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田职工为能重新上岗 近70对夫妇办离婚手续(3)

　　当婚姻成为筹码

　　从来没有一次采访让我觉得这么艰难。在经过种种努力成功找到当事人之后，我的心情依旧无法轻松。

　　采访李芳的时候，她一直在哭。这个刚过三十岁的下岗女工从2000年买断工龄后一直

没有工作。孩子还没上小学，未来的花费是个未知，28岁就买断的她也没拿多少钱。至于再就业，只能用艰难来形容：单位驻地在一个小县城，就业岗位极少，而且之前在油田当保洁员的她没有任何技术。

　　惟一的指望就是能在油田系统重新找个工作，这也是年轻的她宁愿拿婚姻去作筹码的原因。遗憾的是，这次赌博似乎没有起到作用，更糟糕的是她现在反而处在一个更危险的境地中：如果同样年轻的丈夫变心，把假

　　与李芳相同，张玉芬也面临着没有技术和单位驻地就业机会少的问题。不同的是，她的女儿马上就要上高中，之后是大学，即将到来的“巨大”花费和家庭可能的预期收入严重不成正比。至于那笔买断费，还要留着交自己将近十年的养老和医疗保险。

　　知道了上述情况，或许就能明白为什么“神圣的婚姻在423块钱面前不堪一击”的原因：对她们来说，一个上岗的机会不仅仅是缓解了家庭经济的窘困，更重要的是带给一种心理上的希望。“哪怕一个月100块钱都好，”张玉芬说，“对于我们来说，攒钱就是从一块一块的，攒到一百一百的，再到一千，攒到一万就是孩子将来上大学一年的学杂费。”

　　事实上，张玉芬们代表的是一个“无奈”的群体：这些买断了工龄的人大多是妇女，年龄基本上在30到50之间。她们一般是技校或者职高毕业，在石油系统干着相对边缘的工作，依靠过去的照顾性政策生存，除此之外再无任何技能。当国企改革启动，要减员增效时，她们也第一批被理所当然的被要求下岗。

　　应该说，这批吃惯了“体制饭”的下岗

　　职工从技能到心理都没有作好再就业的准备。相当一部分买断女工从此找不到工作，就这样待业了5年。对她们来说，这次离婚上岗的机会无疑是个重返“体制内生活”的契机。这也可以解释当希望破灭时这些买断女工为何反应如此强烈：8月29日，一些买断女工聚集在华北石油管理局门口“讨说法”；而她们所在的小区也被严格限制出入，包括记者在内。

　　也许，按照严格的市场逻辑，她们确实是一批应该“精简”的人。对于整个国企改革来说，一部分人做出牺牲再所难免——从更宏大的层面看，一个国家的命运，总比个体的呢喃要重要。

　　作为一个记者，客观冷静应该是基本的职业操守，我也力图保持这种操守，不被那些事实之外的因素所困扰。只是，让我气馁的是，我实在没有办法在她们痛哭的时候，仍然冷静地硬起心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