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记者来自老百姓-专访揭黑记者王克勤(2)

　　宣传干部与企业副总

　　《南》：在这之前你不也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宣传工作者”吗？什么时候你的思想开始转变了？

　　王：我做的第一个调查性报道严格地讲是舆论监督，是在1990、1991年的时候；第一

个揭黑报道是1991年的废品市场黑幕，那是真枪实弹，人家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

　　那会正是发展乡镇企业的时候，一些国有企业成型的机器设备被按废铁的价格买出来，然后再倒卖给乡镇企业，实际上是盗窃国有资产。我的一个同学介绍我进了这个圈子，混了将近20天。有一天其中一个老大请大家吃饭时忽然一拍桌子，两个人就用匕首把我架住了，说你是“公家的”(指公安)，你想坏我们的事儿，我说：老大你怎么能诬陷人呢？你凭什么说我是公家人？他说很简单，你跟我们这么久时间了一笔生意也不做，你什么意思呀？我当时也很紧张，停顿了几秒钟才说，老大是这样的，我说我前一阵子算过一卦，卦相不好要破财。兰州人在生意场上很信这些东西的。这时候里面有两三个人，平时常在一起喝酒，出来替我打圆场。这场虚惊就算熬过去了。

　　过了两三天我赶紧溜出去，写了一些东西，当时影响比较大，对我以后的整个新闻路程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甘肃省省长贾志杰看到后作出批示，省政府召开常委会和省长办公会，请我这个二十五六岁的毛头小伙子作专题汇报。物资局等几家单位在会上反驳，说他们没有任何问题，我拿出大量他们下属公司或集团单位盖着大印的证据，贾志杰当时就把那些人狠批了一顿。我提的四条意见很快被省政府接纳了，开展了为期8个月的甘肃物资市场整顿工作。贾志杰握着我的手说：我代表甘肃省委省政府，代表全省人民感谢你。我的印象非常深，这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拿笔写文章同样可以参政议政，影响国家体制政策的调整，从那时候我就树立起这样的信念。

　　《南》：听说做记者前，你还当过一家企业的副厂长？

　　王：我1984年工作，一毕业就分配到兰州市政府，在党政机关搞文秘和宣传，给领导写材料。之后在兰州市进出口贸易公司干过，又在兰州外贸冶炼厂，当过副厂长，后来调到《兰州经济报》。

　　我在兰州外贸局的时候，外贸局要办一个冶炼厂，研究报告、可行性论证，包括许多协调工作，都是我搞出来的，所以当时把我任命为副厂长，厂长是局长的女婿，我们联手把这个厂建起来。投产以后，任命的时候就没我的份了，我只能做一个小科长。我咽不下这口气，就往报社调。

　　干了几年以后报社人事调整，领导矛盾激烈，我被打下去的时候是记者部主任，下去以后任命我做广告部主任。于是就开始混日子，这期间还在一家合资企业任过将近一年的常务副总，偶尔写些稿子，当时想去做生意。

　　《南》：为什么没有最终成为一个生意人？

　　王：在合资公司任常务副总期间，有一件事情对我刺激很大。我当时有车，薪水能拿三四千，这在90年代中期，还是很诱人的。老板吃喝嫖赌，那是老板的事，咱也管不了，但有一件事情当时把我惹怒了，三四百个来自农村的小姑娘、小男孩，四五个月领不到工资，身份证全部押着，虽然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够理想，但是足以把这些人的工资发下去。

　　这个老板在兰州当时最豪华的酒店里包着三四个小姐，每天消费大概在两万多块钱，所以当时我非常生气，有几次拿着工资表叫他签字，他不签，我跟他大吵了两次。后来我觉得我干得再好也是在为他的挥霍无度创造财富，反过来我恨自己，捍卫不了工人的利益。

　　《南》：其实做新闻的过程中可以做监督报道，也可以做一些商业性报道，两方面都不耽误。你尝试过吗？

　　王：商业报道大概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也做过，我任广告部主任的时候跟一些企业的老总交往，老板在我们报上做专版，企业在我们报上做广告。后来我为什么不去做这些了呢？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尤其到北京以后，大多数媒体都强调对企业老总的访问、对官员的访问，我见过有的记者因此挣了很多钱，但我做不来。说实话我觉得跟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缺乏平等和互相尊重，与其这样我何必还追着人家、听人家吹？

　　《南》：假如有的老板很尊重你呢？

　　王：这里面有一个前提，我觉得我对一个人的尊重不是因为他的权力或财富，而是道德的认同，我宁愿在道德面前低头。

　　正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功利的社会，底层的农民和城市贫民既没有说话的能力、权利，也没有说话的平台，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多地站在这个角度为他们发出声音。我母亲现在还在种地，我的弟弟妹妹因为国企改制下岗，现在还失业着呢，我说中国城市底层老百姓的这种命运和苦难，就在我身上，天地良心，我不替他们说话我替谁说话？

　　我弟弟和弟媳妇都下岗了，后来自己搞了个小作坊，搞很笨重的工业加工，一年能赚一万来块钱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妹妹下岗后到处打工。这就是我一直关注国企改制的原因，因为我弟弟妹妹们的企业是怎么改的我都看在眼里。我有几个中学同学，都在区级单位干过，后来因为跟区委会的关系好就把区里的宾馆和大企业，通过法律关系变成自己的，公务员摇身变成了私营企业家，分到上千万的资产。公共财富就这样被转移，我觉得这个社会不应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