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海终止与郑和的命运
浩荡的宝船队无疑是明成祖好大喜功政策的完美缩影，然而它本身的衰亡也蕴涵在繁荣之中:永乐十四年，大运河的整治完成，在短短的5年之中，长达130多英里的河道被疏浚，从而使作为国家税收命脉的漕粮不必再通过海道运输。野心勃勃的朱棣同时决心迁都至北京，在郑和远航的同时，大约超过100万工匠在北京从事建筑工作，终于一场天降的灾难被不
满的臣下看作是上天不满的警告:永乐十九年五月九日，一场暴风雨席卷了北京，闪电击中了新近完成的紫禁城的三大殿——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大火在高大的朱红圆柱上迅速地延烧，精致雕琢、彩绘的藻井与支撑的斗拱皆付之一炬。拔起地面百英尺、沉重的金黄色琉璃屋顶，亦为之崩坍。无数的丝幕、帷幔及皇帝的木雕龙椅，同时也迅即化为一片灰烬。朝廷官员杨荣与数名宫阙卫士，勇敢地冲入烈焰中的建筑物，着手抢救一些文件，把它们堆在东华门外。据一位目击这场火灾的波斯贡使的描述，当时火焰照耀，看起来直如“十万火把”。这份记录，也收入哈菲兹·阿不鲁的编年史《历史精华》中，他记道:这场火灾，迅速地延烧至妃嫔的住宅与朝中的衙门以及宝库，总计烧毁了“250间的房子”，并烧死了很多人。大火无法控制，终夜肆虐，直至第二天下午才扑灭。
作为天子，朱棣不得不对这种警告有所反应，他命令暂停铸造铜钱并买办生铜、生丝及西北的马匹，以苏“民困”，“官府不急之物，暂行停止”，并豁免昔年受灾地区的一应税粮，取消了宝船船队的远航，修造工作亦随之停顿。虽然朱棣在圣旨中不谈迁都之事，但官员们抓住这个机会陈述他们对迁都北京的关切，感觉迁都对百姓而言代价太大、负担太重，而且朝廷的国库现在几乎空虚。这并非仅仅由于皇帝扩张性的外交政策，而是益以山东、湖广的饥荒与福建的瘟疫为由，后两者曾夺去了25.3万人的生命。某些地方，老百姓被迫吃野菜苟活，然而还是有许多人死于饥馑。不仅地方上壮丁难寻，同时死亡的百姓亦多未及葬殓，尸骸盈路盈野。而代价不赀的安南叛乱，更对帝国财政困难造成雪上加霜。这场叛乱肇因于兴造紫禁城，官方需索原木无度。虽在永乐十七、十八年败于朝廷部队之手，但安南人仍继续在乡间进行游击战，耗费了明朝无数的士卒与财力。
当成祖之子朱高炽即位之后，立刻对父亲的政策采取了极端的收缩:立即释放所有因触怒他父亲而被囚禁的官员，包含东宫时的老师骞义，他曾强调仁政的重要性;而另一位老师杨荣，则主张抑制宦官的权力并自安南撤军。所有论点，都是要撙节开支、注意“国本”，也就是说，农业才是国政的基础。耗费不赀的军事征讨与兴建新都的巨额支出，在他们看来，是损伤国本的。从实际的立场出发。维持这个八方来朝的帝国代价巨大:大量进贡的外来奢侈品“番货”，不仅要求被全部收下，甚至也要按照“薄来厚往”的原则加倍给予赏赐。在永乐九年，郑和船队初次访问满剌加后，以国王为首，总数达540人的庞大使团来华，赏赐给这些“向化之民”的品物包括黄金百两、宝钞四十万贯、钱两千六百贯，以及成百上千匹的锦绮与帛。这些奢侈品除了堆放在京城的府库中供应朝廷的开支，很难作为流通的资本对整个经济产生什么积极影响，作为对策，朝廷不得不用这些“番货”来发放官员的工资。《明实录》中就记载，宣宗时，户部就要求北京的文武官员领取苏木、胡椒来作为他们的俸米折钞，苏木每斤折合宝钞五十贯，胡椒每斤折合宝钞一百贯。五品以上京官，7/10的官俸折支胡椒与苏木，3/10发米。
在郑和的反对者中，最坚决的也许是重掌户部尚书一职的夏原吉，他提出了更进一步的保守财政政策，以控制飞涨的通货膨胀。他劝新皇帝不要挖金银矿，不要买宝石、香料、调味料及其他奢侈品，也不要继续宝船船队的远航。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七日这天，朱高炽正式登上皇帝的宝座，颁下了他的第一道圣旨，当中反映了他的东宫教师及僚佐的思想:“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货物，仍于内府该库交收。诸番国有进贡使臣当回去者，只量拨人、船护送其去。但系所差内外官员，即便回京。民捎人等，各放宁家。”而庞大的远洋舰队则被安置在福建长乐与刘家河的港湾内，被永久搁置起来，任其朽坏。
永乐皇帝的征伐、海上探险和宫殿营建超过了当时国家正常的财政收入水平，达到岁入的两到三倍，但更致命的危机来自明朝本身效率低下的财政制度。1425年，当宣德皇帝即位时，作为朝廷流通货币，没有准备金与盈余的宝钞已经贬值为1/4到1/7，仅仅被允许用来交纳税课和赃罚。作为国家主要财政来源的田赋也开始不为国家所掌握，因为耕地的分割常常使得大土地所有者可以以不同的名字分开登记自己名下分散的土地，用以逃避应当负担的“役”与“均平银”等具备累进税制，同样，由于缺乏现代性的统计核算制度，政府也无从掌握那些脱离土地的户籍人口，结果就是逃亡人口的税额不断地被加到未逃亡者的头上。在为建造郑和船队出力最多的长江三角洲，富庶也因频繁的海上探险而衰落。维持郑和宝船队所需的浩大开支与物资供应，常常是无偿供给或者从田赋中扣除，称为“役”与“办”。《皇明典故纪闻》中就描述，造修船只所需的松木与楠木，分别每隔五年与七年征收一次，开支由军队卫所与里甲按照三七开的比例分摊，然而地方政府并没有足够的预算或准备金来支付这项浩大的开支，只能分摊到田赋上，或者以库房中囤积的陈年货物来抵账。而在造船时，即便是像《漕船志》这样的官方文献，也认为官办工厂制订的营造标准过分苛刻。一条长十丈的运输船，官方制订的木料耗费大约是200“料”(10料为1丈)，而民间标准则是官营标准的一倍，其他诸如油灰，铁钉与绳索等耗材也会相应增加。在顾炎武等儒家知识分子看来，这些措施很难摆脱“暴敛”与“苛政”的名衔，然而他们并不明白各地的“提举司”与船厂并非现代意义上拥有预算、现金储备和会计制度的企业，船厂只负责指定工程标准，并将征集来的原料下发。而在船只制造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额外花费，都需要卫所与工匠自行承担，从而使得官营工厂的工匠与卫所水军常常集体逃亡，以躲避这些不可承担的开支，这种现象的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到了15世纪中叶，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官营手工业户已经逃亡了3/4，而卫所制度本身的衰落也造成了明朝无力征集一支如此大规模的军队出洋，因为这些服兵役的军户很多并非自愿。根据大明会典，每一军户除开要出一男丁应军役，还要承担本卫所的其他征发。除了月粮一石，士兵没有任何现金收入，只有不定期的宝钞赏赐，从宪宗朝开始，就连月粮也已经开始被折支苏木和胡椒。这样就使卫所军士的逃亡成为普遍现象，例如洪武朝广西官军定额为12万人，而到了孝宗时代的1492年就只剩下大约18000人。郑和航海下属官军，也来自南京之龙江卫、水军卫、金吾卫、锦衣卫以及太仓江阴地区其他卫所，在初次西洋航海100年后，南京的兵部尚书就上奏折，称曾经跟随郑和扬威各国的水师已经蜕化为一批鹑衣百结的“狡谲诬赖”，他们“典卖旗甲，恣意横行，折乾盗卖之弊，种种莫诘”。
在这些危机的打击下，明朝的统治者——不管他们情愿不情愿，都必须使国家退回到朱棣即位前的内向状态中去。成化十三年，1477年，是朝廷企图复苏郑和伟大航海事业的最后一次尝试，身兼东厂总管的宦官汪直，曾经索取郑和的航海日志，但兵部郎中刘大夏却焚毁了这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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