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与法

　　-张远山

　　儒家的奴隶主义理论偏重于战略，操作性不强，所以在儒家思想已经成型的春秋末期，奴隶主义帝国的一统天下难以建立——于是法家应运而生。法家的奴隶主义理论偏重于战术，操作性极强，所以到了法家思想已经完备的战国末期，奴隶主义帝国的一统天下顺利诞生。

　　儒家理论教导天下人如何做一个好奴隶——奴性越强越好。法家理论教唆帝王如何做一个好奴隶主——专制越强越好。所以儒、法两家是“中华通宝”的两面：儒家居于正面，主要是奴隶主义；法家居于反面，主要是专制主义。

　　在帝国职位的分配即分赃中也大抵如此：儒家主要出任大臣——官员，法家主要出任小臣——胥吏。大小奴才，缺一不可。儒家法家，配合默契。儒家使帝王“理直”，法家使帝王“气壮”。儒家使帝王“名正”，法家使帝王“言顺”。名正则言顺，理直则气壮。这就是帝王们战略上更重视儒家，战术上又时刻离不开法家的缘故。儒家的教化洗脑，做通了天下人的思想工作，使天下人相信做帝王的奴隶是“人”之本分，受帝王之奴役是“天经地义”，于是法家奴役起天下人来，就非常顺手了。

　　《商君书》、《韩非子》等法家经典都没有入选儒家《十三经》，因为法家主要是对帝王做思想工作：教唆他们如何做主子，如何奴役天下人——包括儒家、法家在内。如果只能在做主子或做奴隶之间做选择，当然人人愿意做主子，所以法家对帝王的思想工作一做就通，也不必反复做，在先秦就一劳永逸完成了。打从韩非做通了秦始皇的思想工作以后，对以后的帝王就再也不需要做思想工作了。

　　由于儒家奴隶主义擅长用“正名”来遮蔽和掩盖天下皆奴的奴隶主义实质，而法家专制主义不屑于遮蔽和掩盖，反而赤裸裸地用“刑名”来强调和揭示天下皆奴的奴隶主义真相，对欺骗和麻痹天下人不利，因此帝王们总是把“中华通宝”的儒家一面朝上，而把法家一面朝下。于是奴隶主义的最高宝典《十三经》被颁行天下，而专制主义的最高宝典《韩非子》成了秘而不宣的大内秘笈。

　　《十三经》就是儒家对一代又一代天下人反复教化洗脑的思想工作手册。劝人做奴隶，比劝人做主子困难得多，做通了上一代的思想工作，下一代的思想工作还要从头做起，决不可能一劳永逸。然而儒家的思想工作水平之高，堪称世界之最。《十三经》把奴隶主义的天然合理性论述得无比深刻，把做奴隶的好处概括得极为全面，把好奴隶的行为规范阐述得非常具体。儒家让天下人觉得：不是帝王的每个人，天生就是奴隶。谁不肯做奴隶，不肯受奴役，谁就该死。只有先承认自己是天生该死的奴隶，天生就该受奴役，才有机会享受皇恩浩荡，“缓期执行”。谁若敢不承认自己是天生该死的奴隶，天生就该受奴役，就会触怒天威，“立即执行”。

　　儒家的思想工作最后竟然做到了如此地步，绝大多数天下人都认为：不愿做奴隶的人就“不是人”，不愿做好奴隶的人也“不是人”。只要是人，谁会不愿做奴隶？只要是好人，谁会不愿做好奴隶？——这就是儒家奴隶主义对中国人教化洗脑两千年以后，中华民族形成的集体无意识。批判奴隶主义，就不能不研究《十三经》。然而如果在“有清”没有了一个世纪以后，还把《十三经》奉为中国文化的最高宝典，那么若非天生的贱奴才，就是弱智的十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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