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林峰：松山战役后战场只剩红土(二)

远征军装备的由M3改装的装甲侦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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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强渡怒江的远征军。1944年5月，远征各路大军集结怒江东岸，准备强渡。

　　对峙在怒江

　　远征军的无线电通讯被日军电台破译，原本佯攻的11集团军要真正出击了

　　1942年8月，中国远征军缅甸战场失利后，大部退回怒江东岸，一部西撤印度。至此，日军与中国军队在怒江两岸形成对峙之势。日军进入滇西后，使中国抗日战场面临腹背受敌

的不利境地。

　　八个月后，国民政府成立“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开始为反攻滇西做准备。先后调集原驻川、滇、黔各地的第十一集团军和第二十集团军两支部队及相关支援部队共20万人，再度组成中国远征军，移驻滇西的楚雄、大理、保山、临沧等地伺机组织反攻。

　　林峰所在的11集团军司令部就设在大理。11集团军下辖第71、第2、第6三个军，总司令是宋希濂将军。宋希濂是国民党名将，毕业于黄埔一期，屡立战功，有“鹰犬将军”之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其历年抗战有功，授予青天白日勋章。1949年在大渡河被解放军俘虏，1959获特赦后任全国政协常委。宋希濂生前曾撰生平自述，集成《鹰犬将军》一书。1993年他在纽约逝世，其骨灰安葬在长沙唐人永久墓地的“名人区”。

　　林峰被分配在11集团军总部参谋处，协助总参谋长陈刚少将工作。林峰虽然只是个少尉，但总司令和参谋长的军印都由他保管着，“总司令的军印叫做‘关防’，参谋长的叫‘钦记’。我负责起草文书，由参谋长审阅后，我再盖章，交给收发处发往各军、师部。”

　　11集团军收发的文件，大多都要经由林峰的手，几乎每天都要加班。但战前的时光总体是悠闲的，他还不时到司令部驻地的圣鹿公园附近散步。

　　1944年5月，滇西反攻战在右翼战线首先打响。第二十集团军从右翼由栗柴坝、双虹桥渡江，夺取腾冲；以第十一集团军在左翼佯攻松山、龙陵，以分散和牵制敌人。

　　电令遽然多了起来，无线电密码本频繁更换，谨防通讯被日军破译。尽管这样，中国远征军的无线电通讯还是被设在芒市的日军电台截获、破译，日军准确判断出中国军队的部署，集中3万多守军防守高黎贡山，给20集团军造成巨大伤亡，开战仅一周就伤亡万余中国军队。

　　作战计划不得不改变，原本佯攻的11集团军要真正出击了。

　　怒江由北向南把中日两军分隔在东西两岸，怒江上游由20集团军驻守，下游由11集团军防卫。从下游渡江后，是一连串的中国城镇——龙陵、芒市、畹町。滇缅公路穿过这些城镇，向南连通缅甸腊戌，往北达大理、楚雄、昆明。

　　然而，要收复失地，恢复滇缅路畅通，就必须攻克日军在怒江西岸的桥头堡——松山。

　　战争结束几十年后，经过松山的司机们到这里都屏息静气，大家传说每当黄昏或者阴雨天，仍然能听见厮杀声枪炮声。保山金水阁酒店老板杨永明小时候常听老人和老司机们讲述这样的故事，民间口述的历史激发了他的兴趣，每次路过松山，他都停下车，在路边静坐片刻，为阵亡的战士点一支烟。十余年后，杨永明做生意成功，他资助100名老兵每人每月100元生活费。

　　60年前的林峰也感受到了松山战役的惨烈：“每天接到的战报大都是各军、师、团汇报的伤亡名单。”

　　1944年7月，卫立煌接任远征军司令长官之职后，将驻地移至距怒江前线不到50公里的保山马王屯，以便就近了解敌情，指挥部队。卫立煌也命令下属各集团军及各军、师、团依法将司令部逐次前移。

　　11集团军的司令部在距离松山40多公里外的油旺寨，来这里后，林峰很少见到宋希濂，“宋司令整天去前线视察，很少回司令部”。

　　攻打松山，36师伤亡惨重，牺牲了三分之二的官兵，不得不撤到后方邓川县整训。不久司令部决定调36师回前线，参谋长陈刚把拟好的军令交给林峰，让他发出去。

　　林峰刚回到办公室，陈刚急忙问他：“给36师的电报发出去没有？如果没有赶快追回来。”林峰以为出了差错，把已经送到收发处的电报又要了回去。

　　陈刚沉吟良久，重新起草了一份。“调防令言简意赅，只写：‘命令你部按时到某某待命’。这是我见过的唯一语气那么和缓的。”事隔多年后，林峰仍然记得电报的大意，“志鹏兄(36师师长为李志鹏)，我部开始反攻，调你师到蒲漂待命，为了国家大义，希望你部完成反攻大业……”

　　松山战役结束后，林峰和参谋部的同事们特意相约爬上山顶，“果然像大家说的，山上没剩一根草，一棵树，只剩下红土。”

　　松山既克，向南日军再无高山大川可守。中国远征军节节胜利，在缅甸与中国驻印军会师，滇西国土宣告收复。

　　滞留在蒙自

　　回不了家乡却娶了土司的女儿。带着妻子定居在缅甸

　　仗打完了，林峰却回不去了。

　　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调任西北行辕参谋长兼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部队留在了云南蒙自待命。“仗打完了，我想我也该回家了。写了请假条要求返乡。”林峰这时已经是上尉连长，每月有300多元的军饷。

　　参谋处副处长批准了他的请求，还发了三百元中央币作为旅费。但由于通货膨胀，几百元中央币只够吃一顿大餐，路费远远不够。

　　林峰只好待在蒙自，在朋友开的饭馆里帮忙管账。

　　林峰的这位朋友在当地颇有来头，是流亡土司多培英的秘书。多培英原是蔗放土司，日军占领滇西后，多培英也逃亡到蒙自避难。日军投降后，多培英要重建蔗放，四处网罗人才。受过专业教育，在司令部当过上尉，又对当地情况熟悉的汉人林峰也被多培英看中，任命他做民政部长，掌管修建学校、卫生院，调查户口，绘制地图，组建乡、镇政权等大权。

　　林峰最爱做的却是在蔗放小学当中文老师。

　　土司多培英的4个女儿都在同一个班里学汉语，她们的老师正是林峰，而大女儿多莹秋比林峰小7岁。“我们玩了4年猫抓老鼠。”林峰有些顽皮地对记者说。

　　1949年，林峰终于迎娶了多莹秋，成为土司的驸马。这桩婚姻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因为按照惯例，土司的女儿只能嫁给土司的儿子，林峰这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外乡人实在幸运。不久，解放军打到龙陵，林峰担心政治运动打乱他刚刚稳定下来的生活，带着妻子从木姐出境，到了缅甸。

　　中缅官方的交往不多，但民间的往来却非常频繁。以中部城市曼德勒为界，以南为下缅甸，以北是上缅甸。今天的缅甸生活着100多万华人，他们大多数是明清时代的福建、广东、云南籍移民的后裔，主要居住在上缅甸的八莫、腊戌、密支那、曼德勒等地。

　　林峰与妻子虽然不懂缅语，但在亲属的帮助下，做小生意糊口。从曼德勒进洋杂货，如手电、电线、香水等货品贩卖到中国的瑞丽等地，随着资本的积累，又在缅北的山区购买了一座茶场，把茶叶贩卖到仰光。

　　常年的奔波中，林峰的皮肤越来越黝黑，他渐渐学会说缅话，穿笼纱的次数比穿长裤的时间更长。1985年，林峰和妻子举家搬到了曼德勒，盖起了长宽各六米的三层小楼，他们定居下来，成为了真正的缅甸人。

　　林峰现在开办了一家洗车场，还捎带卖些摩托、汽车用品，3个儿子4个女儿都已结婚，在缅甸各地做生意，“我家的经济条件在缅甸算不错的，有车有房，没有太大负担。”

　　1955年，林峰在朋友的带领下皈依基督教，这一年他的岳父土司多培英被选为德宏州副州长，但随即遭到批斗，去世后获平反。现在，林峰与妻子的最大精力投在教会上，“我们用25年时间募捐，在我的茶场南山修建了当地第一座教堂。那里的人生活实在太苦，教会救济帮助穷人。”

　　“虽然我们人在缅甸，心还是中国心。”林峰与老伴坐在客厅的竹椅上，在墙最高的地方挂着耶稣像，下面是一幅写在大红纸上的四个金字“太平盛世”。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王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