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七次远航的伟大壮举与今天已经相隔了600年。2002年英国海军退伍军官孟席斯以《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的论断在中国掀起了波澜，他的推论显然并不为中国的郑和研究者普遍接受，但其所能引发的民族骄傲感与百年来几次郑和研究热所要调动的民族骄傲感是相同的，那就是中国曾经有能力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主动发展对外关系，他的首要目是发展和平友
善、礼仪化的政治地缘关系。在此之前，民族自我中心的意识在世界各文化中普遍存在，波斯君主的名号是“宇宙的中心”，如同中国皇帝是“天子”，希腊也曾把德尔菲神庙当作“地球的中心”;神圣罗马帝国也可以管理所有他有能力管理的地方，这些中心都是以战争形式扩大中心对边陲的影响，而明朝在朱元璋时就沿袭了中国传统的朝贡方式。明朝的朝贡贸易在表面上以贸易为形式，但遵循的是“厚往薄来”的天朝原则，朝贡国带来的货物有官府高价收购，并附之丰厚赠礼，通过这种贸易与朝贡维护和平交往与地域安全。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时朝贡最盛，贡物量过大，以至使朝廷难以支付。
这个世界经历了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神圣罗马帝国内部民族之间的征战，到16世纪，民族国家的意义凸显出来，主权国家的概念在16世纪后期出现，欧洲经过混乱的“三十年战争”，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和平条约”(the Peace of West-phalia)签署后，神圣罗马帝国名存实亡，欧洲形成了现在民族国家的格局。
郑和七下西洋，虽然有相应的成本和代价，却建立了一个和平的国际交往模式。这个模式在以国家利益为准的现代解释中，显然很难被想象和理解。于是，郑和下西洋在第七次之后被突然终止，成为一个巨大的疑问。《当中国称霸海上》一书的美国作者在延续了这个疑问后，也延续了伴随这个疑问的感叹:其实，中国本来可以写出另外一种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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