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周末：追寻郑和航迹的生死历程

　　-本报记者　张辰

　　【周末报报道】 晴朗无云的天际，一支浩浩荡荡的船队像一条身躯庞大的巨龙，横卧在江苏太仓刘家港外宽阔的江面上，大小200多艘船只一字排开，形成了如林的帆樯。阳光照射着士兵将领腰间明晃晃的刀剑，在江风的吹拂下，五颜六色的旗帜就像巨龙背脊上闪动的鳞甲，辉耀欲腾。

　　船队从刘家港驶出后，沿海南下来到福建。

　　在一阵惊天动地的乐鼓声、鞭炮声及欢呼声中，船队启航了。一个高傲的身影，巍然站立在宝船帅旗下，拱手向欢送的人群告别。船队即从太平港出闽江口，乘风破浪，云帆高张，昼夜兼程地航行，渐渐驶入浩瀚的大洋……

　　600年前，钦差正使总兵太监郑和正是从这里开始了震惊世界的西洋远航，将来自东方的文明与问候带到了大洋彼岸的国家。

　　范春歌，46岁，《武汉晚报》著名高级记者。在21年的新闻生涯中，她有过数次远行采访的经历：1989年骑单车穿越中国西部采访；1992年赴西藏采访近三个月；1994年只身进行中国陆疆万里大扫描；1998年参加中国南极考察团赴长城站采访。

　　郑浩，46岁，现为凤凰卫视中文台专题组副总监。1982年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系金融专业，加入凤凰卫视前，曾在香港《明报》、亚洲电视台和《香港商报》工作。

　　何明礼，35岁，现为凤凰卫视采编部的编辑主任，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传理系，曾在澳大利亚、美国等作过个人单车长途旅行，并参与过2001年蒙古100公里越野超级马拉松赛及2004澳门—香港帆船赛。接受过急救、拯溺等专业培训，并持有私人单引擎飞机驾驶执照。翁以煊，世界闻名的华人航海家。毕业于美国得州大学的他本是一位计算机专家，自1998年开始，只身驾驶单桅帆船开始环球航海之旅，至今已走过了三大洋、四大洲，行程三万多海里，也是单人环球航海穿越南大洋五大角的第一位华人。

　　黄睿，24岁，曾在央视拍摄过《吉林大火》等新闻纪录片，现任凤凰卫视上海记者站摄影师。

　　600年后，这几位勇士踏着先辈的足迹，从陆地与海洋开始追寻昔日那个古老帝国曾经的辉煌与文明的遗痕。

　　范春歌：一个独行郑和路的中国女人

　　“这次展出的图片，全部是从我旅途中拍摄的近万张图片中精选出来的，看到这些精美的画面，相信观众们可以分享我的旅途感受，体会郑和航线上呈现的多元文化。”联系上范春歌的时候，她刚刚在北京出席完中国国家博物馆筹办的“范春歌重走郑和航线摄影展”开幕式。一头披肩长发的她掩饰不住那种与人分享成果的兴奋与喜悦。虽然距离那段历程已经有了三年的时间，但在接受周末报记者采访的时候，她说一切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

　　作为第一位寻访郑和下西洋主题的中国女记者，自2000年7月11日，也就是郑和下西洋595周年纪念日那天起，范春歌在江苏太仓刘家港，循着当年郑和航海的路线出发。在历时两年的行程中，范春歌先后抵达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巴基斯坦、伊朗、阿曼、也门、沙特阿拉伯、埃及、肯尼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南非等18个亚非国家，以背起行囊、只身采访的独特方式，用文字、照片和录像带来记录“重走郑和路”。

　　寻回“话语权”

　　“虽然我们来迟了，但我们还是来了！”在范春歌心中，“重走”意义非比寻常。

　　“当我出发的时候才知道，我并非世界上第一位重访郑和航线的记者。美国《国家与地理》杂志早已瞄准这个选题，早在1998年就派专栏作者对郑和船队的历史遗踪进行考察并已结集出书。1999年，美国《纽约时报》记者也紧随其后到非洲寻访郑和船队遗踪。但是，至今东西方还没一个记者或一家媒体追访完郑和航线的全程。我希望通过这次‘重走’寻回我们自己的‘话语权’。”对自己的重走，范春歌下了个很明确的定义。

　　“一路上，你至今仍能清晰地感受到当年郑和之行所散发的和平气息！”她感叹道，“当我走进斯里兰卡博物馆的瓷器馆时，一眼就看见了中国的青瓷，明朝从海上运到这里的瓷器排放在最前面。我凝视着那些时隔近六个世纪依然瓷花闪亮的中国瓷，遐想着当年郑和的船队。而与此同时，在西方馆展出的则是火炮、铁桩和黑奴模型等展品。”

　　范春歌认为，正是当年中国船队的和平仁义，才赢得了当地人的崇拜与尊敬。“在印度尼西亚三宝垄专门设有纪念郑和的神庙，庙内整整一排巨型蜡烛通宵点燃着，每个蜡烛像水缸一样粗、2米高，所有的蜡烛可以连烧10个月。”她告诉记者，在印度尼西亚，每年有一天为郑和纪念日，当天人们会抬着他的神像游行。“国人几乎想象不到这段几乎被我们淡漠的历史，竟受到如此尊重和膜拜。”范春歌说，“起初我很奇怪为什么南洋会把郑和奉为尊神？到了泰国清迈的时候，在当地人的引领下，我找到一处居住地，其中一间木屋里悬挂着一块牌匾，上面的几个大字‘华之伟人’清晰可辨。几个老妇人住在木屋里，在翻译帮助下，我得知原来这里就是郑和后裔居住的地方。她们见到我，先是惊讶：为什么我会到泰国清迈来找她们？然后又很高兴：见到了从故乡中国来的老乡，得知了很多国内关于郑和的事情。几位老人还向我介绍了郑和后人在泰国的发展。原来房主的父亲叫郑松林，是郑和第18代孙。郑家是清朝末年从中国云南迁徙而来的一支。据说郑和晚年得到皇帝的准允，领养了一亲戚为子。后来子孙逐渐到南洋发展，现在散居在泰国各地。郑家有10个儿女，其中出了三位将军。郑和七下西洋所创建的丰功伟绩，一直让郑和的后人感到无比自豪，而郑和也因此成为南洋华人后代顶礼膜拜的精神偶像。访问结束的时候，我得知这些寡居的老太太，在泰国曼谷有丰厚的房产，属富豪之家，可她们情愿在这里过平静淡泊的生活，一直用心守在这百年的老木屋里，她们为自己是郑和的后裔感到自豪。”

　　寻觅非洲华人后裔

　　郑和船队最远航行到哪里？关于这个问题，研究郑和的学者们之间一直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郑和船队最远到了东非沿海的木骨都束、竹布、麻林，即现在的肯尼亚、坦桑尼亚一带，也有人认为郑和的足迹还要远。

　　“其实，和东南亚一带一样，东非沿岸各国也布满了郑和的遗迹。”这令范春歌感到十分欣喜。范春歌说，她寻访的足迹沿着非洲东海岸向南延伸，一直到达南非的好望角。

　　“当年郑和的船队最远到达了非洲，相传中途船遇难时部分人从水里跑上岸，和大船队失去联系回不去了，就和当地土著通婚，然后代代繁衍。这些人自称法茂人，葡萄牙语的意思就是‘从大海中死里逃生的人’。”范春歌告诉记者，1998年曾有一个美国记者来到肯尼亚一个叫帕泰的小岛，遇到自称祖上来自中国的法茂人。

　　“寻找法茂人是我在非洲的一个重要任务。”她向记者描述自己寻访法茂人的经历时，声调逐渐高亢起来。她租借一条渔船前往帕泰岛。因为帕泰岛的位置非常偏僻，她差点迷失了方向。经过一天一夜的漂流，她终于找到了帕泰岛。

　　“当我踏上岛的那一瞬间，真的太亲切了！村外一条小河绕着村子流淌，小河上有座小石桥，小石桥上牧童牵着老黄牛……这不就是中国江南的村庄吗？”范春歌激动地说。“村里的法茂人听说中国来人了，全跑了出来迎接。他们的肤色不像黑人那样全黑，带着棕色，但面部轮廓和中国人特别相像。隔了这么多年、这么多代，语言变了，肤色变了，生活方式也变了，宗教信仰可能都变了，可法茂人还保留着对中国一种特别的情感。他们把我称为‘远方的亲戚’。最有意思的是，法茂人曾提到过，他们的祖先最早是在帕泰岛一个叫‘上加’的地方登陆，后来有学者据此考证，这个地名可能与上海有关。”

　　“我离开帕泰岛时，法茂人送了很远。经过椰林，他们特地爬上高高的椰树，摘下椰果让我喝椰子水。”范春歌说，在法茂人眼里，她就是中国的化身，见到她，法茂人感觉见到了自己的故乡。“我带去的礼物——中国结，我想现在还应该挂在法茂人村办公室的墙上呢！”说着，范春歌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没有什么比这段历史更震撼

　　对于遭遇的磨难，她只是淡淡带过，在她脑海里留下的，都是和郑和下西洋有关的历史和遗迹。

　　“郑和船队下西洋的时候，有近3万人随行。因为条件所限我只能孤身一人，很多无法预知的事情也只能靠自己去应付！”事实上，一路上范春歌碰到了无数想像不到的困难，甚至离死神只有一步之遥。“在印尼的时候，当地华人告诫我，走在路上要把提包抓紧，有时要从橱窗的玻璃留意前后有无人跟踪，而且不要在路上打手机，这里白天拦路抢劫是家常便饭。出租车也不安全，一些歹徒和出租车司机串通一气，客人坐上去后，半途从车后盖厢爬出一个人就把乘客干掉了。别人警告过我，不要轻易给乞讨者钱，但我看到一个残疾小孩时，还是动了恻隐之心，打开钱袋拿出150元马来西亚币。没想到一位候车的老妇人走过来告诫我：‘姑娘，你不能这样出手给钱，太危险了！’看我不解，她就压低声音说：‘你知道给了他多少钱吗？折算成当地货币，相当于几十万块哪！’我这才明白，自己给了小孩一大笔钱！周围的人都惊诧地看着我，把我当成了腰缠万贯、一掷千金的富婆。老妇人担忧地叮嘱我：‘你露财了，小心人盯住你’。”对自己的慷慨，范春歌有些懊悔，她说至今她都心有余悸。“当时我一下子就懵了，觉得周围有无数双眼睛盯着我。我战战兢兢地等到车来，赶紧慌忙跳上去。”

　　还有也门之行，也让范春歌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爆发的时候，我正在沙特追访郑和船队遗踪，下一站正是被美国宣布为空袭目标之一的也门。中国驻也门使馆正在准备紧急撤离在也门的中国人。去不去也门成为摆在我面前的一个生死攸关的选择。我知道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即便我中途回国，也没有人会责备我。我摸摸身上的采访行囊，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个旅行者，还肩负着记者的责任。我赶在飞往也门的班机还未停飞之前买了张机票。”

　　也门的那段日子让范春歌刻骨铭心。她说，不知道能否活到明天是自己每天最大的担忧。“我住在首都萨那的一座小旅馆，半夜被爆竹般的枪声惊醒，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恐惧，我不是战地记者，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离枪声如此近。为防止流弹从窗外飞进击中头部，只能将枕头抱到离开窗口的另一头。”

　　范春歌说，自己不能窝在旅馆里，否则就白来也门了，她必须拿起相机走上街头采访。范春歌给家里和报社分别写了两封信。她安慰家里：“我来也门已三天。这里很宁静，气候凉爽，每天要穿长袖衣。……请全家都放心，月底我就能回来了。转告妈妈，我爱全家人。”而她给单位领导的那封信，却更像是一份悲壮的遗书：“美国要空袭也门的局势使重走郑和路行程难测，我将稿件已发回，如果我有不测，那就是重走郑和路最后的报道。很感谢您给了我一个行走历史与现实的机会，作为记者，我已经很知足了。我希望有人继续完成这件事，因为重走郑和路事关国家。”

　　“开始当地人把我当成了日本人，态度很敌视。”范春歌说，那些当地人腰上都佩着刀，看得她心里直发毛，“我只有想尽办法告诉他们我是一个中国人，效果很明显，他们立刻流露出了友好的态度。紧接着我又只身来到离首都萨那几百公里的亚丁。据说这条路以绑架人质闻名，就在我乘车的那天就发生了中国人质被绑架事件。但亚丁是郑和船队当年重要的登陆地之一，我不想让它成为重走郑和路的空白区域，最终完成了采访计划。”

　　范春歌的“重走”从一开始就没少遭到质疑，甚至遇到了赞助方撤资的变故，“但我绝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我甚至作好了卖掉自己房子继续走下去的准备。”她问记者：“你想过没有，为什么郑和航海比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早了一个世纪左右，但却没有带来地理上的大发现，没有为今天中国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其业绩本身也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而那些当时国力远不如中国的小国如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却在此后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以至于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也许这些答案才是我们今后所要追寻的！”

　　凤凰号：一条小船下西洋

　　2004年8月8日，江苏太仓港，百姓们为三位即将远行的壮士斟满了家乡的米酒，勇士们双手举起海碗，面对送行的人群大喊一声“喝”，仰天畅饮后，又将剩下的酒洒向热土。之后三人登上帆船，解开缆绳，升起风帆，劈波斩浪，朝着一片蔚蓝色深处驶去……

　　在接下来的200多天里，船长翁以煊、摄影师黄睿和第一任领队郑浩、第二任领队何明礼，依靠一艘宽仅有4米的帆船，经过越南、文莱、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泰国、缅甸、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印度、巴基斯坦、伊朗、阿联酋、阿曼，最后航行到非洲的肯尼亚，从水路重新体验了当年郑和的海上之旅。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两位领队一位姓郑，一位姓何。

　　高科技武装小帆船

　　提起陪伴自己“征战”多年的船，翁以煊掩饰不住内心的自豪：“‘凤凰号’原名‘信天翁’，是我在1996年买下的标准帆船，由美国设计法国制造。船身大约12米长，4米宽，重约10吨。”翁以煊向记者介绍“凤凰号”就如同说起自己的家一样，船舱类似于两室一厅住房，里面有双人床、厨房、冰箱，而且有洗手间，可以淋浴。“因为凤凰卫视将开设《凤凰号航海日志》栏目，对这次远航进行持续报道，所以‘凤凰号’进行了改装，差不多成了一个小型的电视编辑室。”翁以煊笑着向记者解释，“船上安装了先进的卫星传输设备，具备卫星定位功能、海视通讯设备、上网功能，可以在船上进行视讯影像传输。舱内不同的角度还安装了4部摄像机，我们的船舱就是一个小型的录像棚。通过这些设备，观众将可以定期看到这次航海的经历、见闻和花絮。”

　　遭遇台风海啸

　　海上的生活是变幻莫测的，即便对于有经验的水手来说，靠这样一艘孤帆远航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可是对我来说，三个船员几乎没有任何航海经验，只有何明礼以前有过一些短途的帆船航海经验。至于郑浩跟黄睿两人，压根连帆船都没上过，对于帆船的认识是零。”翁以煊坦言自己的水手“不够格”。

　　听到“船老大”的“数落”，郑浩急忙解释：“我以前作为一个陆上的采访记者，所到之处是陆地。海上这还是第一次。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因为船不大，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行驶很颠簸。为了要站得稳，要花很大的力量去平衡自己的身体，体力很快会消耗掉。再加上吃得又不好，睡得又不好，困难更多。”

　　郑浩说，船在出发的时候，他们设想了很多的困难。翁以煊也向他们介绍了一些航海经历，包括大风大浪、搁浅、触礁等等。尽管是这样，他们还是遇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至今郑浩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我是7月23日由香港出发的。七八月份正好是台风多发季节。而去年的台风又来得特别猛烈。我们曾经遇到3个台风，一个是‘云娜’，一个是‘艾丽’，还有一个是15号台风。由于时间紧迫，我们往往在台风刚刚过去的时候就马上出发。因为随风尾走，造成的颠簸是非常非常大的。浪大约有十五六米高。我们10吨左右的帆船，此时在风浪里显得特别单薄、脆弱。由浪尖摔到浪谷的那种感觉不是常人能忍受的，尤其是我们一出海就要连续航行好几天，才能到下一个目的地，这些天几乎始终处在颠上颠下的感觉当中。为了工作，我和翁以煊只好用保险带将自己捆在船舷上。”

　　“一旦掉下去就没救了，船不可能停下来救你，而且你被抛下去以后浪一下子把你盖过去了，根本没有办法救人。”翁以煊很严肃地强调，“我们的两部笔记本电脑都被摔坏了，一部对讲机被摔坏了，GPS卫星定位系统也失灵了，所以在那两天，和外界是断了联系。总部找不到我们，也非常地着急。不过我们还是凭着毅力，挺了过去。”

　　那次经历，翁以煊说，在他5年航海生活中，艰险程度排名第二。

　　“台风走了，海啸又来了！像中大奖似的，全被我们赶上了。”翁以煊开玩笑地说，“当我们到达安德曼群岛时，感觉到强烈的地震，南边岛屿整个岛被淹了。而我们到了一个地方是要采访，时间很有限。原本定在7点钟去采访，结果在6点半左右，我们发现地震了。我和黄睿赶紧跑到外面去看。他是摄像师，什么危险、什么吸引人他就往哪跑。可我是个船长，要考虑的是危险，不能让他随便地上岸。我们到港口停船的地方，发现有一个桥通着这个小岛，这个桥的桥孔已经淹没了，岸上根本没有一个人。我觉得有危险就赶快开回来了。因为种种的巧合，最后我们没有靠岸，后来这反倒救了我们一命。因为当海啸来的时候，岸边一片混乱，几万吨大船都失控了。海啸过后，我们返回岸上，看到有的帆船靠在岸边差点翻了。这段行程对我们来说，如果打个比方，就好像下象棋一样，你无论走哪一步都是死棋，只有一步是逃生，我们碰巧走到那一步活路，非常的幸运！”

　　感受民族情感

　　航行到南沙群岛海域的时候，翁以煊说他们遇到了一件既惊险又气愤的事情。“北子岛被菲律宾侵占着，南子岛被越南侵占着。我们朝这两个岛航行的时候，最初遇到的菲律宾渔民很友好，还向我们要支烟什么的。我们的帆船走得很慢，随着风向走。边航行，我们边采取国际上通行的方法，用无线电跟岛上的人联系，但是没有人理我们。当我从船上看到远处岛上的碉堡站着人，就拿着望远镜去看，黄睿在另外一个角度拍。正在这时候那边一枪打过来，我们就像一个巨大的靶子。这是在向我们鸣枪示警，你再不小心就危险了。我们当时也很害怕，从来没有被人用枪打过。我赶快把船头调过来，否则继续往前进的话，他可能认为我们要有什么不利举动，直接攻击我们。不过对方很坏，我们已经把船调过来，他还冲着我们开枪。当时我真觉得很气愤，因为这个地方历史上就一直属于我们中国。”

　　比起外军的枪击驱赶，翁以煊觉得海盗的威胁倒并非很大。他向记者解释：“海盗也是分类别的，有那种非常专业的海盗，这种强盗是有组织的，有枪的，但是也有那种不法分子，他见到便宜就来。前者那种专业的海盗，他们是有目标的。而攻击帆船在这些地方还是不常见，他们主要目标是大的商船，上面据说有现钱，他们要抢这种东西。这些事情我们没有遇到过，后者我们也没有遇到，但是我时刻警惕着。我知道哪些海域比较危险，我们船员轮班值班，白天也好，夜间也好，船上总有人在看着，特别是在这种比较危险的地方。”

　　体会郑和的孤独

　　“当年郑和下西洋，船队在海上一呆就是几年，那种远离亲人的孤独谁能体会呢？”郑浩深有感触地说，“水手的孤独，真的只有到海上以后才能真实地体会到。只有当你在甲板上，周围360度什么都没有，而且一连几天都是这样，尤其当你遇到困难、遇到自然灾害等等时，那种孤独的感觉才是无法言状的。而且留在家中的人，那种思念的感觉更加强烈。我父母身体不好，我出海就跟他们出海没两样，甚至于更艰苦，因为母亲每天要求我给她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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