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村家庭挣扎于大都市边缘的30年黑户人生(2)

　　票证年代

　　没粮票只能吃野菜

　　吃完野菜后不久，李殿洲的女儿李贵秋的身体就有了反应，全身浮肿，眼睛肿得眯成一条缝，脸色发紫。邻居王守民得知后，立刻背着李贵秋去了铁路职工医院医治。李贵秋那

时刚刚六七岁，这次野菜中毒让她吃了些苦头，好几天吃不下饭，行走时因看不清路而跌倒，一直到半个多月后才康复。

　　那时中国还是票证年代，购粮要粮票，买布要布票，此外还有肉票、煤票、油票，甚至买干豆腐时都需要豆制品票。在被注销户口之前，李殿洲一家就没有了口粮和各种票证。他们失去了生活来源。他家的几个孩子经常到村外的空地上挖野菜吃。“就连灰菜都吃。灰菜一般是喂猪的。”邻居王守民的妻子李春芝说，“我们也只在三年灾害期间吃过灰菜。除非特别没吃的了，否则不会吃灰菜”。

　　李殿勤和邻居会给他家以帮助。李殿勤有时偷着给李殿洲家送些玉米面。她家的粮食也不够吃，常常喝粥。她二儿子那时有十六七岁，在铁路装卸站从事重体力劳动，经常吃不饱，知道母亲给李殿洲家送粮食后非常生气。李殿勤说，二儿子为此越来越焦躁，日积月累，患上精神疾病，一发作即破口大骂。

　　李殿勤和邻居也不富裕，他们的接济无法满足李殿洲家的需要，孩子们就去附近的饭店捡食客人们吃剩下的饭。这是被人瞧不起的。那时饭店均为国营，他们捡饭时常被服务人员撵。李春芝还记得，有一次，李殿洲的长子李贵锋被饭店拒之门外，还挨了打。

　　在李殿勤和邻居的记忆中，这几个孩子都饿得皮包骨，没有力气，有时要扶着墙走路。李殿洲夫妇也苍老了很多。因为饥饿，李殿洲得了严重的胃病，经常痛得叫出声来，走路时拄着木棍，30多岁的人看上去像个老头一样。

　　1979年8月2日，除了长子留在双城读书外，李殿洲一家第一次来到北京。除了户口问题，他的妻子李秀珍也申诉自己的工作问题。李秀珍原为双城县兰棱畜牧厂工人，后被辞退到农村，她认为自己受到了打击报复。关于工作的申诉在60年代就断断续续进行了，“文革”结束后的平反冤假错案运动，让李秀珍心中有了一种坚定的希望。李殿洲也一直以为，只要妻子的工作得以恢复，全家人的安置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1979年9月26日，李殿洲一家回到黑龙江。1980年春，第二次进京，1982年春，再次返黑。1982年秋，第三次进京，从此流落于斯。

　　流浪生涯

　　“盲流”最怕“整顿市容”

　　走了足够长的路，李秀珍和他的丈夫李殿洲回到住处。李秀珍的脸色苍白，流着汗，走路有些踉跄。女儿李贵秋察觉到有些不对劲，上前询问，她的母亲在说完“我两天没吃饭了”之后，就哭出声来。李贵秋立刻拿着她的饭盒——那是一个经过清洗的大油漆桶，向外跑去。

　　那一段时间，正赶上北京阶段性的市容整顿。虽然年纪小，但“影响市容”的说法还是深深印在李贵秋的脑海里。习惯于在附近饭店捡饭的她们，为了防止被收容，也很少在外活动了。饥饿由此产生。

　　李贵秋来到北京站旁边的一个饭店里。不到十分钟，就捡满一大桶饭菜。在回去的路上，警察逮住了她。在附近的派出所登记之后，傍晚时分她被拉到功德林遣送站。

　　功德林遣送站位于北京德胜门外，是那个时代的符号性场所，专门用来收容外来流动人口——当时叫“盲流”。按照规定，被收容的流动人口要被遣送回原籍。李贵秋一家是个例外，因为她们没有户籍。孩子如果彻夜未归，李殿洲夫妇就知道他们被收容了，就去商业部信访处开个介绍信，前往功德林遣送站把她接回来。

　　李殿洲的孩子几乎都有被收容的经历，包括他最小的女儿李贵娟。李贵秋说，在李贵娟三四岁的时候，有一次不听话独自走到附近的饭店里要饭，刚刚拿到一根油条吃，就被警察带走了。“有人告诉我，有个小不点，(长得)黑着呢，被警察带走了。”李贵秋赶快跑去告诉妈妈。在李贵娟送到遣送站之前，她的妈妈就在永定门派出所把她接了回来，并且狠狠地打了她一顿。

　　刚来京的时候，他们一家住在永定门护城河附近。“鞋就是枕头。”李殿洲说，没有行李，开始时全家露宿街头，或住在水泥管子里。再后来，他们就捡塑料布搭个小棚，铺上捡来的草垫子、塑料布和别人给的旧衣服、毯子等物，住在里面。那时永定门护城河附近有很多这样的塑料帐篷，构成外来流动人口的驻京群落。

　　住在帐篷里最怕的是下雨。“一下雨里面全湿了，有时半夜被淋醒，我们就躲到附近的门楼里。”李殿洲的二儿子李贵仁说。他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接连下了几天雨，三弟又赶上那时感冒，全家人非常狼狈。

　　李贵仁记得:“有一天晚上，来了100多名警察，那些帐篷就被烧了。”流动人口大多都被遣送回原籍。李贵仁一家没有户籍，所以经过审查之后，每次还能继续在北京街头流浪。

　　拾荒岁月

　　孩子捡垃圾落下残疾

　　那个破碎的啤酒瓶隐藏在草丛中，穿着一双破烂凉鞋的李贵才一脚踩下去，几乎整个脚心都被玻璃横切进去。鲜血直流。

　　李贵才是李殿洲的三儿子。在饭店讨饭之外，他也和兄妹一起到永定门附近的垃圾堆捡垃圾换钱，那时纸盖每斤2分钱，碎玻璃渣每斤5分钱。李贵才的大妹李贵秋还记得，他的脚被缝了好几针，并留下了很大一块疤痕。

　　相比起来，李贵才的二哥李贵仁所受的伤要更严重。1980年9月6日下午4时许，15岁的李贵仁在右安门外二条废品收购站门前捡废品时，一位李姓司机开动了130汽车，右前轮将他的右腿轧伤。经

　　1982年秋末，李贵仁的腿浮肿，听说北京双桥附近有个老太太会治腿病，一家人就搬到这附近居住。他们开始租了间房，每月7元，房东看他们可怜，前两个月没收钱。

　　几个孩子手里拿个小棍，棍头上绑个铁丝钩，继续到附近的一个大垃圾堆拨拉破铜烂铁、砖头、塑料和纸壳，捡了去卖。在那个垃圾堆被挖坑填埋之后，几个孩子开始捡车票。

　　李秀珍给孩子每人每天1元的生活费，几个孩子每天沿着不同的公交路线，走上一个来回，在各个站点将人们扔弃的车票拾起来，然后卖给来京出差需要报销车票的人。那时的车票是每张5分钱，100元的车票最低能卖5元，碰上运气好，可以卖到十几元。

　　大女儿李贵秋每天领着妹妹李贵娟，早出晚归一起捡票。到了公交站点，她们就在地上搜寻车票，有时还要到车上捡。作为对允许上车捡票的一个回报，李贵秋要经常帮助售票员打扫车上卫生，擦玻璃。一天一个来回下来，要走四五十里路。每天她俩会捡几十元到二三百元不等的车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