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人物周报：中国官员下海现象二十年回顾

　　本报记者 刘辉

　　如果把“官员下海”放在历史长河中看，这种现象无疑是一个时代的拐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辞官下海在中国是很难想象的事情，但经过20多年的社会变迁，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为市场经济体制后，原来计划体制内的官员下海经商已经变得越来越平常。

　　从某种角度来说，官员弃政从商是社会转型的一种必然结果。1980年代中期，官员下海还处于半遮半掩状态，他们“下海”的方式也多是平级调到国有企业任职。19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之后，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价值标准多元化的时代，随着民营企业政治地位的提高，官员下海潮再次掀起。

　　及至20世纪末，政府机构改革全面开始，公务员队伍开始重组。1999年，中央全国地方机构改革会议决定，市县乡政府部门要精简的人数不下280万。《权变》——关注官员下海现象的一本书——作者章敬平认为，这举措也影响到了官员下海的进程。另外，2000年出台的《个人独资企业法》及类似法规制度，为官员下海创业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弹指二十年间，下海的官员们已由当初孤单的个例，变成了一个庞大的不能被忽视的群体。他们的出现折射着时代的变迁，而他们自身的命运也随着商海的风浪起伏跌宕。下海之后，他们是否适应了海水的习性？游泳的技术如何？今天的他们又在忙碌着什么？在时代的大背景之下关注他们的命运，这就是《时代人物周报》把目光投向这一群体的主旨所在。

　　下海官员的数量日渐庞大，如浙江省委组织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至2003年，仅浙江省就有522名各级党政机关的官员辞职，包括一些提前退休的官员，其中2003年，温州市政府就有两位副市长和两位正副秘书长辞职。

　　下海官员中相当一部分都曾是政府机关内的精英，体制内多年的积累，培养了他们广阔的视野和出色的管理能力，这使得他们可以很快地在商界适应新的角色。但同时，官场上特有的规律，包括个别沉疴，也往往会不同程度地在他们身上得以体现，并使他们在开始遨游的时候付出相应的代价。

　　为了便于描述，我们按照官员类型的不同分别选取了其中的三位代表：

　　学者型官员——他们有着深厚的专业知识，在某领域研究中颇有建树，曾任温州市副市长的吴敏一是其中的典型；

　　技术型官员——他们也有专业知识背景，只是专业更侧重于技术，半导体化学专业毕业的高红冰是其中的代表，他曾是信息产业部信息化推进司的处长，所从事的工作也是讲究技术的IT业；

　　基层行政官员——他们是从基层一步步升上来的，学历不高，但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知识积累和社会资源。原山东省垦利县县长门新国是其中的代表。

　　这种分类，包括选取的三位下海官员的代表性也许并不科学，但调查之后，却使我们看到了官员下海后的三种不同人生。

　　记录他们，虽然是管中窥豹，所见却绝非一斑。

　　相关专题：时代人物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