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熊召政：这十年我和张居正朝夕相处

　　采访-本刊记者 高晓春

　　这十年来，我和张居正朝夕相处，生死与共

　　《中国青年》：凭借四卷本长篇小说《张居正》，你获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你给它打了84分。

　　熊召政：如果85分算优秀的话，我给《张居正》打84分。说优秀吧，我缺乏勇气；说不优秀吧，我又于心不忍。因为毕竟它是我个人的"三峡工程"，而不是"豆腐渣工程"。

　　《中国青年》：在得知几乎全票通过获得这个大奖时，除了略感意外之外，你显得很平静。

　　熊召政：与我同时代的人比起来，我经历了更多的坎坷。一个经历了坎坷的人，一般来说，不太容易在感情上放纵自己，他们常常是“冷”的时候比“热”的时候要多。

　　《中国青年》：也有文学史家批评你，批评《张居正》，说你抬高了谁，贬低了谁。而你却真诚地欢迎这种批评，你说这是对你的爱护。这让我看到了你与一般作家的不同。

　　熊召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特别是经历了坎坷和苦难的人，很容易产生一种逆反甚至是仇恨的心理。我这样认为，一个人，可能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就学会了仇恨，但是，要学会去爱这个世界、爱周围的人，却需要我们付出终身的努力。

　　学会爱的前提就是要学会宽容，学会正确地理解生活。我经历了多少坎坷暂且不说，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总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总觉得整个社会都欠他的，那么，对周围的世界，他就会充满敌意。

　　是的，有的时候，是有些突然的原因让我们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但是，要知道，我们生活在人群中，我们不可能像鲜花一样，总是受到精心的呵护。我们的生活会经历暴风雨，会经历电闪雷鸣，但在电闪和雷鸣之后，毕竟还有晴天。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不公平”当作是生活给予我的宝贵的财富，于是，我的心情平和起来，心境也宽容起来。然后是，我对别人宽容一分，别人对我宽容十分，不是吗？如果我仇恨别人，别人将会回报我以仇恨。

　　《张居正》出版后，有老师写文章说我粉饰古人(当然，更有评论家为我忿忿不平)。那一次，在北京的一个会议上，正巧碰见了这位老师，我赶紧走过去，我说我就是熊召政，我说我非常感谢他读完这么长的书，并且这么认真地作了分析，我说可能有些观点我会跟他商榷，但是，对于他认真治学的态度，我要向他致敬。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是真诚的。

　　其实，我曾遭遇比专家们更严厉的批评。1998年，在刚写完第一卷时，我将原稿打印了三份送给三位朋友看。三位朋友，三种不同的职业，一位是工人，一位是机关处长，一位是大学教授。我的当工人的朋友一个星期之后就把稿子退还给我了，他说：你这写的是什么玩意儿，我根本就看不懂，你看人家二月河写得多好看啊。我的当处长的朋友说：哎呀，我觉得你倒不如写论文，你的考证非常有力量，但是，好像不太像文学。我的当教授的朋友说：你是用做学问的方式来写《张居正》的。这些都是我少年时期的朋友，他们说话很直率。得到了这样的评价，我一个春节都很难受。过完春节后，我给出版社打电话，我说要把稿子取回来。编辑说，为什么呢？稍微改一改就行了。我说我要学一学黛玉焚稿。他说，哎呀，要重写啊，那也不必吧。就这样，1999年，我又写了整整一年。我的第一卷第一稿是38万字，第二稿用了第一稿的不到1万字。

　　《中国青年》：五千年中国文明史中，有多少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值得去写，即便在明朝，比张居正“名气”大的比比皆是。而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位并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人物来写？

　　熊召政：比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诸葛亮及曾国藩一类的人物，张居正在老百姓中是不具有广泛的影响，但他领导并推行的“万历新政”，却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张居正或许算不得伟大，但他却是杰出的。他最高尚的品质是具有“知我罪我，在所不计”的担当精神。正因为有这种精神，他领导的改革才能像一抹灿烂的朝霞，给晚期的死气沉沉的朱明王朝带来短暂的辉煌。遗憾的是，当他为国鞠躬尽瘁之后，却遭到了残酷的清算，给他的朋友、家人，甚至给80多岁的老母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后人评价张居正"精于治国，疏于防身"，这一精一疏，反映了张居正的悲剧所在，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某些特性与缺陷。正因为以上这些考虑，我才花十年的时间来写他。十年来，我和张居正朝夕相处、生死与共。

　　作品要“养”，“养”到一个字都改不动了，才是分娩的时候

　　《中国青年》：谈《张居正》，我想，还得说到几个人，第一个恐怕就是你的老师、翻译家徐迟先生吧。

　　熊召政：是的，徐迟先生是我的恩师。你知道，当年我写了一首诗《制止，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因这首诗，我成名了，并被调到了湖北省作家协会。第一次见到徐迟老师的时候，他就对我说：我历来反对把诗当成匕首和大炮。我当时很难受。

　　1982年的一天，我去医院看望他。他问我，为什么会写出那么一首充满火药味儿的诗来？我就告诉他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他听后非常惊奇。他的病房里有电话，他拿起话筒向湖北省文联办公室要了一辆车，说第二天要和我一起去我的老家看一看。我记得很清楚，第二天，我们坐上一辆苹果绿的上海牌轿车，到了我的老家湖北英山。他看了我劳动的田野，看了我下乡时和在县城里住过的房子，还去了我工作过的文化馆......在那里，我们住了一个星期。回程的路上要经过黄州赤壁，他建议到里面去看一看。走到二赋堂的时候，他问，《前赤壁赋》有多少字？《后赤壁赋》有多少字？我茫然不知。然后，他说，给你500个字，让你写一个景致，比如就写你老家的历史纪念碑，你能否写得如此生动？苏东坡写《赤壁赋》的时候没有把它写成匕首和大炮，他说，可是，它的人世的沧桑、人生的感悟，80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这么激动人心、启人深思，这才是文学。"我要花五年的时间，把你的文学观念和写作方式扭一扭。"他说。

　　然后，他给我开了个很长的书单子，中国古典的、国外的都有。外国图书从《荷马史诗》《神曲》开始，一直到他翻译的《瓦尔登湖》。他让我先读《荷马史诗》(这本书也是他翻译的)。我说我读过这本书，他说你再读。读完后，他问：读得怎么样？我空泛地说，荷马的想像力很丰富。他知道我没读进去。他翻开书，翻到写灯台的那一段，他说，它就和《赤壁赋》一样。这时候，他看见桌子上的花瓶，他问：你能像荷马一样，也为花瓶写200行诗，而且写得生动、写得好看吗？你不具备这样的才情吧(那时我已是专业作家了)。从这之后，他规定，我写的每一首诗、每一篇文章都得给他看。就这样，每写一篇，我就送到他那儿，他往抽屉里一锁，有时候是半个月，有时候是两个月，有的时候，干脆不给我了。能给我的，他会给我提意见，让我再改一改。改好后，我再送给他看，他说可以了，这时候，我才拿出去发表。

　　就像孩子一样，作品也要“养”，徐老师说，“养”到一个字都改不动了，才是作品分娩的时候。

　　《中国青年》：五年过去了，你的作品，有了什么变化？

　　熊召政：变化太大了。比如，一个词，怎么去用它，怎么用才准确，才能用出它的感情和温度来。写《张居正》时，我写李太后去昭宁寺烧香，寺内的一如和尚跟她说到嘉靖皇帝在全国焚毁寺庙的事儿。李太后是信佛的，听了一如和尚几乎是控诉她公公的这番话——第一，她是太后，她要维护皇室的尊严，不能随声附和；第二，她的心里对焚毁寺庙这件事儿非常痛恨。所以，在写到这儿时，我想用一个词来表达她的心情。开始，我这样写：太后听了很不高兴。这句话没有力量。我把它换成：太后听了很愤怒。“愤怒”一词又不足于表达太后的雍容大度。为了这个词，一个上午，我琢磨来琢磨去，最后，我创造出了一个词：“沸鼎”——太后听了，心如沸鼎。就这一个词，倏地，就把她复杂的心情表达出来了。这种语言锤炼的功夫就是当年跟着徐迟老师学来的。

　　《张居正》里的许多诗都是我写的。与唐朝的诗相比，明朝的诗里没有那种飞腾的盛唐气象，甚至是，连它的语言都显得那么地“瘦”和“硬”。这是明朝诗的特点。所以，在替明朝人写诗的时候，我不能把它写成唐诗的风格。这些细微之处，或许读者看不出来，但是，我不能因此就放松自己。这也是从徐迟老师那儿学到的。

　　《中国青年》：用十年的时间写一部小说——我想，这离不开家庭的支持。

　　熊召政：是的。我写《张居正》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正播放《雍正皇帝》。我跟母亲说，二月河写的这部戏很好看。于是，每天晚上，她早早地就烧好饭，让我吃完后出去散步。然后，她在家烧好茶，摆好椅子，等我回来一起看电视。一个多月里，天天如此。并且，只要她听到有关《雍正皇帝》的新闻，她都回来说给我听。母亲对我的支持，不是她有多少学养，不是她能给我写作上的帮助，而是她给予我的那种至真至诚的爱。

　　30多年前，我们家从县城搬到乡下，生活非常清苦。我记得，我给县文化馆的一份刊物投稿，他们读了后，觉得我的诗写得很好。文化馆的一个创作辅导员(在我们眼中，他简直就是了不起的大文人)坐车到深山里找到我们家--对我们家来说，这可是件了不得的事儿：我投出去的稿子有了回音，创作辅导员也上门看我来了，父亲、母亲、全家人都非常高兴。可是，那正是春荒的时候，家里一粒粮食都没有了，客人来了，总不能也给人家吃红薯吧。我母亲跑了两个村才借到2斤米，从大门拿进来吧，让客人看见了，多"丑"啊，我们家又没有后门，窗格子也小，拿不进来。那时候，父亲已经病重了，躺在床上。母亲就站在窗子外，抓一把米递给父亲，父亲就接过一捧来，我呢，就挡住客人的视线--然后是，母亲从屋子里拿出了米，煮了饭给客人吃。

　　这就是母亲对我的支持。

　　《中国青年》：你曾说过，相濡以沫的妻子对你的创作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熊召政：是的，她年轻的时候对文学就情有独钟。如果谁要说我是商人，她就不自在。

　　我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下海经商的。那些日子，每当她看到我的书桌上没有书，她就非常惆怅。我知道，是我书桌上的空让她感到失落。再后来，等我回到书桌旁了，她每天都充满笑容。她告诉我她就喜欢看我写作的样子，我说，这个不赚钱啊，她说我不要钱，我要的是一个精神世界饱满的人。

　　我的自尊心推着我下海了

　　《中国青年》：你说过，文学是你的精神故乡，可为什么你要弃文从商？

　　熊召政：90年代初，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忽然觉得我什么都写不出来了，我的创作进入了一种困境。而就在这时候，却常有一些事情刺激我。有一次，我托一个朋友买软卧车票。我去拿票的时候，朋友的一番话伤了我的自尊心。朋友说，软卧车厢里很少有你这样的作家。我说为什么呢？他说，这种车厢里有两种人，一种是高干，那是组织上给他们的待遇，第二种是个体户，他们有钱。而作家，人家说得很难听，说作家是文丐。是的，改革开放后，作家是首先被边缘化的一批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从80年代文学的辉煌中走过的人，这种失落感尤为严重。我对朋友说，个体户，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我表示了我的轻蔑。朋友说，那你就挣点儿钱给我看看。我赌气，说，好吧，那就挣给你看看吧。就这样，我的自尊心推着我下海了。

　　《中国青年》：贫穷不是作家的专利。

　　熊召政：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们选择文学，因为文学是我们的理想，我们不是选择贫穷。如果降格以求，仅仅是为了赚钱，那我们都会赚钱。

　　在香港接受采访时，主持人也问了我你问的同样的问题。他问：赚钱和写一部好作品，哪一个更难？我回答写作更难。他笑了。他说：因为你赚到钱了，所以，你敢这么说。我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空间被打开了，稍微聪明一点儿的人都可以赚到钱，不是吗？兼一份职还能多拿一份工资呢。

　　我下了海，我挣了一些钱，然后，我又爬上了岸，最终回到了文学的故乡。我要告诉世人，第一，赚钱不难；第二，赚钱不是我的人生目标。如果说功利的话，我想，搞企业，我不可能成为中国的比尔·盖茨，不可能成为李嘉诚，今生今世我都不可能成为这样的人。但是，如果我回到文学的故乡，说狂妄一些，我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托尔斯泰呢。

　　《中国青年》：人生百年，在有限的生命里，你得为自己找到一件值得做的事情。

　　熊召政：是的。

　　《中国青年》：很多作家获茅盾文学奖后，在此后的文学创作上难以超过获奖作品，也有些作家基本上不写长篇小说了，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熊召政：我还会写历史小说。一个作家，最悲哀的是不能超越自己。要想超越自己，就得定下新的更富挑战性的目标。

　　我现在正为写春秋时代的一个人物作准备，所以，满屋子都是《左传》《尚书》《山海经》《吕氏春秋》……要搞清楚比张居正还早2000年的人物非常困难，但每当我找到一点儿线索，我就非常快乐。这不是吗，五一期间，我开着车，找伍子胥逃出楚国的路线去了。一路上，我找2600年前被灭掉的六国，我用摄像机拍那里的山川地势--从吴国到楚国，一路寻来，很是辛苦。这就是我的写作态度：我不能让作家的那种天马行空去代替严肃的历史学上的考证。

　　相关专题：《中国青年》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