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绿狂

　　我为绿狂

　　选择绿色偏执，做个绿色地主，就是选择了一种对食物安全的非暴力救赎

　　★ 本刊记者/罗雪挥

　　绿色偏执，自甘做个绿色地主，是指城市居民自己耕种或者自行监督食品生产及加工的全过程，或者采用素食等方式，力图避免农药、化肥以及诸如转基因等生物技术的使用，减轻食物污染。

　　这类人“主要分布在中等收入的阶层，有一定的文化，有较多的个人时间，因为这个层次的人不用担心温饱，但是有余暇及动力思考人与环境的和谐。”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口、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欧阳志远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接触到了城里人种菜自给的范例，他认为，那是绿色偏执的发端。

　　诗人杜力认为，绿色偏执一般都分为两类人，一类是多思内省的，善于从哲学的角度反思所处的环境、目的及价值；一类是活跃的，对外界充满了探索精神，思想相对激进，但也更容易愤世嫉俗。

　　欧阳志远认为：绿色地主们从本质上来讲，是工业化年代，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对城市文明的怀疑。

　　目前，中国的绿色地主们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东部城市。在遥远的西部城市甘肃天水，欧阳志远发现干涸的河床已经被城里人纷纷开垦。而在成都，到郊县租地种菜做地主成为风尚，其中不乏开着宝马、奔驰的人。

　　“知道的越多，可信赖的越少。”北京一位外企职员舒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没有工夫种地的她采取了绿色偏执的延伸，绿色DIY，自己动手制作面包、酸奶甚至杏仁露。算下来成本比外面买的高得多，“关键是安全，这就不能拿钱来衡量了。”舒欣说。

　　诱因：食恐猛于虎

　　绿色偏执们揭竿而起，大都出于对食品安全现状的恐怖与愤怒。

　　中国农科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马世铭介绍，滥用甚至违禁使用高毒农药、过量使用化肥、重金属污染仍旧是威胁目前我国食品生态安全的顽疾。在近几年对中国大城市的市场抽查中发现，半数以上的蔬菜都检测出了农药残留。

　　缺乏有效的政府监管机制及科普教育，农民的觉悟有限，马世铭亲眼见到刚刚喷洒过农药的黄瓜立即被摘下送往了市场，而每年都有大量的农药中毒事件发生。

　　马世铭介绍，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特别是90年代起，中国使用化肥和农药的量就猛涨，事实上中国迅猛增加的农业产量一直和化肥、农药的施用量成正相关，至今仍然没有下降的趋势，而且迅速污染了水资源，80%以上的中国湖泊都未能幸免。

　　与食品相关的安全事件层出不穷。有的饲养禽畜时滥用饲料添加剂，非法使用生长激素及“瘦肉精”；有的在水产养殖中滥用氯霉素等抗生素和饲料添加剂；有的用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有的滥用或超量使用增白剂、保鲜剂、食用色素等加工食品；有的掺杂使假，生产假酒、劣质奶粉，用地沟油加工食用油等。

　　“简直是防不胜防”，绿色偏执人士，绿色和平组织项目副主任须黎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采用了非暴力的素食方式和平抵抗，并执着地反对转基因食物，而后者作为未可知的忧患，在市场上正被广泛地刻意地忽略着。须黎军调查转基因大米时发现，其实种植转基因稻子的农民自己并不吃，农民的道理很朴素，“虫子都不吃的东西”人怎么能吃呢？

　　“我只是越来越不相信人性！”新世界出版社编辑石映照为自己的绿色偏执如是解释，他的意思是，在人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背景下，市面上流通的食物很难放心。

　　而目前所谓的贴有“绿色”标签的食品并不能够解除绿色偏执者的疑惑。除了价格昂贵，其信誉度不高也是重要因素。马世铭介绍，事实上，除了少数国家认可的绿色食品认证机构，中国市面上流通的绿色产品缺乏有效的监督认证。

　　对绿色食品从事过专项研究的马世铭本人就从来不在市场消费绿色食品，“不是花钱多少的问题，而是花了钱未必放心”。而早年在德国攻读博士期间，他看到即使是穷人也有很多会购买绿色食品，虽然价格有可能翻番甚至超过400%。

　　在连“绿色食品”也不能相信的情况下，据说有部分驻华使馆也采用了绿色偏执的自选模式。他们在郊县精心选址，对产地环境，从空气、土壤到水进行综合评判后，方指定供应商生产，严格地按照他们自定的绿色标准，不施化肥、农药，收获时采用集体购买的方式。国内也有一些高收入社区纷纷进行效仿。

　　绿色偏执们开始从个人自觉的单枪匹马，蔓延成了自发的成群结队。

　　偏执绿色并非一劳永逸

　　虽然能够监控自己的食物链，但是绿色偏执们的安全感有限。“即使是我每天可能都不会碰上一种不安全的食物，我也宁愿不相信，因为它没法从制度上给我保证，而只要还存在任何的可能，其实就已对生命构成威胁。”新世界出版社石映照自我批判这种掩耳盗铃的偏执，“你以为自己动手就安全了，那也有可能是最不安全的，因为你只有一只眼，你没法消除任何可能性”。

　　“绿色偏执的力量无论如何都是有限的。”中国农科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马世铭认为，绿色偏执们可以选择自种自食，但其实地下水可能早已经被污染；土壤也可能早已经酸化。从种到收也还存在着无数风险，因为真正意义上的与世隔离是不存在的。甚至不使用化肥也未必安全，因为没有腐熟的有机肥滋生的病菌一样可以致病。其他诸如怎么施肥，如何浇水，何时播种，何时收获？这些简单的问题，可能对于初涉农事的白领犹如天书。

　　马世铭认为，农业知识的缺乏，将是绿色偏执们的最大风险，而绿色偏执们孜孜以求的食物生态安全，其实是一个国家的责任。马世铭认为只有整个国家都加强常规农业的安全，才是从根本上保障全民食物安全的途径。任何试图独善其身的想法最终都可能是徒劳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人口、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欧阳志远则从现实的国土资源国情质疑绿色偏执：如果太多的城里人自己耕作，会不会导致原本紧缺的农村耕地更趋紧张？导致滥用滥占耕地的发生？

　　即使是绿色偏执主义者自身，也对这种偏执的意义充满了疑惑，新世界出版社编辑石映照告诉本刊：“万一这种偏执行为被很多人模仿，我就会有罪恶感，这样的小范围改良意思不大，我认为只有在观念和制度上改革，才是最有效的防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