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生难跨大学高收费门槛 社会资助遇尴尬(2)

　　贫困生资助遭遇四大尴尬

　　《2005新长城-寻访总结报告》的调查结果显示，92.7%的特困生在希望获得的帮助形式中第一选择是“直接经济资助”，特困生的第二选择最多的是“勤工俭学机会”，比例为40.7%，第三选择最高的是“助学贷款”，比例为37.3%。

　　显然，社会所能提供的救助无法让特困生满意。根据记者观察，社会的经济资助至少遭遇着四大尴尬：

　　尴尬一：僧多粥少。无论社会怎样努力，与我国存在几百万贫困生的巨大需求相比，这种以爱心为前提的救助能力非常有限。比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已经确定了500个资助对象，但是还有1000多个等待网上结对。2005“芙蓉学子——与希望同行”助学公益活动已收到10000多份申请书，到8月中旬，却只能确定了1600多名获赠学子。对全国几百万贫困生来说，几百个几千个甚至是上万个名额所能解决的比例仍然少得可怜，就象一个贫困生所说，“得到资助比买彩票中彩还难。”

　　尴尬二：杯水车薪。根据新长城调查报告，今年新生开学，需要交纳的学费、住宿费、交通费、杂费合计平均为7111.9元。这还不包含生活费。而考察全国各地的资助活动，一般金额都在2000到3000元，能得到4000、5000元的就是头等大奖了。即使是这样，这笔钱也不足够填满学费的窟窿。所以，得到资助的学生还必须利用绿色通道、助学贷款、勤工俭学等每一个助学办法，才能比较顺利地完成大学学业。

　　尴尬三：嫌差爱优。不管是湖北青少年基金会的“金利来”资助活动，还是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我要上大学”活动，都不约而同列出了“被重点大学录取”的受助条件。对于社会资助来说，那些普通院校已经成为被遗忘的角落。非重点大学学生的失学危机明显要大得多。湖北省通山县女生郑传禧今年高考分数为406分，可以被湖北教育学院三本专业录取。虽然她自己非常想上大学，但是家人都觉得这个学校不好，而且弟弟今年考上高中，家里不可能让她复读。所以当她得知这个学校每年学杂费用近万元的时候，就主动放弃了被录取的机会。8月下旬，她已经随亲戚到南京打工。

　　尴尬四：各自为政。据记者了解，目前，就确定救助对象来说，慈善总会由基层民政部门上报名单，市总工会由各级工会组织上报名单，而团市委则依靠各级团组织提供名单，容易产生重复救助现象，各个部门的救助标准和救助金额也不尽相同。采访中，有关人士告诉记者，政府捐资助学作为一种有组织的社会行为，应该有统一的救助标准和救助金额，统一收集贫困大学生名单，然后统一发放助学款。

　　还有多少人在大学门外徘徊

　　记者发现，不了解国家助学政策，是贫困新生放弃大学的重要原因。

　　《2005新长城-寻访总结报告》的结果显示，四分之一家长表示费用凑不齐可能会让孩子放弃读大学。而了解高校资助政策的学生只有14.2%，完全不了解的比例是7.1%。他们的父母对此了解更少，完全不知道的人达三分之一。为此，该报告建议，有关部门应加大宣传力度，避免特困生因其不了解国家资助政策而放弃读大学。

　　其实，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今年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印制了400多万册《国家助学贷款指南》，要求各高校邮寄通知书时随上该宣传册。但是家住黑龙江同江市、已被哈尔滨师范大学录取的的杨晶称她没有收到这本小红册，也不知道什么是“绿色通道”。哈师大的开学日期是9月15日，而且学校要求提前三天将学费存入

　　对话“新长城”：

　　资助贫困生NGO大有作为 公益时报：“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自强项目”自成立以来，筹款总额有多少？共资助了多少大学生？

　　陈洪涛：从2002年到现在，3年以来筹集到协议资金5000万，实际到账3000万。共资助贫困生1.5万人次。每人的资助金额是2000元，基金会扣除8%行政管理费后，实际发放到他们手里的是1840元。今年计划资助1万名学生，其中新生5000名左右。但是新生的资助款一个也没有发放，要等到开学后再发放。

　　公益时报：资助对象来源是哪里？高考特困生寻访到的人都在资助之列吗？

　　陈洪涛：新长城项目的资助对象是全日制本科生。主要来源有三个：首先是高校推荐，占80%。目前已经有167个签约高校。其次是贫困县教育部门推荐，一般是高考特困生。新长城项目部每年都做高考生经济状况调查。然后是志愿者寻访，这是今年才开始的活动，才200多人。后两个渠道也要经过高校班级-院系-学工处三级，主要是确定他们报到注册，因为我们的签约高校很大一部分是农业师范民族类院校，少数人可能会选择复读或退学。另外也要知道他们是否得到其他资助，如果这个学生得到了5000元以上的其他资助，我们就会把这个机会给其他人。

　　公益时报：高考特困生寻访活动的成本如何？取得了什么样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陈洪涛：直接投入10万多。包括宣传、会议、劳务、条幅等。寻访志愿者自己承担差旅费，每人1000-1500元左右。活动期间到账100多万，其中神龙公司资助30万，10万是活动费用，20万资助学生。社会效益就不好衡量了，在总结大会上，很多志愿者都认为自己接受了一次教育。

　　公益时报：中国扶贫基金会在这场助学行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陈洪涛：应该有四个角色。第一，是倡导者。我们的资助范围可能有限，但是我们把关注贫困大学生的声音喊出来了，这就能动员起社会力量一起来做这个事情。第二是行动者。我们前期做了完整的项目设计，包括劝募流程、后续成才支持和全面的宣传计划。我们通过3年时间的行动确实帮助了一批贫困生。第三，服务者。这是NGO发挥的很大作用。社会并不缺乏爱心，主要是缺乏献爱心的环境和机制。像我们的高考特困生寻访活动，就帮助人们实现了爱心，同时当然也帮助学生摆脱困境。第四个角色，就是政策推动者。NGO是一个民间组织，自身经济实力有限，其资助群体与国家政策惠及人群比，相当小。但是我们的声音大，能通过一系列活动引起社会注意和政府关注。比如教育部的资助体系里原来只有奖学金，没有生活补助这一项，但是现在也在推行助学金政策，每年1500元分10个月发放。我个人认为，在探索贫困大学生救助的过程中，NGO其实就是一个试验田，不断摸索一些好的救助方式，让国家便于制定完整完善的救助政策。

　　公益时报：我国NGO在助学行动中存在哪些困难和问题？

　　陈洪涛：困难就是NGO的力度、规模都比较小。你看全国在助学的单位组织包括政府部门、媒体等起码有成百上千家，但都各自为政，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力量。我们应该整合资源，形成规模效应。

　　公益时报：在你个人看来，贫困大学生问题今后该如何解决？

　　陈洪涛：贫困生上不起大学，不仅是一个救助行动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涉及到家庭贫困和国家政策等一些宏观的东西。我的观点是：第一，要加大高等教育的投入。我们国家的教育投资所占GDP比例很小，应该有所提高。第二，反思现在的收费制度。不到10年，我国大学学费就从每年几百元飙升到五千甚至上万元，学费猛涨约20倍，而1994年至今，GDP却增长不到4倍。这个比例是让人难以承受的。第三，配套的政策要跟上。国家助学贷款1999年开始实施，效果还可以。但是有些地方不好。其实我认为，首先要有一个好的产品设计。还贷周期短，家庭负担重，压力当然大。对一个毕业生来说，刚开始的四年六年刚好是事业起步。房子车子可以那么多年来还，助学贷款为什么必须在四年六年之内还清？不是人们太不诚信，而是还款周期太短。然后是商业银行承办此事，应该由政策性银行承担。第四，现在社会有个倾向很不好，就是资助对象倾向于清华、北大这些名校和重点高校的学生。他们的资源本来就比一般学校多，这样会导致资源不平衡。所以新长城项目更多关注西部、农林师范民族学校。最后，贫困生问题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问题，很多人的心理也需要关爱，我们要全方面关注他们的发展和成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