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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麟阁战死在一块麦地里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06日11:16 新京报

  父亲仰面躺在木板上,穿着临时买来的寿衣,覆着一袭黄被。1937年7月29日,东四十条40号佟府西花园大客厅,12岁的佟兵见到了分别3周的父亲佟麟阁。

  28日,29军和日军在南苑的战争中,佟麟阁战死在一块麦地里。阵亡的前一天,父亲特意让副官把佟兵的大楷作业从战场带回了家里。

  城南的炮声越来越真切,城里日本的飞机不时从院子上飞过,快要贴着头皮。

  战争进入第21天,驻守北平的29军大部在军长宋哲元的带领下远走保定。

  北平失守后,29军的官兵和家属将是日军大搜捕的对象。从昏厥中醒来,彭静智决定:赶紧安排好丈夫的灵柩,改名换姓,暂时躲藏。

  29日晚10时左右,佟兵跟着母亲和家人趁着夜色,扶着父亲的灵柩离开了东四十条40号。佟家8年的颠沛生活由此开始。

  柏林古刹藏棺九年

  80岁的佟兵,前额宽阔、面方目朗,声容、禀性酷肖其父。每遇当年好友必酌白酒二三两,骑一辆电动自行车,无事时,就关掉马达,沿二环蹬一圈。

  目前佟兵住在复兴门外一处破旧的房舍里,客厅墙壁一块块鼓起,一条裂缝横在墙上,橘黄的地板革上有一道黝黑脚印。在这里,他和妻子、一个智残女儿平静生活了几十年。

  当时,父亲的灵柩存放成了难题,“母亲再三考虑,决定先暂厝雍和宫以东的柏林寺。”佟兵说:笃信佛祖的祖父母常去那里烧香上供,与寺里的方丈要好。

  为防不测,灵柩被埋入柏林寺东跨院的地下,地面没有留坟冢,砌了一个花池掩人耳目。

  佟兵记得,移灵当天下着细雨,大姐和他一起陪伴着父亲的灵柩,父亲的灵位上写着“先府君胡先生之灵位”。

  那天起,佟兵有了一个新的名字:胡荣芳(佟兵时名佟荣芳),“胡”是佟兵祖母的姓氏。

  出了柏林寺,佟兵发现大街小巷到处飘着日本国旗。

  第二年的7月28日,父亲殉国的第一个忌日。那天清晨,母亲买好酒和点心,和儿女们合计好分头出门的时间、路线,来到柏林寺,对着一个水池焚香烧纸,磕头祭拜丈夫的亡灵。

  最让佟兵和家里为难的是,这一切都要瞒着年迈的祖父母。“怎么老没有捷三(注:佟麟阁字捷三)的消息?”祖父母问起时,母亲就解释说:他南下了,正和日本人打仗。

  1946年7月28日,国民政府为佟麟阁举行国葬,上万人护送灵柩运至香山墓地。沿途,数万民众自发摆设供桌、祭品。冯玉祥送联:报国敢云天职尽,立身当于古人争。但家人一直把佟战死的秘密严守到1953年祖父、祖母相继去世。

  生活艰难老母变卖首饰

  安排好父亲的灵柩后,佟兵和家人躲进了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几天后,悄悄搬到东裱褙胡同自家原来的空房子。

  在这中间,佟兵和姐姐佟亦非偷偷跑到东四十条40号,躲在家门口的一个角落里向里看,发现不时有日本人进进出出。一打听,自己家已经被日军头目南本中将霸占。

  佟兵的母亲马上决定:把东裱褙的宅子卖掉以备生活所需,全家搬往崇文门内马匹厂的汇文小学。从此时起,佟兵有了第三个名字:彭荣芳,“彭”是母亲彭静智的姓氏。

  每一个陌生的身影都会让这个家庭随时成为惊弓之鸟。随后,佟兵随家人先后住进施家胡同、安定门附近的车辇店胡同、钟楼后面的贫民窟。

  在施家胡同,佟兵重回学校。出于安全考虑,佟兵先后换了汇文小学、育英小学,大中中学、成达中学、汇文中学。

  火药局三条一个3米宽、十几米长的小院里,母亲支起了一架新买的机器,用这个机器,母亲可以把买来的白线织成袜子拿到街上去卖,再从日本人那里买回配给的棒子面。

  快要开学的时候,佟兵和姐姐的学费依然没有着落。有一天,佟兵看到,母亲的眼角挂着眼泪,细心的佟兵还发现,母亲的手镯不见了。那是结婚20年时,父亲为母亲订的礼物。

  和“满洲国留学生”斗争

  1943年,佟兵转入汇文中学读高中。日美在太平洋开战后,日兵进入这所美国教会学校。

  这一年,班上新来的七八个学生引起了同学的注意。他们穿着黑色铜扣的日本大学生制服,戴着大檐帽,一打听,佟兵才知道,他们来自日本另一个占领区:中国东北,在学校里他们有一个正式的称呼:满洲国留学生。

  在校园里,这群“满洲国留学生”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感:他们保持着和日本人相同的生活方式,以“日本皇民”自居,充当日本教官的眼目对中国学生进行监视。

  “神气什么?不就是先当亡国奴吗?”佟兵和班上的同学把这种鄙夷藏在心里,两股力量的较量由此埋下。

  终于一天晚上,两派的矛盾爆发了:在一场预先设计好的冲突中,“中国学生”大获全胜,一名“满洲国留学生”被打得面目全非。长佟兵两岁的赵光宇是“中国学生”的主力。

  第二天,赵光宇被学校开除。随后,赵逃往重庆成为一名飞行员。

  2003年,赵光宇从台湾回内地,和佟兵聊得最多的是那晚和“满洲国留学生”的战斗。临走时,赵光宇说:“我80岁了,这是最后一次来内地了。”说话间,眼角挂着泪花。

  本报记者 谢言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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