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界、教育界的救亡运动

　　整个抗战时期，全国工业界、教育界等各界群众的救国行动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内核而令人感动。

　　他们不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加紧生产，节衣缩食，全力以赴地支援前线，支援抗战；他们更是流亡不失爱国志，奋发图强，中国第一辆汽车就是在流亡中诞生的；他们用行动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和坚强。

　　中国第一辆汽车在流亡中诞生

　　——原上海新中厂工会主席王紫云回忆支秉渊制造汽车的经过

　　2005年6月6日，上海新中动力机厂举办了一次80周年厂庆。厂庆会上，80多岁的原工会主席王紫云的一段钩沉回忆，把大家带入了60多年前战火纷飞中，中国人一次次试着自己造汽车的那些日子。

　　“中国的福特”支秉渊

　　1942年，中国第一辆汽车诞生了。诞生的摇篮即上海新中动力机厂的前身：新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王紫云评价说：“靠我们自制的

　　这辆车与一个人的名字是密不可分的，他就是被当时重庆《大公报》撰文誉为“中国的福特”的支秉渊。

　　支秉渊，浙江省嵊县富润镇支鉴路村人。其父为清末的著名数学家支宝楠，对爱子期望甚高，取名秉渊含有“秉承渊源，继往开来”的意思。

　　1920年，支秉渊毕业于南洋公学电机科，毕业后就在一家洋行当电机工程师。1925年，上海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支秉渊一怒之下退出洋行，不再为洋人做事，和六个同学一道，创办了新中工程公司，取意“新中国”。他期望以企业为根基，实现“实业救国”的抱负。

　　王紫云说：“支秉渊早就想造汽车发动机了。工厂建好之后，很快在中国机械工业界脱颖而出，支秉渊也说过要改变中国人用的汽车全部从外国高价进口的局面，他立志要让中国的汽车安上自己的发动机。”

　　其实支秉渊在动手之前，已经看到了国人自造的第一辆汽车。它是由工业巨头和汽车专家在沈阳迫击炮厂造出的，取名为“民生”牌，不久即被送往上海展览，成千上万的上海市民争相观看，也在其中的支秉渊，记住了这一群情振奋的场面。

　　从一辆英国卡车拆研

　　曾参与撰写厂史的刘浩林说，支秉渊看了这台民生牌汽车后很有触动，一方面觉得中国人自己造出了汽车了不起，另一方面他觉得这台车毕竟是采用进口的零部件组装的，而他想造一台包括发动机在内全部国产的，真正意义上的国产汽车。民生牌汽车在上海正式展出仅仅六天，“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工厂全被日军占领，东北汽车工业戛然而止。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交通大学机械系应届毕业生陆景云写信给支秉渊表示，他对内燃机的研究充满期待，迫切希望能加入到走在国内内燃机制造业前头的新中公司工作。支秉渊欣然接受了陆景云的自荐，当年7月，陆景云毕业后即到新中公司任工程师。两年半以后，支秉渊将设计制造柴油汽车引擎的重任托付给陆景云。

　　陆景云从此开始了殚精竭虑，夜以继日的工作。他钻研了大量外文科技书籍，并到当时江南造船厂、上海兵工厂等各大工厂实习，向老工人学习工艺。同时新中公司也对本厂工人加强了工艺水平培训。

　　试制工作始自1935年。那时支秉渊在上海选购了一辆英国Commer牌卡车，在自己原来研究的基础上，委托工程师陆景云主持仿制该车的Perkins牌发动机。除了一份使用说明书外，就别无资料了。试制人员将柴油机拆开，逐步分析测绘。

　　但是由于连年战乱，发动机的试制工作始终暗影伴随，一年多来断断续续。1937年春，新的汽车发动机终于成形！这是中国第一部自制的高速柴油汽车发动机。它被安装在那辆Commer牌卡车上，进行了简单的行驶试验。当时闸北地区马路上车辆不多，可以或慢或快的行驶。其间支秉渊(有驾驶执照)还亲自把车开到江湾，向市公用局报告试制成功。

　　中国人自己造的第一辆车

　　不久，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陆景云决定请假从军抗日，支秉渊辗转将他举荐给当时在南京新成立的装甲兵团团长杜聿明。刘浩林回忆说，当时新中公司所在的闸北地区，是日军轰炸的重点，支秉渊经常冒着炮火回厂组织抢运，连生命也顾不上。最后他率领新中公司员工将上千吨器材迁往武汉。这辆装有“中国芯”的Commer牌卡车在上海市内搬迁的短途运输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战时后方冶金工业仍落后，钢材供应远不及上海方便，条件非常艰苦。支秉渊四处奔波，所有原材料全部自给自足，包括向铁道部门购买被日本飞机炸坏的机车废件，以镍币为添加料，与铸铁、废钢一起炼成低镍合金铸铁，甚至用废飞机零件铸成了活塞。

　　支秉渊以月产30部煤气机为目标，最初月产3部，后来达到月产6部。这种发动机在后方很受欢迎，被用于发电或驱动小型船舶。支秉渊下令将它和煤气发生炉装在一辆卡车上。

　　刘浩林评价道：“支秉渊造的这辆车，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中国人自己造的第一辆车，因为这辆车的发动机是支秉渊自己造的，它的变速箱、传动器、转向机构，几乎所有的零部件都是支秉渊自己造的，所以非常了不起。”

　　开着

　　一个月以后，支秉渊起了个大早，驾驶新车上路，他要翻越贵州、四川的崇山峻岭，参加正在后方重庆举办的工业展览会。

　　支秉渊驾车走的是山路，被当地人称为十分危险的“回龙道”，这样从山底到山顶要半天。爬坡的时候爬不动，车子突然要往下滑。如果滑下去就会掉进深谷里，这时候大家惊恐得大汗淋漓，司机死命地踩刹车，在关键时刻，车终于刹住了，大家有惊无险地逃过了一场车祸。最后，汽车稳稳停在重庆中央图书馆门口的广场上。

　　这场成功驾驶，开创了国产引擎驱动汽车的历史，成为中国近代机械史上的一件要事。据王紫云回忆，新中公司除了自装煤气汽车(共两辆)外，还为衡阳中国银行装了一辆，一直用到抗战胜利。1943年支秉渊还曾自行设计并试制成功一辆国产载重汽车，曾行驶于湖南黎家坪至祁阳之间，可惜后因日军侵占祁阳而受破坏，现只保留下照片。见证人：王紫云

　　收藏版

　　历尽艰辛的儿女

　　为民族复兴昂奋

　　1937年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沦陷，9月10日，迁移到湖南长沙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临时大学。4个月后，长沙临大决定西迁昆明，并改名为西南联大。

　　1938年4月28日，经过长途迁徙，西南联大师生汇集云南，落户昆明。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任西南联大校长。当时的学校很荒凉，转运过来的教学仪器、设备也多有损坏。

　　闻一多一家，就住在村西头的农舍里。为给妻子抓药，只好卖掉仅剩的一点家传。另一位著名教授朱自清也已经一贫如洗，冬天冷的时候，他只穿一件蓑，既可以御寒，又可以做雨衣。没有人知道，一个著名教授的生活窘迫到了连一件布棉袍都无力缝制的地步。

　　而且，西南联大的天空依然有炮弹，校长的房子被炸垮，华罗庚被炸得埋在土里……

　　然而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仍然为科学、理想而奋斗。当年，联大聚集了像金岳霖这样的知名学者、教授、讲师有500人左右。吴大猷先生的物理实验室就设在永丰寺，大型色谱仪边躺着他重病的太太。

　　说起西南联大，有两个人是无法越过的，他们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

　　深秋的一个中午，一位中学生模样的少年，踏进了永丰寺的山门，正在整理书籍的吴大猷，看完他带来的介绍信才知道，这个学生叫李政道。这时的李政道已是浙江大学一年级学生。他中途转学，投奔联大，是仰慕吴大猷的学术名望。吴大猷递给他一本书，试他的解题能力，不料李政道连破数道难关，惊讶不已的吴大猷自认发现了一名物理奇才。

　　从上海到昆明，一路求学的李政道，用了三年时间才走完这漫长之旅，这也为他获得诺贝尔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