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香港即将进入曾荫权时代

曾荫权参选香港特首 作者：中国新闻网 洪少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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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建华3月辞职，新特首6月补选；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下一任特首人选，众人瞩目曾荫权。

　　《大公报》对香港第一任、第二任特首董建华如此评价：他的最大贡献，在于确立“一国两制”体制、提高港人对国家的感情和认识，开启香港和内地特别是珠三角的良好合作关系，而且继续致力在国际上加强香港自由经济和民主法治的形象。

　　为香港服务了38年的曾荫权形容参选行政长官是他人生中的最大决定，他的竞选口号是“用心务实为香港”。之前，这个孤独的西药推销员通过奋斗成为政府公务员、香港财爷、香港公仆之首的传奇，在香港家喻户晓，印证了香港自由开放的社会价值和“打不死”的香港精神。前任特首、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支持曾荫权，认为他是带领香港前进的适当人选；民意调查也显示他深孚香港各界民望。

　　香港要在第三任特首的领导下再创生机。香港人期待香港走出“中年危机”，再次成为“机会之都”，让700万香港人都能走出一个新局面和大好前途。面对未来，香港和中国内地互为发展机会。

　　“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董建华先生的名言将继续成为香港前景的写照。

　　文/冯木清(香港政论专栏作家及中港互动趋势观察者)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二届行政长官的补选，虽然仍在前奏阶段，但香港已无人怀疑，辞去政务司司长职务参选的曾荫权先生将稳操胜券，由于曾为各界选委接受，又获得中央政府的“祝福”，因此另外两个对手——泛民主派的李永达及有“潮州怒汉”之称的詹培忠遑论取胜，恐怕连获得100名选委提名的参选资格都有困难，使这场补选很大机会成为“独角戏”。

　　如果我们从香港经历重大历史性转变后迈向新阶段的角度衡量，曾先生也许并非是今后统领香港的最佳人选，但现代社会的领袖往往是由各方平衡后能计算出最大值的人出任。今日的曾荫权和当年的董建华先生，他们的“最大值”都远远超过其他人选。

　　董建华在回归后出任首位行政长官，在一般人眼中只是一匹“黑马”胜出，但其实他的当选充满必然性。董先生年轻时在英国受教育，回归前又有在行政局参与港英决策的经验，其父为美国政经界所熟悉，家族亦在台湾有广泛的人脉关系；而香港市民虽然对他认识不深，但却不反感；这些香港回归后第一届行政长官必需具备的要素董先生都拥有，因此当年香港社会也许还有比他能力更强的领袖人物，但董的当选仍属必然。

　　今日的曾荫权先生也是一样，虽然他造势前的民望和经济战略眼光不是样样领先，但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技术官僚，具有相当不错的管治能力；其理念及形象大致上为民主派及香港民意接受，他的天主教徒身份亦在中央政府眼中另有战略价值。因此从香港社会以及政府管治稳定的角度评估，他是“最大值”的人选。

　　早在董先生宣布提前退休、而曾开始署理香港特首时，我就指出：对中央政府来说，曾荫权最大的战略价值在于他可以较好地作为“一国”与“两制”之间的纽带，他是“北京意志”与香港“主流民意”之间的桥梁。曾荫权如果当选，也会是一位非普选产生但民意支持度较高的行政长官。

　　曾荫权的竞选政纲十分全面，任何一位没有明显界别及党派倾向的竞选者大概都是这样。政纲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提出改组行政会议及成立香港长远发展策略委员会，这都是让港人有所期待的。但行会改组存在着方向性的问题，曾和香港社会精英同样意识到行政会议决策力弱化、政策水平不高，但是如何改造，是行精英制还是结合政党改成另类立法会却未有定论；长远发展策略委员会也是，是咨询机构还是决策机构？若是后者，需相应地在政府架构内成立战略产业局才对，但尚未有迹象显示曾荫权会重整组政府架构。综观香港目前的经济表现，当地中短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有长远性的隐忧：在一些传统的角色与功能被替代后，如何建立起新的核心竞争力？香港现时仍未有全盘的、长远的规划。

　　在经济领域，香港除了CEPA的机遇，还遇到前所未遇的挑战。我们可以将香港与中国比喻为一个小球体和一个大球体，由于种种原因，在1980年代以前，中国在经济上一直被外间视为“不动”的球体，因此香港这个小球体虽然在中国这个大球体旁边，但没有受到任何牵引力的影响，运转自如。但大球体一旦动起来后，其所产生巨大的引力必将使香港这个小球体被动地改变自己原有的运行轨迹。香港人普遍认为，1997年是香港历史的转捩点，但只有极少人意识到，其实真正对香港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中国在经济领域全方位与国际接轨及执政党的深刻变革，比如立法保护私有产权等，这是香港从来没有面对过的中国新格局。只有明白到这一点，香港人才有可能找到正确的因应之道。“非典”后，中央开放国内居民港澳自由行以及推出CEPA，令香港经济获得更多发展机会，但这些并不是当地长远的核心竞争力，香港需要深化与大珠三角的联系及建立自己的战略产业才能确保持续发展。

　　香港本质上是一个经济都会，因此对特首的经济眼光是有要求的。

　　回归前英国人为香港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管治经验，但香港的历史处境和当年已大不相同，这不仅仅是因为九七回归，未来的香港，需要一个战略型的领袖多于需要一个技术官僚，曾荫权能否从一个传统的政务官提升为一个高瞻远瞩、了解中国的政治家，对香港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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