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扩大老工业基地对外开放 促辽宁全面振兴

　　编者按：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是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要途径。最近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实施意见》，辽宁省委、省政府也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实施意见》。为了加深理解和具体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和省委、省政府的上述文件精神，辽宁社

会科学院组织专家学者进行了专题讨论，提出了一些创新性观点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现将部分发言摘发如下。

　　积极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施“走出去”战略

　　张万里(副研究员)

　　“走出去”战略是党中央在总结改革开放20多年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为了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牢牢把握加快发展的主动权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着眼于“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使我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强国之路。“走出去”战略对于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更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世界范围来看，发达国家强者恒强的奥秘之一，就是因为它们很早就实行了“走出去”战略，以跨国公司的跨国投资和贸易活动为主导，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来获取最大利益。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起步已经很晚，已经丧失了一些重要的发展机遇。在当今世界五大对外投资国（美、日、英、德、荷）中，英国和荷兰的资本对外扩张史已经长达数百年，美国和德国已经超过了100年，日本接近100年。目前，西方跨国公司已经垄断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技术发明、产品创新、国际贸易和投资。进入21世纪，几乎一切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大规模贸易活动和投资活动，都以跨国公司为主体或载体进行。从我国的现状看，即使在“中国制造”叫得最响的制造业领域，至今也尚无一家中国企业真正进入世界一流工业企业行列；中国制造业虽位列世界第四，但总体规模仅相当于美国的1/5，日本的1/4；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日本的4.07%、美国的4.38%、德国的5.56%。目前，中国无论是在第二产业还是在第三产业，其技术进步与发达国家都有很大差距。另外，国际上战略性矿产资源的竞争更是形势逼人，各大跨国矿业公司基本上控制了全球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我国矿业公司的选择余地日趋减小。时不我待，我们必须增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紧迫感，而不能再有半点犹豫和懈怠。

　　只有采取“走出去”的战略，我们才能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弥补国内资源和市场的不足，保证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促进我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经济结构优化和战略性调整；才能促使我国企业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才能促使2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积聚的巨大能量得以释放，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

　　我们应当按照市场经济规律，鼓励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和产业、有实力的各种所有制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对外投资办厂、境外加工装配、境外资源开发，到境外设立研发中心、到境外建立营销网络、为境外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到境外去开展农业合作、到境外搞兼并搞收购。“走出去”既要有长远的眼光,又要从企业的实际出发。特别是通过“走出去”,搞清楚怎样才能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实现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优化配置。(辽宁日报)[编辑： 钱文胜]1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实施“走出去”战略，主要是立足于以下几个方面的战略考虑：首先是更好地利用国外自然资源。当前，各国对自然资源的竞争十分激烈，不仅有大量着眼于当前利润的海外投资行为，还有许多不谋近利而求战略性拥有的海外投资行为。我们要从战略高度谋划海外投资。到海外进行国内紧缺资源的项目投资，逐步建立一批战略性资源开发生产供应基地。其次是更好地利用国外科技资源。探索有效形式，在境外科技资源密集的地方设立研发机构或高技术企业，利用当地科技智力资源和研发设施，开发生产具有自主

　　“走出去”也应成为我们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当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积极开展境外资源类投资，充分发挥产业及地缘优势，开展与俄罗斯、朝鲜等国的油气、林业、矿产资源合作开发，弥补国内市场资源的不足。加快发展境外加工贸易，带动和扩大省内机电、轻纺等行业成套设备和零部件的出口。促进高新技术类境外投资，积极利用国外智力资源，推进科技创新及科研成果转化。积极承揽国际工程，以带动劳务输出。

　　制度创新：辽宁对外开放须臾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张天维（研究员）

　　当今世界，重视对外开放已成为诸多国家和地区的普遍共识。

　　而目前的国内外形势恰是对外开放大步发展的一个绝佳时期。如何抓住机会？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他认为，一个国家和地区要在世界竞争中显现优势，就要切实地找到提高竞争优势的途径和方法。竞争优势可以分为产品竞争优势、企业竞争优势、产业竞争优势和国家及地区竞争优势，这些大多是微观层次上的竞争力。波特认为，比微观竞争力更为重要的，恰恰是人们容易忽视的宏观竞争力。宏观竞争力包括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否创造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使该国和地区多种属性的企业获得竞争力。对于这一点，瑞士国际管理学院大加推崇，认为波特所谈的才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所能创造增加值和国民财富持续增长的系统能力。这种能力往往受经济实力、国际化程度、政府的影响力、金融实力、基础设施、企业管理能力、科技实力、人力资源八大因素的影响。而这八大因素大多是与制度相联系的。制度是什么，解释诸多，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诺斯(North)在对荷兰这个小国的研究中发现，它虽然拥有较少的资源，但在经济和政治上取得了远远超出其小国应有的地位，原因则是它建立了一套较为有效的制度安排。进而，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它是由正式的规则与非正式的规则构成，包括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我国理论界普遍认为制度主要是思维习惯、行为规则和经验。它由正式规则（如法律、政治等）和非正式规则（如习俗、文化等）组成，在正式规则没有定义的地方，非正式规则起着约束人们相互关系的作用。制度最基本的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使对外开放有序化；能够扩大再生产，使对外开放获得支撑力和牵引力。而制度创新则是对所理解的制度的演绎与升华,它是经济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利器，直接具有经济意义。现实中，越是高水平和高效率的对外开放，越需要不断与制度创新相融合。扩大对外开放与其说靠思想重视、工作到位等，倒不如说更是靠制度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创新的确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辽宁日报)[编辑： 钱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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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辽宁经过全省上下多年的共同努力，对外开放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04年，外贸出口增长28%，增幅与东南沿海省份相当；利用外资净增26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全省初步形成了以大连为“龙头”，以丹东、营口和锦州为“两翼”，以中部城市群为腹地的开放格局。但我们也应看到，辽宁的对外开放水平与沿海先进省份相比，差距在不断拉大。在更高水平上利用国际资源方面，辽宁任重而道远。例如，近几年来，外国企业在中国创办独立研发机构越来越多，从沿海一直到西安和成都，而设在东北地区包括辽宁的比较少。探讨其原因，有辽宁关注国外知名企业的投资动态不够，人才、技术、管理模式不对接，对资本运动规律把握不准等，但更多的是与法制环境、人们普遍的思维意识、文化背景等制度因素有关。辽宁人不可避免地要承负着某些制度缺陷带来的严重问题。辽宁要在新一轮的对外开放中，改变劣势，乘机而上，就要加强制度创新的主动性，把对外开放战略落到实处，突破在对外开放中只重视一般性的洽谈、引进的套路，有针对性地进行制度创新的综合推进。辽宁如何在对外开放中加强制度创新，以下几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应加强法制环境建设。诺斯在1990年对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贫困进行分析时，得出的结论是“由于缺乏进入有法律约束和其他制度化社会的机会，造成了现今发展中国家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为此,经济学家洛伊（Lowi）向国际开发署提出各国要建立的制度前提，即：法律和秩序；一种稳定的货币；财产法和财产权；合同法；支配交换的法律；公共物品的提供；人力资本的提供与控制；分担风险。洛伊列举的制度前提，大多与法律有关。一个国家和地区，只有尊重法律，财产权才能有保障，才能形成一种对人的激励与约束功能对称的制度安排。

　　第二，应提高与对外开放相一致的思维与价值观。实践证明，对外开放与人力资本的素质，包括职工眼界、诚信程度、企业文化等因素有关。新一轮的对外开放，辽宁更要注重引进产品档次高、技术含量高、管理水平高的外资和企业，对此，辽宁人不仅要在“走出去、引进来”上下功夫，更应以积极的姿态，培养和提高自己，使我们具有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思维和说实话、干实事、求实效的工作作风，这样才能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才能在国际大格局中，不断研究新问题、开拓新思路、提出新办法。

　　第三，应弘扬良好的文化传统。文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些年来人们把它看成为“文化力”。事实已证明，缺少文化含量和附加值的对外开放不会形成后发优势，相反会形成“锁入效应”甚至会再衰落下去。制度经济学家视文化为一种公共物品，它的建立、维持与实施，也像其他公共物品一样具有供给过程，需要成本代价，因此它需要公共供给，同时需要公共消费。辽宁省能够创造人人都在为新文化努力并消费它的环境时，辽宁对外开放的后发优势也就体现出来了。

　　第四，应在建立高质量政府方面下功夫。吴敬琏在人们纷纷注重技术和经济增长时，提出了“制度重于技术”的看法。他认为，经济增长包括对外开放不是可以完全脱离现实的虚幻之物，其真正的价值最终要反映在对实体经济和社会福利的促进上。高质量的政府是其中的关键。辽宁对外开放和社会发展面临着许多机遇和利益冲突，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这或许又应回到制度之中。不论怎样，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设计者和建设者，具有其他经济主体无法胜任和无法替代的作用，它本身的制度创新尤为重要。

　　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科斯(R.H.Coase)在其著作《社会成本问题》中讲“每个人不过是一只拴在树上的狗”。他认为，制度就是拴着狗的绳子的长度，正如绳子的长度决定了狗活动的范围一样，制度决定了人的活动在操作层面的选择。在既定的制度下，人的行为选择也总会达到制度允许的边界范围，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按照全球公认的“科斯定理”，我们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辽宁制度创新的程度，决定今后辽宁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辽宁日报)[编辑： 钱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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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别不同情况吸引外资参与国企改组改造

　　于治贤（研究员）

　　国有企业改革是振兴老工业基地的关键之一。振兴老工业基地必须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进行改革，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改变国有企业产权结构，一是要借助民营资本的力量，二是要借助外国资本的力量。

　　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国有企业按照隶属关系可以分为三类：中央直属企业、省属企业和市属企业。按照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可以分为：战略性产业、基础性产业和竞争性产业。从行政管辖权的角度讲，省、市政府可以对管辖内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进行指导，却不能对中央直属企业进行指导。但中央直属企业在辽宁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石化、造船、铁路运输设备制造、军工行业几乎完全是中央直属企业。由于中直企业在老工业基地中居于支柱产业地位，老工业基地振兴无法单靠地方所属企业改革实现。为了加快老工业基地振兴，地方政府有责任主动做工作，建议与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联合建立中央直属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小组，先从推进这些中央企业的辅业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入手，然后推动主业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包括实行中央和地方国有资本混合经营。

　　由于辽宁的国有企业分别属于战略性产业、基础性产业和竞争性产业，因此，在利用外资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根据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地位制定不同的利用外资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方案和政策。必须依据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来确定外资占股的比例。

　　一是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选择战略合作伙伴。经过这些年的改革，目前辽宁的国有企业基本上都是特大型、大型企业，从经营状况看，好坏不一。经营状况比较好的，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动力不足；经营状况差的，虽然急于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但动机不纯，有甩包袱之嫌，难以找到合作伙伴。为了实现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在利用外资进行国有企业改组改造过程中，应当认真吸取中小型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教训，认真选择合资对象。在寻找合资合作伙伴时，应当破除对跨国公司和所谓世界500强企业的迷信。按照跨国公司的定义，凡是在国外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分公司的公司都属于跨国公司，因此，跨国公司也有大中小之分。我们选择的合资合作伙伴应当是那些销售额大、经营状况好的大型跨国公司。国有企业改组改造并不是要消灭企业，而是通过合资、出售使企业恢复生机、恢复竞争力。因此，在吸收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的过程中，应当把同行业的大型跨国公司作为合资合作的首选战略合作伙伴。钢铁业的企业应当在大型钢铁跨国公司中寻找自己的合资合作伙伴，汽车业的企业应当在大型跨国汽车公司中寻找自己的合资伙伴。

　　二是利用外资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贵在创新。在贯彻落实国办发36号文件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用足用好中央给予辽宁的政策，要坚持不断创新。第一，在利用外资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过程中进行企业组织结构的创新。目前一些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公司存在一种行政化的倾向，将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研究开发活动、资本运营活动集于一身，层次多，信息的传递反馈速度慢，决策迟缓，无法对瞬息万变的市场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可以考虑将总公司改组为控股公司，专门进行资产运营，而将下属企业变成独立法人。控股公司的主要职责是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调整高效资产、低效资产，进军新的领域。(辽宁日报)[编辑： 钱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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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在利用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的过程中促使企业内部分工外部化。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许多国有企业是小而全、大而全，许多本应由社会分工完成的任务被企业内部分工替代，这是国有企业竞争力不强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应当利用这次积极鼓励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之机，彻底解决计划经济造成的社会分工企业内部化问题，无论是战略性产业的企业还是基础性产业的企业，都应当把可以用社会分工代替的部分分离出去，用合同关系、契约关系替代原来的企业内部车间或分厂的关系，让它们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

　　第三，在利用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的过程中，建立中央直属企业与地方经济发展长期协调机制。在我省一些市的经济总量中，中央直属企业占相当大的比重，地方经济发展离不开这些中直企业。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建立起中央直属企业与地方经济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特别是一些中央直属企业将下属企业变成车间的做法严重地制约了这些企业与地方经济的协调发展。我们应当利用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的机会，通过公司组织机构和治理结构的改革，谋求同中直企业建立一种相互促进的长期协调发展机制。

　　扩大对外开放与改革政府管理经济的体制

　　胡立华（副研究员）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是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要战略选择。扩大开放在为辽宁带来重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对政府管理经济的体制带来了强烈冲击。只有加快改革现行政府管理经济的体制，建立符合国际经济规则、具有活力和效率的新体制，才能确保辽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早日实现老工业基地振兴。

　　扩大开放，意味着辽宁将从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合作和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意味着辽宁与国际经贸惯例接轨的程度将大大增加。这种情况首当其冲地会使政府工作的许多方面，尤其是政府管理经济的体制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

　　一是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面临挑战。根据国际经贸惯例，政府一方面要促进公平制度的供给，维护公平有效的竞争环境；另一方面政府对经济干预必须适度，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经济行为，尤其是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

　　二是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面临挑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要求政府从对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转向让市场发挥作用，最大限度地运用经济手段，通过市场力量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三是政府经济发展政策面临挑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的基础和模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要求政府将促进经济发展政策的重点由主要给优惠政策，转变到主要提供良好的和规范的制度环境上；要求经济政策执行的手段必须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和惯例，以往行之有效的行政手段已难以奏效。(辽宁日报)[编辑： 钱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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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政府行为面临挑战。多边经济交往要求政府行为必须符合通用国际规则的要求，特别是政府的贸易政策、法规、措施和程序等要统一、公开、透明。

　　五是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面临挑战。对外开放的深入，将使辽宁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联系进一步增强，内外经济联动机制将发生重大改变，国际经济对辽宁的影响将变得复杂且难以预测，经济发展的潜在风险将趋于增加。对此，需要政府提升对经济的调控和管理能力，增强体制的应变性。

　　扩大对外开放对政府管理经济的体制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和挑战，大大增加了其改革的紧迫性。各级政府必须切实提高认识，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加速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进程，尽快实现其在国际经济全球化和国内市场经济发展双重背景下的新定位。

　　一是转变政府职能。要按照市场法则和国际规则的要求，改革政府职能的范围和内容，使其对经济由直接管理、微观控制转变为间接管理、宏观调控；由包罗万象、无所不管的全能型政府转变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服务型政府；由主要倾斜于为国有经济服务的政府，转变成为对各种经济成分一视同仁服务的政府，确保政府真正承担起完善市场机制、维护竞争秩序、弥补市场缺陷、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等职责，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有效功能。

　　二是调整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即由原来单纯的行政控制型管理调整为行政控制和规则服务相结合型管理。包括：减少政府行政垄断和过度干预，最大限度地运用经济手段，采取市场方式，把行政手段的运用限制在必要的管理范围内，并尽可能把必要的行政手段上升到法律法规的形式；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发挥中介组织的协调、规范作用，将不属于政府管的事情全部交给社会中介机构和市场去做；系统清理并大幅度减少政府行政性审批，牢固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减少政府公文和红头文件，依靠法律规范来监管市场、企业与个人的经济行为。

　　三是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政府效率。要全面清理现行的法规和政策，对违背国际规则或与加入WTO所做承诺不相符的，应进行修改和完善，以增强法规和政策的统一性；加大对政府行为的执法力度，规范行政权力，依法行政，从根本上避免政府行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实行政务公开，增加政府职能机关工作的透明度；运用科学方法改善政府决策程序，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和行政效率；清理各类行政考核指标，建立健全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

　　四是提高政府对外经的管理水平。政府经济管理的重点应由原来主要是对内调整为对内与对外兼顾，增强政府对外经济职能。一要强化服务，创造公平和可预见的制度环境，确保各类企业在外经贸活动中的自主权和平等地位，进一步提高贸易和投资的自由、便利程度。二要增加机构和人员承担对外经贸信息的收集、分析、判断和决策等工作，加强对外经事务的研究和处理，提高对外经的管理能力。三要增强经济运行风险的预警能力，建立健全风险防范机制。

　　五是改革政府机构设置。要根据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定位，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进一步改革带有计划经济痕迹的政府管理机构，减少层级、压缩部门、精简人员，打造一个快捷反映市场经济需要的精干、高效、廉洁的政府。(辽宁日报)[编辑： 钱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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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大对外开放与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

　　史春阳（助理研究员）

　　辽宁的地缘优势和资源优势得天独厚，拥有2900多公里海岸线，处于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蒙古国相望，南邻朝鲜、韩国和日本，西与我国环渤海地区相连。在目前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出结构大调整、产业大转移、全球大采购和国际大合作的趋势下，这些资源和地缘优势有利于辽宁成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基地。

　　对东北亚的开放是辽宁省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地区在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中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2004年，辽宁对东北亚地区贸易总额为152亿美元，在对各大洲贸易中居首位，占全省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44%。外商对辽宁实际直接投资中，东北亚地区达19.1亿美元，占全省的35.3%。日本和韩国是辽宁对外经贸活动中最重要的国家，2004年我省与两国贸易额占全省的40.3%，当年来自两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省外贸总额的35.3%，是东北亚地区外资来源最主要的两个国家。俄罗斯是与辽宁相邻的大国，但双边贸易额偏小，2004年辽宁对俄罗斯贸易进出口总额为5.3亿美元，仅占全省当年对外贸易总额的1.5%，俄罗斯对辽宁经贸活动尚处于发展中。朝鲜在经济改革前与辽宁贸易一直处于比较稳定状态，其贸易总额大体在2亿美元上下；2000年朝鲜实施改革后，辽宁对朝贸易呈现大幅度增长，2004年辽宁对朝贸易额达到7.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26%，辽宁是我国对朝贸易的主要通道和重要基地。辽宁同日本、韩国、朝鲜、俄罗斯等周边国家进行经济合作主要具有以下几点优势：一是在东北亚发展的“雁行”阶梯产业结构中处于承上启下位势。东北亚区域内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是明显的阶梯型产业结构，具备较好的互补性。辽宁处于东北亚地区产业链条和经济合作的中间环节，不仅处于日本和韩国连接大陆的重要口岸位置，而且保持着产业的上下游垂直分工关系，同时又是俄罗斯和朝鲜连接日、韩的重要枢纽，与俄、朝保持着密切的水平型与垂直型混合的经贸关系。辽宁的这种发展位势将为辽宁经济扩大对外开放打开巨大的市场空间，使辽宁成为新世纪国际产业结构转移的重点。2000-2003年辽宁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快速增长，年均增长30%，2004年辽宁外商实际直接投资增长更高达91.5%，便证明了这一点。目前，日韩在抢占中国市场方面进行着激烈的竞争，这使双方都加大了对华投资特别是对辽宁的投资力度，这对于辽宁来讲，无疑是巨大的发展机遇。二是资源互补优势。东北亚各国、各地区自然资源分布的互补性也为实现该地区的经济合作提供了现实基础，辽宁产业以资源加工为主，石油等资源的后续供给能力匮乏，日、韩基本没有石油等资源自给能力，而俄、蒙、朝具有石油、铁矿等资源优势，通过辽宁的资源加工把三方在资源上的供、产、销连接起来，可能形成一种各方共赢的地域产业联系。特别是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丰富，合作开发这一地区资源一直是两国经贸合作的重点，目前两国就利用铁路增加对中国原油的出口以及修输油支线到东北地区的大庆等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达成一些意向，这为辽宁石

　　在国家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战略中，辽宁的振兴具有一定的优势和难得的机遇，但光靠自身的努力和国家政策是远远不够的，辽宁还必须走向世界，抓住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日韩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充分利用辽宁地处东北亚地区中心优势、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努力把辽宁建设成为东北亚地区的物流中心，贸易、金融中心，世界级的装备制造业中心和信息产品制造中心。(辽宁日报)[编辑： 钱文胜]

　　7（来源：东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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