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暴力

　　现代民族国家所建立起来的集权政府及大众的民族主义情感，一方面诱发了新的冲突与战争，但同时也使一些冲突与战争成为了不可能。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人们在思考现代世界的暴力根源时，“民族主义”这四个字，再次引来不少关注。有人认为，民族主义是建立在身份认同的基础上，喜欢划出“他”“我”之别，具有排他性，这容易引发人群间的相互厌恶甚至

憎恨，导致冲突与战争。

　　对民族主义与暴力关系的这种看法，有嫌表面化。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性的重要方面，的确参与实施了哲学家鲍曼所说的基于理性原则的大屠杀事件，但二战期间诸多屠杀事件之所以发生，也在于借以实施屠杀的现代物质技术工具的“长足进步”。

　　这些现代杀人利器，即使不是凭借“民族主义”这一思想武器，而是其他的一些东西，照样会产生大屠杀的结果。

　　撇开杀人技术的现代化这一因素，民族主义的暴力性，其实要比以往世代那些产生冲突与战争的因素，已经减少许多。对于整个人类史来说，战争乃是一种常态，正如二战英雄丘吉尔所说，“世界上除了短暂的间歇，从来没有和平”，而以往催生战争的那些因素，并不是现代性的“民族主义”。欧洲为什么有过“黑暗的中世纪”，也就在于处于分散状态的欧洲世界，曾经经常性混战不已，以至不时生灵涂炭。

　　在近代世界进入“民族创建”时代后，这一状态事实上已有所改观。现代民族国家的集权性，在一定范围内减少了以往因诸侯林立而产生的繁多冲突。在欧洲，民族国家产生的过程，也是一步步结束邦国分治、而日益走向空间融合的过程，在权力不再分散之时，集体性权力主体也在减少，这些权力主体间的战争因此也在减少。

　　现代民族国家所建立起来的集权政府及大众的民族主义情感，一方面诱发了新的冲突与战争，但同时也使一些冲突与战争成为了不可能。最近看到某著名学者访问印度的一篇笔记，里面的一点论述，颇有意味。印度全国语言、宗教和种族庞多，全国不统一，各个邦和教派之间因此经常发生剧烈的流血冲突。这位学者故生感慨：“看看印度我不得不感谢秦始皇。虽然他所建立的皇权制度妨碍了中国的发展，但是他统一了文字和语言，使得内部交流、人员往来容易得多，互相了解深刻得多，避免了许多矛盾和冲突。”这种超越抽象道德原则的思考，有助于我们合理把握什么才是现代民族主义。

　　对民族主义与暴力关系的误解，因此如上所说，是忽视了两点：其一，是政治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包容性。即建立在公民权利观念基础上的民族认同，可以部分超越具体语言、血缘与文化的限制，利于不同人群以相同的利益目标而组合在一起，从而避免相互对立。其二，人类天性上就有识别你我的强烈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发生冲突与战争，民族主义不过是这种排他性的新形式。

　　笔者无意美化民族主义。需要承认的是，以民主、民族原则建立起来的现代世界，在其组织化的程度上，远远要高于古代世界。就这一点来说，正如鲍曼在其《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所揭示的那样，现代世界的杀人效率提高了。这是民族主义与暴力关系的另一层面。

　　也因此，在反思以往战争的时刻，一味批评民族主义、指责其要为过往罪恶负责，并没有多大意义。对于今天的人类世界来说，值得关注的问题乃是：在民族主义拥有了合法性之后，如何使它超越自身设定的范畴里，在此基础上生长出超越民族国家的群体生活想象。

　　在这方面，民族主义应该认为也有其自身思想传统。英国哲学家穆勒指出的“民族”乃是“世界大同”的中间站，李大钊所说的先有各弱小民族的独立、然后在此基础上实现各民族联合的“联治主义”理想，都为民族主义思想的运行，提供了方向指南。而在实践形态上，民族国家对以往邦国的超越，也为人们思考走出人类的暴力机制，提供了制度框架。

　　作者：程亚文 北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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