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荫权当选成众望所归 强势港府呼之欲出

　　这份“不可能的工作”选择了相信时势造英雄的曾荫权，为他从平民子弟一路奋斗到最高阶公务员的“奇迹”再添传奇色彩。

　　打着紫红色“煲呔”(领结)的曾荫权意气风发。这位有38年资历的“香港最资深公务员”,6月16日名正言顺地成为候任特首,有望在几天后能获得中央政府的委任。

　　过去两周来，60岁的曾荫权带着明朗的笑容，为自己赢得了714位选举委员会委员的支持，在特首选战正式开幕之前就淘汰了两位对手。

　　曾荫权面对传媒这样解释自己“一票都不能少”的原由:“如果我可以在第一回合击倒对手,我便绝不会待最后一回合才这样做。”

　　巧合的是，2002年董建华连任特首,亦取得714名选委支持。如今，他留下的两年多任期，将由曾荫权完成。

　　最近的一份调查显示，46%的受访者表示满意政府表现，较去年底攀升13个百分点，回到1999年4月的水平。香港学者认为，这一结果反映了“曾荫权效应”。

　　“孤独的推销员”成为众望所归

　　未能上大学的曾荫权中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辉瑞药厂的推销员。

　　就是这个气质强硬冷峻的“孤独的推销员”,却在特首中途易人之时浮出水面,并且获得了香港各阶层大范围的认同和支持。

　　有评论者认为，这是香港各方放弃私利、向坚持“一国两制”、维护香港繁荣的方针努力达成平衡的结果。

　　在选举委员会796名委员中，曾荫权获得714位委员的支持。而另外两位参选者。李永达和詹培忠均无法获得100位委员的提名，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23条和第28条，曾荫权自动当选特首。

　　在选举委员会中，有15个界别的委员全票提名曾荫权，其中包括地产及建造界，以及金融界、商界、工业界、旅游界、航运交通界、批发及零售界等。但他在法律界和教育界的得票较弱，提名率分别为45%和35%。

　　在200名工商界选委中，曾荫权囊括了197张提名及支持票。表态“挺曾”的富豪包括地产界“猛人”长实主席李嘉诚，新地主席郭炳湘，恒地主席李兆基，信德主席何鸿等。金融界巨子有汇丰银行亚太区主席郑海泉、中银国际副董事长林广兆等以及中资界巨子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而代表基层市民的40名劳工界选委中，亦有36人提名挺曾，所谓民主派议员则有3名。

　　分析人士指出,最难得的是,原来是李永达的“票仓”社福界,反而大多都支持曾荫权。而社福界的服务对象以草根及弱势社群为主，这说明曾荫权的普遍认受性很高,绝非仅由大商家捧出来,有广泛民意支持才可能领导一个强势、高效的政府。

　　而代表民意的立法会，只有泛民主派的21票支持李永达，出人意料的，是刘千石、郑经翰、陈伟业提名曾荫权。分析称，曾荫权将来与议员的沟通应该比较乐观。

　　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说，曾荫权出任署理行政长官期间，其表现获得市民好评，现在香港经济复苏，这些好景象与曾荫权的有效管治有关。

　　香港各界知名人士也在曾荫权正式参选后纷纷表示支持,认为他是“能够与香港市民、各大政党和中央沟通的合适人选”。

　　6月2日，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说，曾荫权对香港和对国家有着赤子之心，他的才干和经验，以及香港市民对他的支持，显示他是带领香港前进的适当人选。

　　香港特区政府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也表示支持曾荫权参选。她说，曾荫权是个有承诺、有能力的人，相信他能做一个好的行政长官，满足市民对新的行政长官的期望。

　　强势港府呼之欲出

　　香港分析人士人为，市民支持曾荫权参选行政长官，是期待他能以成熟的驾驭能力，构建行政主导的强势政府，提升政府的施政效率。

　　在曾荫权以“强政励治”为口号的施政纲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何“提高管治能力”，其核心是强化政策的统筹、协调和执行，做到议而必行，行而必快，让市民看到，政府的施政是有成效、有信心的施政。

　　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的著名学者许崇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香港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都极其复杂的国际性都市，各种势力、利益交叉，各类矛盾在这里集结，而且在回归祖国建设特别行政区的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激荡和震动。如果不建立一个强势政府，就不足以应对纷至沓来的矛盾和隐患。

　　许崇德说，基本法已经为行政主导铺平了道路，行政长官作为一区之首，位高权重，极宜敢于用权、善于用权。

　　参加香港基本法起草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廉希圣则说，要推行“行政主导”，特首必须有足够的政治经验和智慧。从曾荫权参选过程中与各派人士打交道的细致工作以及取得不同派别人士提名的成果来看，曾荫权是协调处理好香港各方面关系、整合各阶层意见、使之统一并为香港建设出谋划策上来的最佳人选。

　　在特首选举展开初期，也有人批评曾荫权全力以赴争取提名票“太霸道”。

　　香港《文汇报》刊发评论说,没有人会指责第一回合就击倒对手的拳击运动员是霸道,也没有人会非难第一个冲向终点的赛跑运动员是霸道。曾荫权要在提名竞赛中就击败对手,无可厚非。尽力争取每一张提名票,体现了他对每一名选委的尊重。

　　作风亲民，与中央默契

　　6月9日，谋求竞选特首的曾荫权在已明显获得选举委员会多数支持的同时，也来到社区了解民情，重游儿时故居，探访渔户和市民。

　　人们在电视新闻中看到，一贯衣冠楚楚的“煲呔曾”，这回只穿着一件朴素的蓝色衬衫，敞着领口，手拎红色塑料袋，里面装着从街边果摊买来的西柚。

　　评论称，曾荫权面对的虽然只是被称为小圈子的800名选委，但他依然到各区巡视，尽量拉近与市民的距离，表现得相当自然、相当亲民。这在港府高官群体中相当醒目。

　　人们还注意到,曾荫权的施政纲领中反复出现“和谐社会”、“以民为本”的字眼,与中央高层倡导的为政之风相当契合。

　　身为特首，如何处理港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相当引人关注。

　　今年4月，就新的行政长官任期问题，当时署理行政长官的曾荫权向国务院提出报告，请求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基本法第53条有关新的行政长官任期作出解释。

　　这一举措后来被称赞为“在时间紧迫情况下，确保依法如期选出特首、化解可能出现宪制危机惟一可行的正确选择”。香港《文汇报》的社评说，主动寻求人大释法，是以香港稳定大局为重，显示了敢于承担的勇气和魄力，体现了知难而上的施政新风。

　　曾荫权在港英政府及特区政府多年的公务员经历，不是他的包袱，而成为他受人好评的政治资本。

　　香港《大公报》的评论称，曾荫权能获强势参选，不是没有过一些枝节以至“暗涌”。个别人士至今仍“念念不忘”其英国爵士勋章。不过，事实摆在眼前，绝大多数港人已经厌倦政治争拗，什么“前朝”、“今朝”，都是多余的说法，只要符合基本法规定，不违反“爱国者治港”的最基本要求，而且在实践上表现出经验和能力，就没有不可以接受的理由。

　　不久前，曾荫权在电台节目中表示，香港是高度自治的特区，绝大部分日常生活政策均由自己决定，但仍有部分环节需要中央的介入，例如政制发展问题等。他相信中央一直是用无私、爱护和谅解的态度来看问题。

　　爱国者治港

　　有学者认为，曾荫权能够以与其前任迥然不同的路径走上特首高位，与中央政府务实的作风和思路分不开。

　　曾荫权曾说，中央对香港的关怀和支持，是香港实践“一国两制”最大的保证。出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人，务必是一个高标准的爱国者，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今天，我们国家正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对行政长官的要求更高。

　　一位与曾荫权相交多年的银行家表示，相信他所做的事，都是以维持和推动香港的整体利益为优先的。

　　2004年香港经济实质增长8.1%,高于过去20年4.8%的平均增长率。曾荫权接棒的香港,正处在回归以来最好的时候。

　　一项国际机构对港人的调查显示,目前有75%的受访者对香港经济感到满意。有71%的消费者认为未来一年的经济会继续向好。在就业前景方面,75%的香港人感到乐观,香港的失业率正由前年最高的百分之八以上,回落至稍低于百分之六的水平。

　　有评论说，对就业情况感到乐观，就等于香港人为香港前途投了有信心的一票，那是几经艰辛，从谷底爬起，重见天日的心情。

　　曾荫权在向选举委员会阐述施政理念及具体政策方略时说，发展经济是市民的根本诉求，“也是我施政的首要任务”。

　　成为“舵手”还需经历挑战

　　尽管曾荫权在民调中获得很高的支持度，但是负责调查的机构也指出，支持他的市民主要是基于他过去的政绩。

　　新界社团联会的调查显示，民众表示在曾荫权的施政纲领中，“以民为本”最重要，其次是“维护香港的自由、平等、法治和廉洁等价值”、“全方位发展经济”、及“提升管治能力”。

　　有香港学者分析说，曾荫权最难应付的，是年底的政改报告书。

　　由曾荫权负责的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发展专责小组，已经发表了4份报告，归纳社会人士对2007年行政长官及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意见和建议。

　　有人担心，曾荫权几十年的政务官生涯，担任的是政策执行者的角色，作为行政长官所需要的规划整体发展的决策思维和能力，还有待实践检验。

　　当香港人享受复苏的喜悦时，挑战也伴随而来，因素之一是由于他的竞争对手上海的出现，吸引着各方投资，夺取了香港特有的光芒。

　　芯片制造商AMD、英飞岭技术公司(IFX)和数码冲印巨头柯达，都把他们的总部从香港转移到上海，因为现代化的上海有敢做敢为的政治家谋划他的发展。

　　其他的竞争压力也接踵而来，香港正在失去作为廉价港口的竞争优势。去年深圳的港口交易量上升28%，与此同时香港只上升了7.5%。中、小型企业正面临巨大的租赁费增长，高昂的费用在其他很多方面也正在造成损失。

　　参选行政长官，是曾荫权个人事业上的一个转折点;而香港的发展，同样面临一个转折点。曾荫权要在行政长官的岗位上有更大的作为和更广阔的空间，其长远的发力点，就在于他能否在香港的长远发展方面显现出功力和眼光。

　　香港还能为中国崛起贡献什么

　　20世纪乃至21世纪，最为壮阔的人类发展景象便是中国之崛起，此时，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之崛起已成蔚然之势，而曾荫权之后的香港还能为中国崛起贡献什么，成为大家关心的问题。

　　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在“两会”记者会上指出，香港曾经扮演着亚洲金融中心地位的作用，同时，也在其他领域里是一个文明的国际城市。“我想这种优势香港并没有丧失。特别是在70、80年代的时候，香港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所作出的贡献是第一位的。”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继续加速改革开放进程，上海以及长江三角洲的崛起，开始让人感到，香港的作用似乎不如以前。这个时候起，香港于内地的意义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出台后，有舆论认为，香港从中获益匪浅，是中央政府力挺香港经济的表现。甚至有人指出，CEPA安排将对内地制造业和服务业造成巨大冲击，以内地市场的巨大经济利益换取香港经济的持续繁荣，是中央给香港送了个大礼。

　　中国世贸组织研究院院长张汉林则指出，CEPA不是中央政府单方面对香港的“恩赐”，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没有香港对内地的投资和支持，就没有今天改革开放的良好态势。

　　无论如何,中国之崛起不应该仅仅是经济上的崛起,更是文化、社会的全方位的崛起。而这种崛起更需要模式支撑和精神支撑。无疑,香港具备许多可以借鉴之处。

　　香港有出色的金融管理模式和商业精神，香港政治官员、公务员的廉洁程度也是华人社会的典范，此外，香港的文化发展，也为内地提供着参照。

　　这些，都应该成为曾荫权之后的香港继续贡献给全中国的经验所在。《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程瑛、白冰/北京、香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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