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民间求解历史(3)

　　中日官方共识难求

　　中日两国在官方层面就历史问题达成共识的难度显然要比在民间大得多。

　　2005年5月7日，中日两国外长达成协议，两国官方将就历史问题成立一个联合小组进行共同研究，该小组的具体运作模式将在今年年底前确定。

　　两国政府间释放出的这个信号没有引起民间学者的共鸣。步平虽然积极参与了三国“历史共同读本”的编写，但他对中日官方共同研究历史问题的前景却不看好，“比民间学者更难达成共识”。

　　参与此次“共同读本”编写的大部分中方学者大都表示了相同的态度，“两国政府历史观的差距远比我们两国民间的差距要大的多”，苏智良说。荣维木则认为，官方研究历史受到的政治性因素影响比较大，政治要求有时候要大于对历史事实的尊重。

　　而日本驻华公使井出敬二的态度似乎与上述学者一样，他的措辞是“我对中日双方能否达成共识不很乐观”。

　　日本的“潜台词”

　　早在日本外相町村信孝4月份访华前夕，日本媒体就披露说町村将向中国提议共同展开研究，对双边历史进行解读。4月17日，町村访华期间果然提出了两国共同研究历史的问题，中方也肯定了这一提议。

　　此后，在5月6日至7日举行的第七届亚欧外长会议期间，中国外长李肇星和町村信孝举行了会谈，同意组成研究两国历史纷争的联合小组。5月13日，在北京举行中日首次战略对话时，这一问题被再次提及。

　　对日本主动提出该意向的解读，最广泛的看法是，这是日本政府的权宜之计，主要是应对此前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和打开两国政治上的僵局。有评论认为，町村在压力下做出这样的表态并不真诚。

　　事实上，这并非日本政府第一次提议共同研究历史，1995年，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也曾有此提议。联系到日方过去曾向中方提出所谓“中国的爱国教育几乎等同于抗日”的指责，认为教科书中对战争中日军行为的描写过于残暴，对战后日本的国际贡献则轻描淡写，有学者认为日本政府的此次提议有更深层的意图。

　　这一观点在日本驻华公使井出敬二那里也得到了证实，他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采访时解释说，日方之所以主动提出两国官方共同研究历史，是因为日方认为中国的教科书也有问题。

　　“日本方面有些人提出中日共同研究历史的潜台词是‘修正中国的反日教育’，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步平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现在共同研究历史的时机还不太成熟，首先是连扶桑社出版的这种教科书日本都审定通过了，日本会坚持他们的观点；其次中国如果改变一些传统的东西，国民能否接受也是问题。

　　可能的研究形式

　　中日历史问题联合小组的模式将在今年年底前确定，目前关于还没有相关明确信息。日本外务省报道官千叶明曾表示说，日方小组人员的选择权和决定权基本掌握在日本外务省，参加研究工作的大部分将是学者。

　　就目前来看，由于这一小组具有官方性质，所以很可能是由两国的外交部门牵头，各自提出自己的专家人选，然后再征求对方意见。一般来说，日中双方应该会提出彼此比较认可的候选人。日本驻华公使井出敬二说，日方会选择代表各自不同观点的专家参与研究。有中国专家预测，日本将选择一些在历史问题上与中国有不同认识，但又不会严重刺激中国的学者，但日本右翼人士不可能进入联合小组，因为那样会造成严重的对立而使得研究无法进行。

　　中国方面则很可能仍旧由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专家出面参与研究，此前该所副所长步平在回答媒体就该问题的提问时表示“有可能”。一般认为，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能力在该领域是最强的，而缺陷则是此前没有编写正规教材的经验。

　　凤凰卫视评论员邱震海认为，共同研究历史须设定前提，包括要定期向国际尤其是中日民众公布研究结果，同时在达成共识之前日本政府要停止审定通过右翼历史教科书等。

　　不过日本政府显然不这么想，井出敬二公使说，“我们对能否达成共识以及达成共识后结果是否要发表都会很慎重。”日本外相町村信孝表此前也曾表示说，新编历史教科书的通过已考虑到了周边国家，所以，“目前要求删除个别表述是不可能的”。

　　此前日韩之间已经进行了对历史问题的官方共同研究，但目前处于停滞状态。很显然，中日两国在历史问题上的分歧巨大，不可能由于联合小组的共同研究而很快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