是挺危险的，其实。

　　侯一民：很好玩。

　　记者：很好玩？

　　侯一民：在那个里头有那个人拉。我这里头有个童工，那个时候那个童工，他们说“水老鼠一样”。因为水矿里有很多水。所以那童工拉那个煤斗的时候，你就看他的头在外面，你看那个悲惨，真的很悲惨。但是我这里头还是从正面表现了他们的一种意志，一种求生存、求做人。很多人牺牲了，它这里头我画的——这里头出现的一些人物，有的人物后来都牺牲了，像这个年轻人，其实我想的是一个周长先那一类的。

　　记者：您画的每一个人物当中，实际上都有你的调查？

　　侯一民：我接触的。

　　记者：接触到的模特？

　　侯一民：有模特，有一个硬汉，就是这个。这个其实是叫周怀德，后来也被杀了。这个年轻人后来让刘少奇派他到苏联，后来成了他地区的党支部书记，是后来被钉在俱乐部的，钉死了，七天七夜。

　　记者：你说的就是他？

　　侯一民：就是他。

　　记者：实际上这些人在您的心目当中，这种形象也都是您结合了后来看到的矿工形象？

　　侯一民：很多人综合在一起的。他也不是一个，还有一个年轻人都是这样，一代一代这样。还有老工人，像这个老工人，是我最后加上去的。腰都直不起来，老实了一辈子，但是在这个大刑之下，你看。他们都比较喜欢这个工人、这个形象。这个里头我避免了那种挥拳、喊口号，基本上这个动作很少，就是一种迸发，一种怎么说呢？而且构图也采取了一个喷射式的。

　　记者：喷射式的，从井里头，一个小小的镜头。

　　侯一民：这张画，当时就有些评论说这个好那个好。真正让我出名还是因为是黑画。文化革命的时候，这张画是在《人民日报》头版批判的，我就成了牛鬼蛇神，就给我定型了。然后就一个批斗会一个批斗会，把这张画打上大叉叉——红色的——让我站在那儿举着，可惜没照片现在。

    编导手记　　 

    在摄像机锁定的空间、无奈的语境下，每个被采访者不自觉地有种本能的控制，继而下意识地修正、平定和掩饰自己，这是几年的从业经验留下的遗憾记忆。然而，拍摄画家侯一民却多少出乎我的意料，他似乎无视摄像机的窥视，坦然地诉说着自己的经历和磨难。将自己和我们同时带回了他所诉说的那个年代氛围。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一直在琢磨着英国诗人奥登那句话：“每部自传中都有两个人物，一个是堂·吉诃德，理想的自我，另一个是桑丘，真是的自我。”而我面前的侯一民，似乎在他身上很难分辨出理想自我和真实自我之间的罅隙。

　　于是想，做人物能遇到这样的嘉宾实在是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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