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广州与抢匪的战斗(2)

　　原来，这几个“小混混”是白云区分局特派在黄石派出所的打击“双抢”专业队便衣警察。审问发现，这个年轻人就是数月前在广州劫持儿童勒索财物的逃犯。

　　这支便衣警察队伍的领头人程启君中队长笑着说：“抢劫分子的眼神和常人是不一样的，他的眼睛盯上女人们的金银首饰与手机就两眼放光。我们一眼就看出来了。”

　　警察也很注意伪装。他们说：“街上的抢劫分子很狡猾，其中不少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很斯文以增加迷惑性。我们呢，一严肃就可能会被看出是警察，所以索性解开几颗衬衫纽扣，像‘混混’一样横叼一支烟，犯罪分子就迷惑了。”

　　现在，广州街头每天约有上千名这样的便衣警察。他们有的扮成憨厚的

　　采访中，警察给记者讲了一个跟踪两小时打掉一个街头抢劫团伙的故事：8月11日下午近5时，从潮汕来的陈先生在广州一德路口，突然被人从后面抢走了价值4000多元的金项链，他大惊回头，两名劫匪已飞跑而去。他心中哀叹：自认倒霉吧，除非飞毛腿才追得上。想时迟，那时快，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两个“飞毛腿”，瞬间将两名劫匪擒获。更让陈先生惊奇的是，他周围有5个人也基本在同时被按倒在地，原来他们是一伙的。警察告诉记者，为抓获他们，整整跟踪了这些人两个小时。

　　这是从8月份开始的广州“剑兰行动”的战术之一。

　　“剑兰行动”的另一战术是在一些“飞车党”横行的街头安装电子摄像头。

　　8月9日晚上10时许，3名“飞车党”成员在天河区棠下以酒瓶作凶器，劫杀了一市民，后骑摩托车逃跑。现场的电子摄像头拍下了凶手与摩托车车牌，棠下警方据此破了案。这类治安监控系统对目前治安形势严峻的珠三角各市均有很大作用，广东省高层的一些官员甚至认为，应把这类监控系统纳入到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中。此后广州市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拨专款在各区安装摄像头等技防设备，而全市治安重点地区，要马上装起来。

　　而白云区黄石街的战术更有传奇色彩，一名治安员把“钩镰枪”运用得出神入化，据说这是受古代小说中破铁甲兵的钩镰枪启发，专破“飞车党”们的摩托坐骑，一度曾使“飞车党”闻“枪”丧胆。

　　而在大广州经济圈的佛山市公安局，采取过一种更为悲壮的战术——便衣警察用摩托车去撞“飞车党”。“飞车党” 的摩托车常常是250排气量，速度快，而警察的摩托车却只有125排气量的，追不上人家，只能在对方提速的时候，用身体去撞。但这种方法很容易让警员受伤。一名英勇的佛山市便衣警察曾中华，在追击“飞车党”的过程中，膝盖骨曾因此被摔裂。

　　这种战术上的调整还远不是这次“剑兰行动”的最大特点，这次“严打”和以往最大的区别是，警察与“飞车党”多年的“游戏规则”有了很大改变。

　　就在这次“剑兰行动”前的7月下旬，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出台的《关于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称，对于驾驶机动车、非机动车夺取他人财物的，一般以抢夺罪从重处罚。更令“飞车党”们胆寒的是，以前只被定为“ 抢夺”而可以轻判的“抢夺行为”现在可以转化为可重判的“抢劫罪”——“应当以抢劫罪定罪(的行为)：驾驶车辆，逼挤、撞击或强行逼倒他人以排除他人反抗，趁机夺取财物的；驾驶车辆强抢财物时，因被害人不放手而采取强拉硬拽方法劫取财物的；行为人明知其驾驶车辆强行夺取他人财物的手段会造成他人伤亡的后果，仍然强行夺取并放任造成财物持有人轻伤以上后果的。”而对抢夺中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等后果的，最高甚至可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张桂芳在8月2日的动员会议上称：“公、检、法一定要用足用好最高法院的意见，打击一批‘两抢’犯罪分子，震慑违法犯罪分子。”

　　公检法各部门被全面启动，除了广州市公安局，检察院与法院也被要求快捕快审。张桂芳还多次强调，“只要符合劳教条件的人员，必须坚决送劳教”。据悉，今年送劳教量要增加20％以上。为了保证有足够的羁押场所来关押数量急速上升的“两抢”嫌疑人，广州市各看守所、劳教所、戒毒所、治安拘留所等被要求积极扩大容量。

　　在这场司法部门被全面启动的战斗中，像广州市白云区分局刑警队曾德增这样的病号警员，也从病床上站了起来。他刚参加完“刀匪纵火烧死海鲜楼两员工”的重案侦破，又被派往江苏出差。医生着急地给刑警队长冯志锋打电话：“你们警察怎么搞的，还不回来养病，床头的药都堆满了。”

　　市民反击战

　　参与这场战斗的不全是警察，越来越多的市民正在参与到这个行动中去。

　　尽管在何爱华断手惨案中，当时无人去拦截歹徒而使其暂时逃脱，因而被社会舆论指斥为“广州人，你们为什么集体不作为”。但随着时间推移，一种同仇敌忾的意气，似乎在这个曾习惯于“各扫门前雪”的市民群体中逐渐生长。

　　8月3日上午，在广州市江南大道南与晓园北路交界处，一个抢了万元现金的劫匪在仓皇逃窜时被隐身树下的陈老伯挥腿扫倒。劫匪当场就擒，阿伯左腿腿骨也因此折断，住进医院。

　　8月15日晚10时许，广州出租车司机老张被用枪顶住了脑袋，劫匪想抢走他的钱和车。老张奋力反抗，与歹徒搏斗中巡警及时赶到。

　　8月17日下午，3名男子手持电击枪潜入广州白云区同泰路一出租房内企图打劫。6名工厂的打工者操起玻璃瓶奋起反击，然后机智地将这3名劫匪反锁在屋内，来了个“瓮中捉鳖”。

　　甚至这种自卫反击不再是个人的行为，在广州天河区中海康城社区就组织过一度让“飞车党”胆寒的组织化反击—— “伏击队”。

　　中海康城的小区内部管理被业内认为是一流的。但是，业主们告诉本报记者，出了康城就不安全了，晚上8点后几乎没有人敢在康城外步行，否则十之八九会遭抢。

　　这个小区处在曾发生过孙志刚事件的黄村派出所辖区内，一些康城业主对这样的治安问题表示理解：“这个辖区至少有三四万的外来人员，又是城乡接合部。他们派出所只有几十个人，想管过来确实太不容易了，治安差不能只怪他们。”

　　然而一年前，康城业主们曾有过一段免于恐惧的时光——那就是他们自行组建“伏击队”的日子。

　　“伏击队”的创建者之一是网名叫“本报专电”的传媒界业主。他回忆，“伏击队”的酝酿是从女友去年3月底遭劫后开始的。此前，每隔一两天就会有小区居民被抢，一腔热血的“本报专电”在社区内部网上号召小区居民进行有组织的自卫反击。

　　吃尽“飞车党”苦头的业主纷纷报名，一个纯义务性质的“伏击队”在同年6月9日成立。“伏击队”的业主成员中不但有国企干部、媒体记者、私营企业主、公司白领，甚至还有3名警察与军人。

　　在成立后两个多月中，“伏击队”队员增至69人，8部车。他们白天上班，晚上轮流到抢劫多发地段开车伏击。有一名队员，因为长时期用望远镜观察路面，结果一拿开望远镜就不停地呕吐。他们伏击的主要方法是跟踪“飞车党”后报警，对逃得快的则直接用车撞翻后报警。

　　“本报专电”与数名“伏击队”队员在一次追击中，被数十“飞车党”围住，后惊险脱身，他的家属担心歹徒会来报复，逼他剃掉了那一头富有个性的长发。在这样的19次伏击中，他们一共抓到两批劫匪，共3人。

　　但“过客”与“本报专电”这两个核心成员清醒地意识到，这样的自救组织其实只能是临时性的：“不但在法律上说不通，而且，在伏击过程中，或者伤害抢劫者，或者被抢劫者伤害，不管出现哪一种情况，都会背离原初保卫自己与家园的目的。所以，这只能是一个临时性的自救组织。”更多的是要配合警方，做一些辅助性的事情，如提供线索等。

　　2004年8月31日，这个组织自动解散。伏击队的余威还持续了三四个月，康城周围安宁了一段时间。

　　但一波未平，又起一波。

　　2004年12月1日，“伏击队”的一位成员驱车在路上时发现摩托车后坐的男子就是几天前抢他手提电脑的人，同时又看到这一男子正在路边抢包，就开车撞翻了摩托车，摩托车主因此受伤不轻。

　　此后，这位摩托车主把他告上了天河区法院，以交通肇事为由索赔40万元。

　　8月24日夜晚，这些老伏击队员在举行了一场酒会。临近子夜的时候，已经有了醉意的老“伏击队”队员“过客” 给本报记者打来电话：“听说法院和公安局都支持我，我们这些保卫家园的人啊，真是又辛酸又开心。”

　　不过，一些老伏击队员说，加强治安综合治理，标本兼治，还是可以根治“两抢”的，尽管难度很大。

　　一位广州老警察的经验谈

　　需重典但不仅仅靠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