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记者 刘育英 吴兆飞
日本战后遗孤杜冬梅把九十岁养母于世芳搀扶到客厅的沙发上，为母亲整整衣角，翻翻领子，安顿好后，拉着母亲的手，开始给我们讲述她和养父母的故事。在中国东北，二战后留下了大约五千名日本遗孤，最大的十来岁，最小的才几个月。几乎每一个遗孤都和中国养父母都有一段浓得化不开的感情，杜冬梅只是其中普通的一个。
杜冬梅的父母和大多数遗孤的父母一样，是日本“开拓团”的成员。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后，他们在日本政府的“号召”下，怀揣“东北到处是大豆和粮食”的梦想，来到伪满洲国殖民。然而，残酷的战争撕裂了这些人的梦想，日本战败后，他们没有能力把自己的孩子带回日本。
这些遗孤被留在了中国的东北、华北等地，其中以长春居多，因为长春是当时的伪满洲国“首都”。长春市民项贵臣回忆战后的情景时说，不计其数的日本平民汇集到长春，打算从这里回到日本。他们聚集在火车站和安民所，没有任何生活来源，艰难地挣扎在生死线上。孩子成了他们的拖累，有的弄死了自己的孩子，就地埋葬，懂汉语的就苦苦哀求中国老百姓，收下他们的孩子。
中国东北的老百姓虽然惨遭日本侵略者蹂躏十四年，但当他们看到无辜的日本儿童时，伸出了善良的双手。今年已年逾八旬的李淑贤年轻时被日本人击中腹部，失去了生育能力，可是她收留了流落街头的青山百惠。几十年过去，李淑贤在回忆往事时平静地说：“我也是一个母亲”。一名评论者说，五千名日本遗孤，意味着五千个中国家庭，一万名中国父母，付出了超越血缘关系和民族恩怨的心血和汗水，把他们抚养成人。
六十三岁的杜冬梅还记得自己来到中国养父母家时的模样。当时她叫盐塬初美，患有淋巴结核，身材瘦小，肤色黑黄，下巴还淌着脓。她的养父杜凤山收留了奄奄一息的她后，第一件事就是带她去一家日本医院看病，先后做了四次手术，控制住了病情，可是也几乎花光了杜凤山做电工赚到的所有的钱。在杜冬梅的成长过程中，她始终受到家里的宠爱，有一次，养母为了满足她吃“大果子(一种油炸食品)”的愿望，竟然当掉了一只戒指。这件事使长大后的杜冬梅认识到，“(养)父亲、(养)母亲把全部的爱都寄托到我身上，这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勤奋用功的杜冬梅后来考取了白求恩医科大学，退休时，她是长春大学第三医院的内科医生。
中国的养父母的厚爱不仅感动了遗孤们，也感动了日本的友好人士。一九九0年，日中友好人士笠贯尚章知道了中国养父母感人的故事，决心帮助这些中国善良的普通百姓，使他们的生活更好。于是他募集资金修建了一座中日友好楼，在楼里集中居住中国的养父母，当时共有四十九户人家，杜冬梅、孙艳平、王雅君等遗孤家庭都曾在这里居住。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日关系的发展，这些遗孤大部分告别了养父母，回到了日本。养父母们对遗孤的离开给予了无私的理解，支持他(她)们回到自己的家乡。遗孤们带走了爱人、孩子，也给养父母留下了无尽的牵挂和悲伤。现在，中日友好楼里最后一家——王雅君(小林惠子)家也已经离开了，一段历史仿佛画上了句号。
二00四年，一部名为《母之爱：中国母亲和日本遗孤的故事》的纪录片拍摄完成，数位日本战后遗孤用口述历史的方式，讲述这段即将远去的历史。畑山昭子在纪录片的开头说，“母亲给了我们生命，对于我来说，给我生命的母亲的面孔早已模糊，而养育我的母亲的影像却是那么清晰。畑山昭子只是我梦中的一个记忆，孙艳平才是我生命中的全部。”
日本驻沈阳领事馆总领事小河内敏朗看了这部纪录片说，“它让我重新思考日本在中国东北那段沉重的历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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