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拐佐罗朱文光的进步

　　朱文光

    1962年5月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农村，1978年初中毕业。1981年至1985年在云南省中越边境当兵，其间练就一身好武艺。

　　1985年退伍回家后担任过村主任、治安员、联防队长。1991年至1992年到河南省私人

煤窑打工。1992年至2002年在四川省中江县公安局下辖的保安公司工作，1994年开始志愿进行解救工作至今，已经救出160余人。1999年因为“涉嫌诈骗”被关押27天，2002年后失去正式工作。

　　“打拐佐罗”朱文光的进步

　　□本刊记者 尹鸿伟 发自四川中江

　　著名战斗英雄黄继光的家乡四川省中江县依然是个贫困县，也一直是著名的劳务输出大县。多年来，许多中江人在外打工遭遇不幸，被欺负甚至被拐卖……由于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工作难以全面奏效，朱文光便“时势造英雄”般出场。目前，除了西藏、台湾之外，他的足迹踏遍了中国其它省区，经他解救出来的人员达到160余人之多。

　　现在，面对记者或其他陌生朋友，朱文光一般不进行自我介绍，而是将一沓报纸、杂志捧到对方面前——上面都是关于他的报道。其中有2001年美国《新闻周刊》等所作的英文报道，也有1998年以来国内的诸多报道。这些媒体先后将 “私人侦探”、“打拐英雄”、“中江佐罗”，以及“千里独行侠”等名号冠在朱文光的头上。

　　2004年4月，朱文光自行在中江县成立了“佐罗解救中心”，但因该中心没有通过有关部门批准，挂牌7天后就被县公安部门叫停。公安机关对此的解释是：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是政府赋予公安机关的职责，朱文光不具有这方面的主体资格。当然也有人认为，原因是朱文光这么做抢了警察的“饭碗”。

　　朱文光似乎是眼下中国社会里“重精神轻物质”的“异类”，自从志愿开始解救被拐卖人员工作起，他就备受关注，也饱受争议。在帮助了许多人，获得巨大社会声誉的同时，自己仍然一贫如洗，甚至因此在1999年经历了27天的牢狱之灾，最后失去了工作。令人诧异的是，他并没有于此而消沉，也没有因此而放弃，仍然以“良心”、“正义”为己任，继续帮助遭遇困难的人。

　　有法律专家指出：朱文光这种民间行为固然可歌可泣，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也是现代中国社会的悲哀。民间力量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映射出政府在某些领域的缺位；打击犯罪、解救被拐人员这样的事情，毫无疑问是政府有关部门的责任；对于公众而言，享受政府这方面的服务是他们的权利。

　　多年的工作和斗争经历，使朱文光越来越意识到了个人力量的单薄和英雄主义的无奈。他现在非常希望得到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同时，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也为了避免自己再次蒙受冤屈，他不但自己开始学习法律，准备参加国家的相关考试，也动员自己的女儿开始学法律。他认为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许多问题已经一览无余，而只有依靠法律，才能真正解决个人的困难和社会的矛盾。

　　也许，这既是朱文光的进步，也是中国社会的进步。

　　以下是本刊记者在中江县与朱文光的一席深谈。

　　警察都像他就好了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目前你的主要工作包括哪些，做这些事情是你的一种谋生手段吗？

　　朱文光(以下简称朱)：我的主要工作包括“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帮助寻找走失的亲人，帮助民工讨要血汗钱，帮助处理民工伤亡事故等”。

　　我做这些事情不为名利，而是为了良心和正义。说实话，我的名声已经够大了，做这些事利有多大我的确没有考虑过。其实许多人并没有深入现在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农村地区的生活，他们无法知道一些老百姓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比如因为贫穷不得不出门打工，或者因此被人欺骗、拐卖，失去做人最起码的尊严和自由等等，而遇到这种情况时他们往往求告无门，政府、公安部门不愿意或者说没有能力去帮助他们，这方面的原因一是缺经费、二是缺人手，当然也还有责任心的问题。

　　如果只是为了谋生我就去做生意或者其它工作了，其实很多次我都不想再做了，但是经常有人哭着喊着，甚至跪在我面前请我帮助，我的确于心不忍。他们也的确是找不到其它办法，才会来找我。

　　我现在每到一个地方，都会与当地的新闻媒体联系，而各省市的媒体也都很关注我、帮助我，实际上我与新闻媒体已经达成了一种默契。这几年感觉我们的国家在进步，因为现在买卖人口的案件少了许多，我这方面的解救工作明显也少了一些，但是民工讨不到工钱，伤残民工讨不到赔偿的事却在增加。国家对这方面的三令五申很多人都不清楚，或者清楚但不当回事。

　　《南》：这些年来有哪些经历最让你记忆深刻？

　　朱：中江县是个贫困县，也是著名的劳务输出大县，所以这里的人在外面遭遇不幸也非常多。

　　1994年我在县保安公司工作，为县公安局守大门时，第一次接触到有两名年轻女子被拐卖到内蒙古的案件。当时她们的亲人不断到公安局上访，可谓无计可施。由于我姑姑的女儿和儿媳也被拐卖，我很奇怪公安部门为什么一直不去把她们救出来。后来我了解到公安不但没有人，更没有经费，如果要救人必须家属自己拿出钱来，这对于许多吃饭都成问题的农村家庭来说，实在行不通。在我的积极争取下，县公安局党委同意我拿着一张“介绍信”去帮助救人，前提就是局里不出人、不出钱。

　　为了节省，我和受害人的亲属带了许多炒熟的干蚕豆，因为他把家里的牛都卖了也仅够路费，吃饭钱已经没有了，所以路上一连吃了一个星期的蚕豆，饿得受不了。内蒙古当地的警察也被我的行为感动了，很积极地配合我，使我先后找到两名21岁、15岁的家乡女子，当时15岁的女孩已经怀孕3个月了。她们见到我就跪在面前嚎啕大哭，让我一定要带她们回家。当时我心里非常难受，我想要是自己的女儿也被拐卖、被折磨成这样，怎么受得了！

　　解救时我们被当地人围住不让走，甚至被打。我努力解释：如果是你们的女儿被卖到我们四川，你们去找时我们也这样做，你们如何想？当时我激动得声泪俱下，帮我翻译的当地警察都说得哭了，后来许多牧民也被感动得流泪，这样我们才得以找到机会离开。回到家，当看见两名女子和亲人抱头痛哭，以及所有人都来感谢我时，我突然觉得自己高大了许多，为自己所在的保安公司，也为自己争了脸。

　　我出生在农村，对这些老百姓更有感情，所以除了愿意帮助他们，我根本不可能从他们身上赚钱。慢慢地，我的名声大了，找我的人越来越多，原因是找我的花费特别少，甚至不用出钱。

　　现在，除了西藏和台湾，我在解救行动中走遍了其它省区。山西有一个地方我去了3次，后两次是我自己出钱去的，但是都没有找到被拐卖的人，原因是当地有知情者通风报信，这是我到现在还觉得内疚的事情，也是我解救工作中唯一不成功的一次。

　　需要说一点，在我跑过的这么多地方里，我觉得内蒙古的警察非常尽职。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丰镇市的一名刑警队副队长，为了协助我解救人，他被当地人打成重伤都没有退却，最后还被扔到臭水沟里，我敬佩他是真英雄，如果所有的中国警察都像他就好了。

　　有钱人很少会找我

　　《南》：为什么你会有机会做这些事情，而且能够做这么多年？

　　朱：设身处地地说，我们中江县实在太穷了，所以出现被拐卖的情况特别多，县公安局“打拐办”的确力不从心；说大些，是我们这个国家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好。

　　当时老百姓找我的特别多，也因为保安公司和县公安局的多数领导都支持我。当时我在外面做事情，不但救回了人，还为领导们争得了许多感谢信和锦旗。由于我的方法和公安部门不一样，除了效果好，花钱少外，当地许多警察都很佩服我的勇敢，多数都很配合我，尤其在1998年媒体开始追踪报道我以后。一次我开车去广东省潮州市救人时不小心违了章，一名交警教育我之后向我敬个礼说，我看过许多关于你的报道，我很敬重你，希望你路上开车小心，并祝你一路平安。当时我心里那种自豪感，真是无法说了，正是有许多人需要我的帮助，同时也有许多人理解我、支持我，我的工作才能够坚持下来。

　　现在我出门经常带着法律书籍学习，今年10月我准备先考一个“法律工作者”的资格证书，以后还要参加司法考试。多年的工作经历和各种挫折告诉我，我帮助老百姓，主要是打抱不平，但不能从法律上对他们进行更多的帮助，而且很多时候甚至不能保护我自己，我自己也因为开展解救工作而被陷害，所以我觉得不能仅靠勇气蛮干了。

　　“救人也不能违法”，现在我经常提醒自己，这也是我能够坚持下来的重要原因。

　　《南》：“私人侦探”、“打拐英雄”和“中江佐罗”，你觉得哪一个称呼更合适你？

　　朱：我觉得都不太合适，当然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些叫法的，但是现在我理性多了。特别是2002年我离开保安公司以后，靠自己个人的坚持做解救工作，困难越来越大，许多人想象不到那种困难程度。

　　本来“打拐”是政府和公安部门的职责，不应该是我的事情，也不应该由我来做。我现在救一个人收几百元、1000元，但是许多人觉得我别有用心，觉得我好像已经赚了许多钱。他们哪里知道我每次都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冒着生命危险做事情的，吃过的苦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而且我现在真的没有钱，以前一直租旧房住，2004年才分期付款买了一套4万元的房子，但现在还欠着3万未付。

　　对于我来说，只要有人来找我，我就想方设法地帮助他，努力不让自己问心有愧。我在云南中越边境当过4年兵，勇敢、坚韧和信守决心，是部队对我的教育，也是我多年来对自己的要求。但是各种人对我的看法和评价都不一样，现在又有老百姓称我“平民英雄”了。我觉得如何称呼都不重要，可以说看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