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我用笔来抗日

　　个人档案

　　李锐，湖南平江人，1917年生于北京。1934年考入武汉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曾参加一二·九运动，为武汉秘 密学联负责人。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在湖南、延安和东北等地从事青年工作和新闻工作。1949～1 952年任新湖南报社社长、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1952年转业到工业部门，主管水电建设工作。1958年任水利

　　李锐：我用笔来抗日

　　本刊记者 成娟

　　在采访李锐老人之前，记者给他打了个电话，和他谈了谈我们做这期抗日专题的目的、想请他谈的主要内容，和他约 定采访时间。当记者第二天坐在老人家的

　　“谁若撕毁，当以汉奸论！”

　　“我还是个娃娃的时候就知道日本这个民族的可怕了！”李锐告诉我们。他的父亲李积芳是前清湖北仕学馆学员，1 905年被晚清洋务派首领、掌管学部的张之洞选送日本做官费

　　1934年李锐考入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大学二年级时，“一二·九”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武大。往日沉寂的校园 出现了空前的大骚动。在爱国学生中间掀起了一股热潮。然而报纸上的报道又过于简单，很难满足学生们的需求。隔了几天， 李锐的好友文立徵从北平寄来长信，信中详细描述了“一二·九”当天，他参加的那支游行队伍在王府井南口同警察的高压水 龙搏斗的情形。李锐立即把信拿到同学中去传看，并于当夜将信抄写成大字报，贴在文学院门口。为防止有人撕去，他找来一 把旧菜刀，立于墙边，刀下压了一纸警告：“谁若撕毁，当以汉奸论！”当时文学院兼做学校办公楼，是师生来往最多的地方 。第二天，整个校园沸腾起来，群情激昂，讨论着如何响应北平学生的行动。李锐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立场，这在当时的环境 中是难能可贵的。

　　“在当时我可是学校的积极分子呢！”谈起当时的情景，老人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在大字报贴出不久之后，李 锐和几个进步同学趁热打铁，立即召集工学院二年级全体同学开会，商议如何发动全校师生，召开全校大会以行动来唤醒国人 。为了争取校方和教授们的同情，大家推请李锐以工学院全体同学的名义，起草了一封“致全校教授先生的信”。他在信中写 道：

　　北平同学的来信，使我们全身躁动。火热从脚心直冲脑顶，我们无法再压住我们的血与泪奔出来……

　　信中列举了北平、上海各大学校校长、教授们联合支持北平学生的通电，特别引用了北大教授陈衡哲的一段话：

　　横在我们面前的路有四条：第一，是那浑浑噩噩的行尸走肉的路，第二，是那在“刀头上舔血吃”的廉耻的路。这两 条是辱身亡国的死路。第三，是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拼命的路，第四，是那忍辱食垢以求三年之艾的路。这两条是自救 的活路。

　　李锐在信中分析道：

　　可是事实已明显摆在面前，吴越的故事已成史迹，别人早已做好了铁枷，使你再也不能做那“生聚教训”的美梦。敌 人侵占东北之后，而热河，而察哈尔，而平津，而整个华北。谁能担保不再而武汉……而全中国？这是最惨痛的凌迟。

　　信中最后呼吁：

　　我们已经听到很多教授先生激昂慷慨的痛语。我们现在唯一的希望是各位教授先生出来领导我们，给我们安危、自信 、勇敢与团结的力量。

　　“我的这封‘公开信’在学校引起了强烈反响。武汉大学学校当局和许多教授都对我们学生的行动表示同情。特别是 范寿康教授，他曾经诚恳地对我说：‘对于学生的爱国行动，我完全支持。’”

　　武汉大学的学生运动是李锐革命生涯中的第一步，从那时起，他意识到了一个民族的悲怆，以及另一个民族强压之下 的痛苦和仇恨。火焰在胸中已经点燃，他需要的是找到一个方向，把自己的热量融入其中，进而以燎原之势席卷华夏，他的选 择是——中国共产党。

　　“我有义务写下来”

　　1939年，22岁的李锐到达了心中的圣地——延安。在这里他遇到了更多的热血青年，遇到了更多有着同样理想 的战友。战友们的无私奉献，让李锐完成从热血青年到革命者的转变，坚定的革命信念也让他很快获得了组织上的信任。19 41年，李锐被安排进入《解放日报》社，开始了他的编辑记者生涯。当时抗日战争正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展开着。日军 的暴行接二连三：他曾亲眼见到刚刚被日军刺死的姑娘倒在血泊中；也曾听说一位母亲为了避免女儿被日军强暴，亲手将自己 的骨肉推下万丈深渊……“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觉得我有义务将他们写下来，因为只有这样才会让更多的人了解日军是怎 样的丧心病狂，才会让更多的人起来反抗日军的压迫。所以我写了《人性的毁灭》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发表刺痛了一部分 国人麻木的神经，使人们从根本上意识到了日本侵略者的残忍面目，完全放弃了不切实际的幻想。

　　“当时生活在敌寇统治区的老百姓的生活是非常苦的。由于日本法西斯的残酷统治，农村经济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 性的变化，农村已经完全破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又写了《敌寇统治地区农村破产实况》，这篇文章一经刊出，立即引起了 巨大反响。民众对日寇的仇恨更加深了。”谈起往事，李老的脸上激动中夹杂着一丝微笑。在加入《解放日报》的前两年，李 锐深入采访，在揭发日寇恶行的同时，也不断地提高业务素质，使自己很快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记者。

　　1943年，李锐在工作中碰到了一个大问题：在当时，《解放日报》没有自己的军事评论，除了大的军事报道，平 常的战斗消息很少引人注意。而随着抗日战争的节节胜利，急需有这方面的报道和评论，让群众了解战场形势，了解战争进程 ，以坚定全民抗战的信心，鼓舞士气，因此这也成了报社一个最大的难题。

　　根据党报宣传的这一需求，李锐认真研究军事形势的发展，主动向来到延安的彭德怀、聂荣臻等高级军事指挥家采访 ，认真记录，自己摸索战争进程所产生的实际意义。很快成为编辑部里写军事评论的强手。他的论述山东战场形势的社论《山 东的捷报》，毛泽东在批语中称赞道：“此文写得生动又有内容。”抗战胜利前夕，李锐还写出了《山东去年的军事胜利》《 解放区战场三个月来的胜利形势》《解放区收复城市概况》等一批较有预见性的军事文章。这些文章当时起到了归纳和论述的 作用，现在也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

　　“对于抗日，我做了一个新闻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情。”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李老再次说起这句话。记者相信，这 是一个经历过炮火洗礼的知识分子最由衷的话。对于他的话我们可以有很多种理解。同样，作为一个刚刚参加新闻工作的记者 来说，面对李锐，我感受更多的是一个前辈，是一个以笔记录历史的师长。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他在最艰苦的环境中作出了 最大的成就，他和他的同事所记录的故事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他们不是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勇士，但是他们和那些抛头 颅、洒热血的战士没有区别，他们也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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