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时评
滕朝阳
到宁夏打工的甘肃农民工王斌余，数次讨要工钱未果。在等待劳动部门调解的过程中，又被驱逐出工地；因身上没钱，无处栖身，便和弟弟去找包工头要点生活费。没想到，
生活费没讨到，反受对方一顿辱骂(比如说他“像条狗”)和一顿殴打(挨打的还有他弟弟)。愤怒之下，他连杀4人，重伤1人。而王斌余自己，也因此成为一名死囚(详见本版报道)。
上面几行文字，只能简单勾勒王斌余杀人事件的特点经过。也许，王斌余杀了几个人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杀人前的心态，以及造成此种心态的根源。个别事件(比如遭受一次辱骂)对某个严重后果，只能发生偶然性或者导火索作用；而一系列同类事件的累积(比如总是遭受辱骂)，则很可能构成一种心态(比如受侮辱、受欺凌)，从而对某个严重后果发生必然性或支配性作用。当王斌余杀人之时，我猜想，他的内心再也盛不下欺侮，再也盛不下愤怒，他只能用极端的方式使自己摆脱欺侮与愤怒。而他的激愤杀人，与他和弟弟背井离乡艰辛打工却落到如此田地有关，更与他在打工生涯中长期备受欺凌与侮辱的境遇有关。
我的意思是说，王斌余杀人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当然，所谓偶然性与必然性，在王斌余之外，也很可能只是一种或然性。或许，有的农民工“运气”就比王斌余好，所以，后者身上体现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在前者身上都不会发生。但遗憾的是，王斌余打工生涯经历的一系列悲惨遭遇，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这种普遍性存在的反证，则既有如王斌余杀人这样极端的个人事件，也有别的、同样极端的个人事件(如以跳楼的形式来讨工钱)，还有联合起来集体维权的群体性事件。因此，王斌余“这一个”的存在，在本质上乃是农民工“这一类”的体现。
我不赞成用王斌余身上的“个性”，来遮蔽广大农民工“个性”之外客观存在的“共性”；同样，我也不赞成用王斌余遭遇的“特殊性”，来遮蔽农民工遭遇的“一般性”。王斌余除了杀人，并无任何过错，因此，他的杀人，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在这个意义上，王斌余与某个包工头的冲突，乃是劳资双方冲突的一般表现形式；王斌余与某个包工头冲突的严重后果，乃是正式制度安排干预冲突失灵的一般表现形式。
我不敢说，王斌余的身后，还站着多少与他一样的、潜在的“死囚”，这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然而，可虑的是，面对那些人格尊严备受轻蔑、合法权益备受漠视、生存权利备受威胁的农民工，我们将如何平息他们心中成为“囚犯”的可能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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