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游学北大的边缘人：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主笔 杨子云

　　采访 本刊记者 杨子云 李雨思 胡媛

　　冒牌博士刘志刚被判刑、“芙蓉姐姐”现象喧嚣一阵，使像他们一样的北京大学“游学生”(或边缘人)群体再度浮出水面。其实，从过去的“旁听生”、“偷听生”到今天的“

边缘人”、“游学生”，一直都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北大校园里学习和生活。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们的情况也在变化之中。

　　他们是谁？为什么游学？为什么选择北大，而不是一墙之隔的清华，或者别的学校？徜徉在北大边缘，他们的成败得失怎样评说？泪水与欢笑如何挥洒？

　　本刊记者走进这个特殊的群落，听他们讲述了一个个游学故事；也走进北大人中间，听他们评说自己身边的“边缘人”。

　　游学北大：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无论你何时经过著名的北大三角地，都能看到大量的学生床位出租转让广告和北大周边的房屋出租求租信息，这些信息往往在每年春秋的学期之初剧烈增加。对应着这些信息，有一个庞大驳杂的北大“游学生”群体。

　　2001年 3月 22日，旁听生柳哲在北大首先提出“北大边缘人”之称谓，之后打算把一批北大游学生的故事结集成书，书未按时出版，中文系著名教授陈平原所撰写的《北大边缘人》序则广为流传：

　　不管是老北大，还是新北大，这种自由听课，都只是习惯使然，而不是校方有意倡导。相反，从加强教学管理的角度，如此“自由散漫”的课堂，是不可取的。至于为何屡禁不止，只能理解为传统力量的强大。当初老北大之所以默许“偷听生”存在，一是学校管理不严；二是实行选课制度，教师不可能认识课堂上的所有学生；三是每门课选修的学生不多，教师乐得睁一眼闭一眼，多收几个热心向学者；四是基于孔夫子“有教无类”的观念，潜意识里相信，人类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最后一点尤为重要，但又不宜公开提倡，否则，现实中的大学(古今中外)，根本无法经营管理。

　　从过去的“旁听生”、“偷听生”到今天的“边缘人”、“游学生”，一直都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北大校园里学习和生活。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人的听课选择有了相应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文学热”时，来北大听课的学生多数都选择人文专业的课程。二十年后的今天，则变成了法学和经济管理类专业大热。与往日的课堂“先来的有座位，后来的靠边站”不同，北大法学院教授陈瑞华不得不规定要把前五排的座位留给选修本课的学生，而光华管理学院的工作人员则告诉记者，因为某段时间旁听生数量太多影响到正常的教学秩序，学院不得不在那段时间内严格执行听课证制度。

　　变化的不仅仅是专业方向上的选择。据记者在北大周边的调查了解，发现绝大多数租房者都在准备考研或者考MBA，可以说他们今天的“旁听”是为了获得正式进入北大的通行证，这与多年前“旁听生”单纯为了获取知识而来有了很大的不同。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除了获取学识和学历以外，促使一个人加入“北大游学生”行列还有很多其他原因。我们采访的 “北大游学生”刘晓光说，北大就像一个精神避难地，她要做的爱心事业，只有在北大才能获得一个良好的平台；作家王少农说让他走进北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这里更容易生存下去”；而著名图书策划人陈子寒则反对过分渲染或者神化“北大游学”经历的行为，他说，北大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她就像一个磁场，你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不由自主就会被她吸引，我们很多人的北漂故事，都与北大这样一个“巨大的存在”发生着或紧或密的关联。

　　这个“巨大的磁场”为什么是北大，而不是一墙之隔的清华，或者别的学校？王少农说除了北大一直以来秉承的传统以外，最吸引他们这些人的其实是北大的“平民”精神。在从小生长于农村的王少农看来：清华是“工业”的，具有大工业社会严谨、机械的特性；而北大是“农民的、平民的”，像土地一样让人感到温暖、放松。

　　这个选题的开端，源自2005年8月上半月记者采访北大假博士刘志刚一案时和一些北大朋友的交谈。原以为这会是一个和教育制度密切相关的话题，但是，在近20天的深入采访之后，采访的主题悄悄地发生了转移：与其说这是一个个教育故事，不如说是一群人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共同追求：中学教师刘晓光的北大故事，基本上是一个心灵故事；身家过亿的温邦彦来到北大，他要圆的是早年被耽误的“物理学家”梦想；而柳哲则早已把这个地方与他的人生事业紧密捆绑在一起……还有诸多人的游学故事，他们都令我想起杰克·克鲁亚克在《达摩流浪者》一书中对永远“在路上”的人们的一句描绘：“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故事一 王少农：一进北大，梦就醒了

　　生于1975年，四川泸县人。1997年来到北大，1999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竹林七贤》后离开。作家，或可说成“畅销书”作家。出版有《东晋风流》、《老子处世真经》、《孔子做人绝学》、《三国谋事变术》、《庄子改变一生的心态》、《孟子敢于选择自己》、《禅的哲理》等书。

　　王少农的老家在四川泸州，那是个以李白和酒闻名的地方，他的外公研究《红楼梦》，这样的家庭算得上一个书香世家。自幼听多了李白的传奇，读多了李白狂放的诗歌，少年的王少农不由得便做起了不同寻常的少年梦。他渴望像李白那样执酒仗剑行遍大江南北，四处流浪。为思慕古人，仿效先贤，高中还没毕业，便给自己理好了一个庞大的游学计划：沿着长江而上直追源头，然后再漫游祖国各地。

　　“现在想起来，应当有很多理由，但是当时确实没想那么多，就是小青年单纯的理想主义，一种渴望自由的冲动，想做什么就去做了。”高中的第二学期，他揣着学费，开始了第一次游学流浪。尚未走出四川，败北而归。之后他一边在父亲开办的厂子里做学徒，一边自学古典文学。几年后，父亲要到青海办厂，他随父亲到了青海，就这样，青海师范大学成了他游学的第一站。他在青海师大听历史和哲学课程，他的聪明好学和偶尔的故作狂放姿态，引起了师大老师的注意和学生的追捧。

　　1997年春天，在青海师大待了三年的王少农决定离开，只身来到北大。“我想北大这地方文人会集，自己的机会应该比较多。刚进北大的时候，想做学问，想写作，还想发财，想了很多很多的不平凡。但后来日子就是平凡的。”

　　他永远记得进入北大的第一天，他在未名湖边足足欣赏半天美景，直到太阳落山，就挪进树林，找了一把长椅，以箱为枕，一觉睡到了天亮，就好像是回到了家。第二天早上，他在湖边略一洗漱，一路打听34楼找到一个以前在青海认识的朋友。那位朋友告诉他想在北大听课很容易，只需要去一教、四教或办公室去抄课表照表上课就可以了。抄好课表，就去找房子。由于北大附近的房子都太贵，他以100元一个月的租金租住在上地一带。从此，开始了在北大的游学生活，每天早上凌晨即起，步行10里到北大，旁听中文系和哲学系的课程。

　　“北大给我最大的教益是一个‘情’字。北大师生都是性情中人，可称‘性情北大’；其次便是‘学’，当然在文学与学术上，高于北大师生的大有人在，但这丝毫不会减弱北大的崇高地位。北大之‘大’，在于藏山纳海，包容乾坤。”王少农说得字斟句酌。在青海，像王少农这样游学的人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在某种程度上讲，在青海他虽然有很多朋友却是孤单的；而踏入北大，这里有很多因为文化而聚集起来的人，那种感觉就像是失群的羊羔终于找到羊群。

　　在北大的三角地带，他很快认识很多朋友，如著名诗人俞心焦与熊晋仁等。也和季羡林、钱理群、王博等师长建立了良好感情。他在一个有关鲁迅的座谈会上认识钱理群老师，以后就常去听钱老师的课。有一次王少农实在没钱吃饭了就找钱老师借钱，钱老师似乎毫不考虑就答应了，还说了好些鼓励的话。

　　在北大，王少农逐渐过得如鱼得水，他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温习，为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础。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后来常常称自己是北大的“偷艺者”和“侵略者”。即使如此，王少农也丝毫不愿粉饰自己的“游学”生活，他说，如果要解释他在北大一呆两年的原因，在“求知”和“混饭吃”中，他宁愿选择后者。

　　王少农笑言，很长一段时间他每天就在北大的食堂里喝免费的稀饭。“这很像古代寄居寺庙的士子。当然你喝这免费的稀饭也是有学问的，先去的话就会比较稀，晚点去就比较稠，但是去太晚了就没了，所以能刚刚赶上的是很幸运。”

　　因为没有经济来源，王少农的生活一度非常艰苦，甚至连100元房租都交不起了。他做过搬运工，在西直门的东方搬家公司做了一个月苦力。最后，是北大的那些朋友帮助他度过了窘境，供他吃供他住。在朋友们的介绍下，王少农开始在听课之余做图书编辑，同时也写一些文章赚取稿费，这样的生活延续至今，成了他的职业模式。

　　1999年，在出版了第一部小说《竹林七贤》之后，王少农离开了北大。“离开，是因为找到了更好混饭吃的地方。”

　　漫游祖国各地，曾经是王少农的青春梦想。离开北大后，他说自己突然之间就对漫游失去了兴趣。“如果说青海是我流浪的起点，那么北大便是终点。北大作为终点站的特征异常明显。我一去北大就发现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有才华的人那么多，做学问的人那么多，我一进去，那些对于自己不切实际的梦就全醒了。梦醒了，对于生活也就有了更加切实的期望，期望有改变。在北大，我完成了这样一个自我改变。”

　　“在外面打工，做编辑，生活，写作。这样似乎更为领悟北大的精髓。北大有着极为平民化的精英文化。慢慢地，你会发现，住在外面和住在北大没什么区别，无非是过日子，和一群谈得来的朋友聚会聊天。”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这是孔夫子最为推崇的颜回的生活方式。王少龙说：“北大留给他的最大的影响，也许就是生活方式的影响。”

　　故事二 陈子寒：向北大靠拢

　　生于1976年，湖南邵阳人。著名图书策划人，策划出版了包括《在北大听讲座》、《大学演讲录》、《新诗界》、《爱你就像爱生命》及顾城首度面世的诗手稿《走了一万一千里路》等大量深受读者欢迎的优秀读物。1996年来到北京，最初三年常到北大去听讲座，后来因为工作忙，去得少了。但是，“即使是约人见面，也习惯约在北大”。

　　“不要问我方向在哪里？到处都是东南西北。”陈子寒用他一个诗人朋友的句子概括自己目前的精神状态，“作为出版商，需要对市场有着清晰的判断，而我经常丧失方向。”这是一个可能会花上很多时间在内心深处生活的人，这点印象，在做完采访之后，变得更为清晰。

　　1976年出生的陈子寒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很多，很长的时间里，他都对别人说自己生于1973年。陈子寒认为把他纳入“北大边缘人”群体有些勉强，他甚至不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如果与北大的关联就是住在北大，或者在北大混得很熟、认识很多人的话，那我和北大就没有多大关联，如果非要说有，更多的只是一种内在的关联”。

　　他说：“北大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一个精神上的存在，她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磁场，你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会莫名其妙地向她靠拢，不由自主地被她强大的力量所吸引，我们很多人的北漂故事，都与北大这样一个‘巨大的存在’发生着或紧或密的关联。”基于这个认识，他反对对于“北大边缘人”这个词的过度渲染。他说：“‘北大边缘人’这个称谓本身没有错，但如果过多地渲染这个词，以及自己的边缘生活经历，就会有些矫情甚至可疑、不可靠了。”

　　1996年冬天，陈子寒第一次进入北大。在西南联大的纪念碑前，伫立良久，“看完碑文，我被震撼了，可能第一次进入北大的人，都会有一种被震撼的感觉，而我的感受，也许要比一般人更为强烈。”

　　“刚来北京的几年，我在北大听了很多讲座。那时隔几天不去北大，就会心里不舒服。只是后来工作忙了，去的次数少了一些。”

　　与很多北漂者艰辛的生存故事相比，陈子寒觉得自己似乎受到了老天更多的眷顾。

　　来北京的第一年，陈子寒在一家贸易公司做事。那个公司还莫名其妙地经营图书，陈子寒在这里学习到了做图书方面的相关经验。1997年，他和朋友一起成功策划了一些项目，有了一点资金。1998年便注册了自己的公司：北京朝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朝花’一词源于‘五四’追求自由、探求真知的精神谱系，象征着朴素向上的文化理想。朝花公司秉持‘自由思想，独立品格’的坚定的人文主义立场，以‘文化担当’的精神和负责任的态度，记录时代和社会思想的变迁，呈现人们内心深处的细微感受。”这是在创业之初，陈子寒写下的公司文化精神。“几年过去了，这段话仍然能准确表达我的心情和追求。只是，每一个活着的人，都该有一定的追求和担当，这不是值得炫耀的事情。”

　　刚做书时，有热情，但没有经验。直到2000年夏天，陈子寒的公司才开始盈利。他策划了《在北大听讲座》系列，将之定位于“通俗的思想读物”，以比较好的市场运作，使得讲座类图书进入公共阅读的视野。

　　六年来，陈子寒一直实践着自己心中那个朴素的文化理想。2004年策划出版的王小波、李银河书信集《爱你就像爱生命》，2005年出版的《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王小波画传》等关于王小波的书，都是秉承着自己内心的价值尺度，做出的令一批共通的心灵欢欣喜悦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