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本报《焦点新闻》版报道了海南“高考移民”在当地引发的震荡，使“高考移民”这一中国高等教育中的特殊现象再次引起人们的思考和辩论。
所谓“高考移民”，是指部分考生利用各地存在的高考分数线的差异及录取率的高低，通过转学或迁移户口等办法到高考分数线相对较低、录取率较高的地区应考。多年来，我国一直实行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确定录取名额和划定高考录取分数线的政策，各省区
之间高考录取分数线存在巨大差异。长江中下游等中等教育发达省份，高考录取分数往往比西部各省区高出几十甚至上百分，形成“高考高地”，如此，就导致了“高考高地”考生的不公平感：都是中国人，考出相同的分数，在某些省份可以考上大学，甚至名牌大学，而在本地，可能连大专都上不了！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不少教育发达省区“聪明”的考生前往内蒙古、新疆乃至西藏等地应考，并且大部分获得了不错的回报。有一个极端例子是，长江中游某省重点中学，多次学期考试的第一名和最后一名同时考上清华大学，原因是第一名在本地考，而最后一名在西部某“高考洼地”考，结果老同学在清华大学胜利会师。近年来，各省区间的分数差距更为明显，导致社会上形成了一股“高考移民”潮。
“高考移民”潮的到来，又产生了作用于“高考洼地”的考生的受侵害感，他们说：指标本来是国家分配给我们的，你们来分摊，这公平吗？
事实上，“高考移民”问题并非我们这个时代独有，在我国历史上施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史上存在的“冒籍”现象与“高考移民”现象在发生机制上十分相似，可资参照。
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即古代倾斜的“高考分数线”问题)，是一个自宋代以后就争论不休的千古难题。宋代，欧阳修与司马光引发了中国科举史上有关南北举额分配的首次争论。到了明初，洪武三十年，会试发榜，共录取52名贡士，无一不是江南的考生，北方举子统统落选。如果听任这种情况发生，全国按统一标准取士，势必使国家政治生活完全由少数几个教育发达省份的士人垄断，则国家政治基础岌岌可危，基于此，明太祖开始了南北分卷取人制度。清代统治者为了统合南北差异，以均衡各地的科名数额来达到政治势力的合理分配、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对乡、会试中额的地区划分越来越细。会试中额初承明制，分南、北、中卷，顺治十二年(1655年)，将中卷并入南、北卷。此后中卷屡分屡并，有时甚至在南、北、中卷内再分为左、右分别录取。或者专取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四省各编字号，分别取中。人文水平较高地区的士子为了减少竞争，增加中额机会，纷纷冒充边远地区籍贯参加考试，这被称为“冒籍”。当时，“冒籍”现象已大为猖獗，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为了维护科举考试的区域公平、保证国家的安定团结，政府只能采取强制性的手段来防止“冒籍”事件的发生。然而，只要地区间存在文化教育水平的差距、实行区域定额录取制度，“冒籍”就不可能完全杜绝。
如今出现的“高考移民”现象，产生的原因与科举时代的“冒籍”现象十分相似。一些边远省区由于历史、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教育水平相对滞后。因此，国家才出台了一系列灵活的高招政策，目的在于合理调配教育资源在全国的配置。跨省高考无疑破坏了高考分省区定额录取的“游戏规则”，但它合理与否，在社会上有着不同的看法。
目前，对“高考移民”靠强制性的封堵政策虽能取得一时之效，却非长久之计。并且，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用另一套不合理的政策来修正。政策的制定应该多一些全面的、整体的考虑，不能顾此失彼。“高考移民”的存在客观上会造成政府的压力，在分配教育资源时加大对边远地区的教育投入，同时也会促进高考制度的改革。
废止全国统一高考的呼声此起彼伏。取消全国统一高考与分省定额的录取制度，的确可以使“高考移民”问题消失。但是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废止全国统一高考制度显然不符合我国的国情。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国家之所以运用政策杠杆将分数向教育落后地区倾斜，本来就是在综合各方面因素后作出的相对公平的抉择。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区域差异巨大的国家，省区之间的文化教育水平差距还会长期存在，“高考移民”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够彻底解决，而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应该让广大的民众了解这是一个两难问题，不可能有十分完美的解决之道，只能渐进地加以解决。（樊本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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