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淑荣：农村老太扳倒省级条例

　　-实习记者 汤涌 孔璞 发自河北

　　王淑荣家的客厅地板上铺了张大席子，上面堆着各种法律书籍。她每天坐在席子上，读《法制日报》，看央视新闻。只要看见一条关于农民的法律法规有修改，她就习惯性地打开那些法律法规，把改动之处增加进去。如果有人问一个关于农民的法律问题，这位初中没毕业的老太太能一口报出是哪部法律法规的第几条原文。

　　2000年3月，河北省香河县五百户镇香城屯村第一次直选村委会，全村总共1200选民，61岁的王淑荣以783票当选主任。

　　“人家都说我能当律师了，我说我可不行，我只能记得中央和河北所有关于农民的法律法规，别的方面的就不行了。”王淑荣从1975年开始自学法律，到今年已经整整30年了。

　　这位业余法律爱好者迄今为止最为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她的努力改变了一个省级条例。

　　香河县地处京津之间，自古有饲养猪、牛供给两地的传统。在香河县养牛、养猪都是大产业，许多老百姓靠养殖业致富的。

　　1996年，镇里征了香城屯一块地，不料搞项目的投资商没给镇里钱就半路跑了，于是那块土地就一直荒着。2002年，一个村民找到王淑荣，希望自己投资把那块地买回来办养牛场。

　　“这能解决好些劳动力就业的问题呢。”王淑荣十分支持。她帮那个村民先查了查相关的法规政策，这一查就查出了一个违法的地方法规来。

　　《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第25条规定：占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及未利用地从事养殖业、不建设永久性建筑物的，应当按照临时用地办理审批手续。也就是说，如果谁要盖个养牛场，必须得两年审批一次。

　　王淑荣又查阅了国家的《土地管理法》，发现第57条规定，需要临时使用国有土地或者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仅限于建设项目施工和地质勘查两种情况，不包括养殖业。这么说，河北省法规中的“25条”违反了国家法律，应该是无效的。

　　2002年8月10日，王淑荣给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写信，希望国务院对河北省的这个法规进行审查。不过，2003年1月21日国务院法制办的回信并没有完全解答她的疑虑。

　　王淑荣决定另辟蹊径，她找到一本《立法法》，仔细琢磨了一阵。 2003年5月1日，王淑荣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去了封信：“立法法赋予了我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的权利，我提出以上申请，请人大常委会研究处理。”

　　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到王淑荣的信后，致电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建议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对《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修改。

　　2005年5月27日，河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修正案》，原法规中的第25条因与国家法不一致而被删除。

　　王淑荣希望这件事情能够教育不懂法或者不按照法律办事的官员：“这些年接触了这么多官员，好多人根本就不按照法律办事，总是对我说‘我不懂法，王主任你懂，不过懂法没用。’这绝对不是人民公仆应该有的态度。”

　　王淑荣希望所有干部都能够尊重法律，按照法律办事。今年66岁的她自称是“60岁的人，30岁的心脏”。许多人劝她“老太太，该享清福了。”她就会告诉人家：“学法律、维权是一辈子的事，也是这辈子最快乐的事情。”

　　一个“农村政治家”的产生

　　“哦，找王淑荣的啊，对对对，太该采访我们村主任一下了。你们别在村口下了，我直接把你们送到她家门口去。这老太太可是个好干部啊。”3路汽车的售票员，一个年轻小伙子听了有人要找村主任，对司机喊了一声，“拐到村主任家去！”出名至此，让公交车几乎变身为出租车了。

　　王淑荣的村主任之路，已经成为当地的一个传奇。她的信条是“法律规定的权利要兑现”，为了更好地替老百姓说话，她三次参选镇人大代表，三次失利。2000年，村民们把61岁的她选为村委会主任，她把自己的胜利原因归纳为“懂法敢言”。

　　1975年的“通信自由”

　　有的老村民还记得王淑荣的第一次出名：1975年的一个晚上，这个36岁的农村媳妇闯进队部，一把抢下妇联主任正念给许多村民听的一封信，用她特有的大嗓门喊道：“你这是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

　　这封信是王淑荣写给全国妇联的信，里面反映的是自己由于天生嗓门大，被婆婆打和当地妇女民主权益得不到落实的情况。干部们把信拆了检查，认为“有反动内容”，就念给社员们听，发动大家批判。

　　“通信自由”一下子就震动了干部和群众的耳膜，这在当时是一个新鲜而惊人的词汇。

　　王淑荣出身不好，父亲曾经做过伪乡长，一个村干部立刻驳斥她：“狗崽子是没有自由的！王淑荣，反对工作队是反对毛主席！”

　　“我们国家刚出了宪法，宪法说了有！你们工作队难道比宪法大吗？”王淑荣刚从报纸上看到了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通过了新宪法，所以她这次底气特别足。

　　也许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跟他们提《宪法》，工作队都楞住了。治保主任本来被干部们叫来抓人，听了“违法”也还有点心虚。几个干部紧紧贴着王淑荣站着，抓也不是，放她走又不甘心。

　　“把我的信还我，你们没权拆我的信！”王淑荣转入攻势。妇女主任紧握住信，局面陷入僵局，有的村民替王淑荣捏了把汗，有的是觉得她无理取闹。

　　这个时候王淑荣的丈夫闻讯赶到了队部。这是个憨厚老实的汉子觉得跟干部作对就是不对，于是对干部们说：“你们把她捆上啊！” 没想到几个干部吃了一惊，扔下信跑了。

　　“后来我才弄明白，他们以为我老伴是替我撑腰来了，对他们说‘你们有本事就捆上她’，他们怕他打人，都跑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王淑荣不由笑出声来。

　　好多村民们那晚知道了一个词：宪法。

　　三次落选

　　或许是这个事件让王淑荣尝到了甜头，她开始在干农活之余自学法律知识。1987年，她在报纸上看到了十三大文件，里面提到了一句“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她知道了自己也有被选举权，于是想起了参选人大代表，这样“提意见就更方便了”。

　　这一年正好是镇人大换届，选民名单贴出后不久又贴出了候选人名单。王淑荣赶紧到村里问：“不对啊，我还想参加选举呢，怎么这就出候选人了呢？应该听听大家有没有自己想提名的人啊！”

　　村干部说不知道，让她去镇里问。王淑荣就背着三岁大的孙子一直走到镇上去。镇里的书记看了看王淑荣背着的孙子，说：“老太太，您这样的人多几个就好了。不过您还是应该回家去，有这时间好好教育一下小孙子，以后让他上大学当科学家，比关心国家大事更重要。”

　　王淑荣嘿嘿一笑：“书记啊，我就想起个头，我是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那次选举，她在选票上郑重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最终王淑荣得了10票，其中有5票是她动员家人投的。

　　从这一年起，王淑荣开始了自己的“农村政治家生涯”。也是在这一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村委会组织法(草案)》，“村民自治”被写进法律。

　　乡镇人大3年一换届，1990年选举，王淑荣仍然不是候选人，这次她得了46票。3年后，王淑荣找到10名选民联合提名成了候选人，不过只得了140多票。1996年的选举她出门在外，没参加选举。

　　1999年，她得了421票，本选区另一位候选人得了600多票，她又一次输了。这一次选举的一大进步是，选举结果公布的时候，终于把她这位村民联名提名的候选人得票数公布了。尽管没有当选，王淑荣仍然对这个进步十分高兴。和前几次不公布得票相比，这次更尊重规则了。

　　许多人对老太太的竞选表示不理解，这么大岁数了，咋这么想当官呢？王淑荣纠正说：人大代表不是官，是代表咱老百姓说话的。

　　“告状专业户”

　　没当上人大代表的王淑荣却一直在做人大代表该做的事。她看见哪里有什么不合适的，就要写信提意见，镇里解决不了就上县里。20世纪90年代后期，县政府的人就都认得她了。一次，县政府一个新来年轻小伙子挖苦她说：“老太太，我认得你，你是咱们香河县的‘告状专业户’。”

　　王淑荣立刻教育了他：“告状到你县政府来吗？告状有人民法院，我是公民，来这里是让你们解决问题，你们是公仆，我是国家主人，我来了你该客气点，少拿什么乱七八糟的帽子给我戴！”

　　这只是无数误解中的一种，王淑荣想得开，不太在意人家怎么看自己。清者自清，1998年的一次维权活动，让全村乃至全镇明白了老太太的良苦用心。

　　1998年，除了大洪水的另一个大事件是农民减负问题。中央批示：1998年的农民负担，绝对数量上不得超过1997年。为此，各个乡镇都下了“明白卡”给农民，交费达到卡上的钱数就可以不交。香城屯的明白卡上写的是84元。王淑荣怎么算，去年的人均负担都是74元。最后王淑荣认定“他们在卡上做了手脚。”

　　于是各个有关部门都收到了王淑荣的抗议信，她自己也不断上访。她家里房子临街的那面墙贴满了中央的政策摘录，告诉大家不要多交那10块。

　　县里、市里的有关部门接到了王淑荣的信，发现五百户镇全镇的明白卡真的都涨了10块，总共多收了37万元。在上级的命令下，这些钱被退回农民手中。

　　当上村主任

　　到2000年，基层民主选举已经走进全国各村，也包括香城屯。根据《村委会组织法》，村委会选举改成了一人一票的直选。这个时候的王淑荣在村民中很有威信，口碑很好。好多村民劝她“别竞选什么人大代表了，弄个村主任，能多干点实事。”

　　王淑荣觉得自己年纪不轻了，也没有当干部的经验，本来不愿意“当官”，但是选举中的一些事情却让她坚定了参选的信心。一天中午，午睡的王淑荣被村里的大喇叭吵醒：“上午叫的那几个人，来队部(村委会)。”

　　“这是什么通知，不清不楚的。”王淑荣下午去村委会隔壁的同学家串门，老同学告诉她，人家在选村民代表。人家故意没告诉王淑荣，不过王淑荣还是被选中了，她的女儿也被选中了。

　　到选候选人的时候，王淑荣又没有被通知到，只是出嫁了的女儿到了会场，发现老太太没来，赶紧骑车去娘家叫，王淑荣才赶上了选举，这次她得票是第一名。

　　两次都差点耽误了选举，王淑荣觉得有人不想她参加选举，这让她很生气，本来不想参加选举的王淑荣决定高调参选。这个时候一个干部偷偷找到她，请她别选了，“上面内定了还是原班子，你就算选也是白忙活。”

　　“你问问它答应不答应！”王淑荣把凉席上那本宪法拿起来，“这村主任我选定了，你可以去下面让大家别选我！”

　　全村一共1200多选民，她得了783票，3月28日宣布结果之后，她就将担任村委会主任了。

　　两把锁头“夺权”

　　本该3月28日宣布的选举结果一直到4月初还没宣布，王淑荣把电话打到了镇上：

　　“宣布结果得等党委书记回来，书记打井去了。”

　　“把他找回来吧，村子里工作怎么办啊。”

　　“很远啊，联系不上……我们帮你慢慢找吧。”

　　挂掉电话，王淑荣打到县人大去，按照法律，县人大要保障基层民主的实施。

　　“我们镇的书记找不到人了，现在没人宣布选举结果，我没办法开展工作。”

　　“那你找镇里啊，打给我们干什么？”

　　“法律上规定是让县人大保证的。”

　　“……那我们帮你慢慢找吧……”

　　“又是慢慢找，什么时候找到？等过年吗？三个年一过，我任期就完啦！”

　　“……”

　　王淑荣把电话打到了全国妇联：

　　“我想反映一个问题，我觉得妇女的民主权利没得到尊重，我是个村委会主任……”

　　“您的问题很重要，您写成书面材料给我们行吗？”

　　“别写了，我明天去北京当面说吧。”

　　王淑荣的老伴听了，觉得她可能要惹祸，赶紧跑出家门，在街上遇到了五百户镇的副镇长。“她要去北京告状了！”

　　副镇长赶紧打电话给书记，让他来宣布选举结果，“再不宣布，王淑荣就去北京告状了！”

　　当天下午，镇党委书记出现并宣布了王淑荣的职务。

　　但是村委会似乎不让王淑荣插手工作：镇里的包村干部开始绕过新的村主任，直接联系会计、出纳，该干啥干啥，民选的村官被架空了。这些情况，都是王淑荣上任前再也没想到的。

　　“你把锁头换了不就行了么！”几个村民听了她的郁闷提醒她。这个土办法简单，但是有效。第二天，王淑荣找了借口把会计室和村委会办公室的钥匙借来，打开门后换上了两把新锁。第二天，包村干部吃惊地发现，有事必须去找新村主任商量才行了。

　　“两把锁头夺权成功！”王淑荣提起五年前的这一幕仍然眉飞色舞。从此她开始行使村主任权力，同时团结村党支部书记和几个其他委员。“他们当时都是反对我当选的啊，团结意见不同的人很难，我做了好多次工作，终于团结过来了，现在我们大家就像一个人似的。”

　　2002年，王淑荣如愿以偿地当选了五百户镇人大代表。2003年，她以795票连任村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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