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高金素梅：9月要到联合国抗议日本

　　《婉君》中那个小丫鬟，如今已是“高金素梅”，那个为台湾原住民奔走呼号的女斗士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唐城报道上周末，那个在靖国神社前高唱台湾泰雅古调，高喊“讨回祖先灵位”的台湾女“立委”高金素梅，到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参加“高考”。《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经多方联系，采访了这个传奇女子。

　　谈话就在她用餐的酒店一角进行。出现在记者眼前的高金素梅，不饰粉黛，一袭黑衣，身上大大的淡蓝色披肩使整个人看起来更瘦弱。当过歌手的她，声音很好听，始终平静地娓娓到来，然而每当提起原住民、族群，她平静的脸上流露出几分坚毅。

　　来京并无政治原因

　　《国际先驱导报》问：觉得自己考得如何？参加大陆的“高考”什么感觉？为什么选择来北京学习？

　　高金素梅答：还可以。我是考生里面年龄最大的，看着一张张面孔都特别青春，仿佛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年轻的时代。他们个个都很紧张，我要轻松很多。我考的是文史科，如果录取我将修人类学。选择北京，一方面大陆也有许多少数民族，会与台湾的原住民遇到很多相同的问题，这些都是我感兴趣的；另一方面，选择北京还因为无论是语言、文化、地理距离，大陆与台湾都很接近，以后学习起来也很方便。需要说明的是，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政治方面的考虑。

　　问：很多大陆网友呼吁学校破格录取你。如果被录取有什么进一步的打算？

　　答：是吗？谢谢大陆的网友。如果录取我肯定要和学校商量集中学习的时间，因为台湾那边有很多“立委”的工作；如果没录取，我也会通过其他的途径研究原住民、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等等，不过当然希望被录取，因为我为这个考试也准备了一年的时间。

　　问：在台湾，有些台湾人认为你这次到靖国神社要求归还祖灵是在做秀，还有人置疑打这场不可能打赢的官司是否值得，你对此怎么看？

　　答：当然值得！过程很重要。我维护的是原住民的文化权、历史解释权，我是代表原住民讲话的，我要坚持移除的是遗族祖先的名字，又不是他们的祖先，我做的事情完全不应该在他们的议题上，他们对此“说三道四”才是“做秀”！

　　发出原住民的声音是我认为最值得的事情，这已经不是我的职业而是我的“志业”。

　　“在逆境中求得善缘”

　　问：从对苏进强参拜靖国神社的怒骂指责到这次自己“讨灵”，你总是慷慨激昂、充满能量，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你？

　　答：全世界都在维护人权，我身为原住民代表、议员，为他们争取生存权、人权和土地权，据理力争都是我应该做的，就是一种自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问：怎么看你曲折的人生经历？

　　答：我自己不认为“曲折”。无论是生意失败还是癌症折磨，都被看作我人生中的不同经历，我要做的是经历、学习和面对，只有面对的时候，你才会有更多的勇气，实际上，每一次面对又是一次学习的过程，当你度过了这个难关的时候，你的体验是完全不同的。

　　在我经营的婚纱店发生“梅林大火”，6条人命顷刻没有了，一场官司打了4年。这4年是我人生的最低潮，尤其是精神上难以名状的痛苦。人性的善与恶都交织地呈现在眼前，有些人选择逃避、有些人撒谎，而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深切地体会到人性丑恶的一面。当然也有善的一面，没有死者家属的充分理解，即使判我无罪，我也于心难安。我的经历验证了一句话——在逆境中求得善缘。

　　“从政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意外”

　　问：为什么在演艺事业顶峰的时候选择退出娱乐圈？后来又为什么选择从政？

　　答：做演员不是我从小的心愿，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工作。尽管演《喜宴》，凭《梅珍》一片获得圣地亚哥影展影后，但演员不是我向往的工作。

　　从政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意外。我从电视上看到台湾“9·21”大地震，受灾最严重的是台湾中南部，那是原住民聚集的地方。我跟随红十字会下到灾区送物资，亲眼见到那些本来就穷困的原住民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况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作为原住民的后代(妈妈是泰雅族)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后来，家乡族人不断劝我，希望我能参选“立法委员”，只有走进权力的核心才能最大化地为他们争取权益。我决定试一下，所以跟随母姓改名高金素梅，2001年很顺利地成为第一个原住民女性“立委”。

　　“政治只是我的工具”

　　问：你的第一本书《你愿意听我的声音吗？》已经在台湾上市，作为一个台湾少数族群的代言人，你碰到的最大难题是什么？有没有想过放弃？

　　答：无论遇到什么问题我都不可能放弃，因为这是我终生的职业。碰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原住民人口只占台湾2%，是绝对的弱势群体，他们总是各种灾难的直接受害者，但又不受社会重视，所以为他们争取哪怕一点点、正当权利都是很困难的事情。

　　问：听说你回到台湾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联合非政府组织及民间企业，继续进行抗争活动，有什么具体的打算？

　　答：对，我回去就要开会着手准备，联系世界性的非政府组织、其他国家的少数民族。联合国有个少数民族委员会，9月我们会到那里继续抗议日本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和讨回祖先“灵位”。

　　问：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包括政治上和个人感情上？

　　答：政治只是我的工具。我不懂政治，不想参与政治，我只是用它来帮我的族人讲话。所以说改变原住民的生活、生存权益是我今后全部的“政治”。过去只对自己负责任，现在代表的是整个族群，为那么多人负责，使命感和责任感很重，这也正是我寻找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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