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人VS北大边缘人

　　北大人VS北大边缘人

　　本刊记者 杨子云

　　“偷听生对于老北大的感激之情，很可能远在正科生之上。尽管历年北大纪念册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在传播北大精神、扩展红楼声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陈平

原《北大边缘人》序。

　　在为《 北大边缘人》一书写的序言中，陈平原教授写道：没有做过详尽的考察，但印象中，北大百年史中，“偷听生”最为活跃的，除了二、三十年代，就是八、九十年代。中间几十年，因战争炮火或政治运动，众人谋生不易，无暇旁顾；除此之外，北大校园从不单单属于北大人。或许可以这么说，在中国的诸多大学里，北大的门卫最严，可北大的教室最松。同时，他也欣慰地说：“ 一般意义上的‘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对峙，在《北大边缘人》一书所涉及的人物与故事中，基本上不存在。”

　　这种北大人和北大边缘人和睦共处的局面，到了21世纪初，尤其是2004、2005年，开始发生改变。在北大校园BBS、以及其他相关论坛，记者都曾看到从北大比较受欢迎的课堂上而引发的一些争论，由于旁听生太多，以致本校生在课堂上无法立足。一种观点认为：北大学生在北大交了学费，而且，是因为高中阶段的努力，才获得了北大的正式入场券，他们应该优先享有北大的教育资源。另一种观点认为：北大不仅仅是北大人的北大，而是全中国人的北大，他们发问：“难道全国人民就是为了保证一批像你这样的精英不再感到课堂拥挤，不再因为睡懒觉而占不到座位所以才把这么多的税金投到北大的吗？”

　　这进一步印证了陈平原教授曾有的担心：“原先校方的态度，很可能是既不提倡，也不禁绝。在这么一种朦胧状态中，许多有心人很好地利用这一便利，获取自己所亟需的知识。自从‘北大边缘人’成为一个公众话题，相信会有更多的朋友慕名前来‘就读’。这样的话，北大将不堪重负，以至不得不采取若干严厉的限制措施。这本来是一层窗户纸，不捅破，可以各行其是；一旦捅破了，一切都摊在台面上，反而不好办。近年北大比较受欢迎的课堂上，已经出现校外的朋友更加勤快，害得姗姗来迟的本校本系本专业的学生无从选修，因此啧有怨言的局面，再来一个‘广而告之’，如何了得？”

　　针对这种对峙，记者采访了北大中文系前办公室主任张兴根先生、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高丙中先生和北大法学院研究生赵兴洪同学。

　　知识的传播历来有两条途径，一条是正式的教育途径，另外一条就是非正式的途径，北大作为有感染力的公认的中国优秀大学，处在知识传播的中央，由于现实条件决定了这样的学校在中国不可多得，因此在北大周围一直存在着一批边缘人，这构成了一条有效的非正式知识传播途径。张兴根老师认为，北大秉承着蔡元培先生以来的传统，这一点，恰如陈平原老师所说，旁听生在北大的存在，与其说是校方允许，不如说是习惯使然。所以，希望校方一纸令下，要求所有的旁听生走出课堂是肯定不可能的事。他说：“我认为，只要这个人有好学向上的心，就应该允许他来到课堂，应该看到，正是因为有这些旁听生的存在，北大变得更是北大了”。

　　高丙中教授认为，这样一群人，他们不具备通常意义上的北大身份，然而却很深地介入了北大这个社群，以一种低成本的方式获得较好生存机会，这是件好事情。“虽说不要交学费，可他们其实也已经付出了不少机会成本，毕竟，不是任何人都能来北大游学的。”高丙中老师的观点对应了BBS上一种从旁听生角度出发的立场，旁听生们要承受失业的压力，昂贵的房租，起居饮食的不便利等；其次，北大学生在北大获得的是正当性，所谓正当性就是你在享有北大提供的正式教育方面的权利。边缘人在这里听四年课，是得不到文凭的，就算他们中有的可能比北大学生更有思想、更具有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心，这就是这个社会公正的一面，对于你在高中阶段的努力，通过正式途径和非正式途径的区别，社会给与了你应有的回报。

　　正在北大法学院读研的赵兴洪同学则亲历了发生在北大法学院某些课堂上的本校生与旁听生的冲突。他从一个非常现实的角度提供了化解对峙的方法。他说，对于旁听生和本校生之间发生的冲突，我觉得两边都不要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一方面，本校生是交了学费的，而且他们高中时可能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才获得了北大的正式入场券，但也不能因此就说北大就是你们的北大，最好不要外人进来；而对游学生来说，虽说每一所大学都是纳税人的钱，可是其他大学也是纳税人的钱，并不只是北大学生在享用纳税人提供的资源，所以，你并不能因此就要反客为主。两边都要相互理解、相互退让才好。在法学院，课堂异常火爆的陈瑞华老师就有一个口头规定，前五排座位必须留给选了课的学生，没选这门课的，就坐在后排空座。这个规定不仅是针对旁听生，即使是本校学生，没选课的，都必须坐在这五排之外，因为选了这课的学生，他毕竟要完成这门课的学分。

　　当然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比如，

　　北大人眼中的北大边缘人

　　赵兴洪(北大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北大边缘人”肯定不是一个严谨的概念，除北大本校学生之外，经常在北大听课的，在北大准备考研和生活的，也许都可以纳入此类。我认识一些旁听生，大都是来考研的，感觉他们都很刻苦，很不容易，对他们满怀敬意。至于论坛上有人提到讨论环节因为旁听生外行的发问而浪费了课堂时间，我认为这是需要老师加以控制的课堂艺术。况且中国的课堂，大多是填鸭式的，很少讨论，我们法学院老贺曾经做过讨论课的试验，现在也不做了。而像陈瑞华老师的讲课，一节课滔滔不绝，记笔记直累得你双手发酸，基本上没有讨论的余地。

　　高丙中(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北大只是个教育机构，北大的资源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资源，所以，被一些外来人利用或者说激活，未尝不是件好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热点，来北大旁听的学生跟着当时的热门专业走，这是正常现象。只要这些青年有着求知的热情，就是值得鼓励的。在我的课堂上，我是欢迎旁听生的加入的。

　　赵玉燕(北大社会学人类学博士研究生)：从个人角度而言，我很欣赏他们。在校园里、课堂上，都有遇见，但交往不多，当然没有看不起他们的意思，他们有很多人曾经是社会的精英或成功人士。我有过交流的几位旁听生，在社会上都做得很成功，感觉他们来到北大，与其说他们是为了学习知识，不如说是为了结识更多的人，获得更多的机会而来，他们大多从事文化策划或者培训管理一类的工作，他们通过游学，对北大丰富的资源有了更深挖掘的可能，我佩服他们的聪明和敏捷。

　　毕竞悦(北大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在首都师大读本科时，我就常到北大来听课。我当时跑了好几所大学，比较之后，发现就只有北大的课最有价值。大三开始特别刻苦，不管是春天的沙尘暴还是冬天的下雪天气，都是早早起床，踩着单车赶到北大。一开始听本科生的课，后来就只听研究生的课了。这样蹭课我的提高特别快，本科毕业就顺利考入了北大法学院读研究生。那时还常常跑过来听讲座，考进北大后反而讲座听得少了。也许因为那时是旁听生，就特别珍惜每一个机会。我们同学中有很大一部分类似我的经历，或者曾经是北大周边的考研一族。我内心特别欣赏身边的旁听生，如同欣赏往日的自己。

　　北大边缘人眼中的北大和北大人

　　李文(考研者)：大学毕业后自己开了间咖啡店，小店经营得不错，想考北大研究生的念头却一直存在，去年底，这个意念越来越强大。从春天开始，我租房住到了北大附近，常到北大自习或者听课，刚开始听课时，因为自己不是北大的学生而有一点不自在，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在心里我已经把自己当成北大的研究生了，因为我感觉自己很快就会成为北大人。现在的我，只不过是透支了将来。

　　刘晓光(前文采访对象)：我很喜欢边缘人这个词，我在北大这么多年，切身体会着北大的博大胸怀，内心对北大充满了感激。边缘人的存在使北大更丰富、更多彩、更富有生机。北大让你没有任何胆怯与不安，我进入北大的每一个教室，就像是这里的学生进入自己的教室。

　　青衫(网友，清华传播学院研究生)：我不是北大的学生，理工科的学校井然有序，同时显得单调。我向往北大浓郁的人文气息，常到北大听课、听讲座。在人文精神日益稀薄的今天，北大精神仍是一面旗帜。在北大，我可以使自己沉寂下来，认真思考自己的一切。在清华我吸收的是那种踏实迅捷的作风，在北大我吸取的是她的自由与开放，两者的结合使我有了成为“完整的人”的可能。

　　“偷听生对于老北大的感激之情，很可能远在正科生之上。尽管历年北大纪念册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在传播北大精神、扩展红楼声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原谅我在这篇报道中数度引用了陈平原先生文章中的话。我相信，眼下的旁听生或者说边缘人，也将更为深远地传播北大的精神，这一行为，指向我们也许看得见也许看不见的未来时空。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5年9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