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拐佐罗朱文光的进步(2)

　　《南》：你如何看待那些寻求你帮助的人？

　　朱：这些人里中江本地的占80%，外地、外省的也有不少。老百姓是相信我才来找我，也是因为很无奈才来我这里。他们的确很可怜，我帮助他们主要是出于同情，还有就是追求正义，当然也有些人对我的“正义”有看法，我也不想去争论。

　　他们基本上都没有钱，都是穷人，有钱人很少会找我。因为有钱人自然有他们自己的办法，公安部门需要多少经费，他们出得起。而且有钱人家里出事的情况一般比较复杂，不像穷人那样简单。但是我敢说，我有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我的工作效果比较理想。

　　在具体的操作中，我更愿意接受四川省内的工作，因为我在四川省内的事情要好办得多，而出了四川省就不一样了。现在到了外省，我去哪里都背着一堆报纸杂志，上面有这些年来对我的种种报道，因为我没有侦查的权力，我需要靠这些东西来取得当地媒体和公安部门对我的理解和帮助。说起来我的工作方法的确特殊，但也没有其他办法。

　　《南》：你收费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

　　朱：我在保安公司工作时，因为保安是有偿服务，所以公司要收一部分费用。当时我的工资是每月150元，所以每救回一个人，保安公司会视情况收300到700元不等，然后给我150元左右。但也有比我更穷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我得往里面贴钱。

　　离开保安公司后，我在救人途中的差旅费、电话费、住宿费需要当事人负担，救人成功后收200元、500元不等，最多不超过1200元，如果救不到人分文不收。我出生入死回来，只考虑收的钱不亏本就行，毕竟我还要吃饭，还要生活。

　　如果说到赚钱，论我的名气和能力，我随便到广东哪里打工都应该有更高的收入，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我的追求不仅仅是钱，否则我的人生就太简单、太没有意义了。现在我老婆开茶铺每月可以挣1000多元，我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一家人生活勉强能过得去。

　　我老婆和女儿以前很不理解我，觉得我干这种冒险又不赚钱的事情实在没意思，不但不能给家庭带来多少帮助，而且给家里招来了许多非议和磨难，为此我女儿还和我赌气，自己跑到广东打了两年工，最近才被我叫回来。

　　不过现在家里的情况好了一些，女儿慢慢长大能够理解我了，而老婆看了许多关于我的报道、接受了许多人哭天抢地的感谢后，也不再阻拦我，毕竟她也是农村女人，心地非常善良。我很感谢家里人对我的支持，特别是我的女儿，她现在愿意去学法律了，希望以后能在法律上帮助我，帮助更多的穷人。

　　我为什么学法律

　　《南》：为什么想成立“佐罗解救中心”，它又为何被取缔了？

　　朱：在被保安公司解聘后，我一直单干，总觉得名不正言不顺。2004年，我考虑应该成立一个正式的机构，所以自己挂牌成立了“佐罗解救中心”，中心只有一个雇员，我自己。当然现在觉得“佐罗”的名称不好，它毕竟有点“匪气”，所以以后再成立机构时我不会再用，而准备叫做“文光民事调查所”。

　　当时成立“佐罗解救中心”，一是考虑工作方便，二是自己已经离开保安公司，希望有一个依法纳税的合法身份，使自己的工作能够正常开展。当时中江县工商部门表示不知道我的“中心”能不能注册，需要请示上级，随后县里组织了许多部门来调查，最后由公安局出面表示不能成立这样的机构，如果我不自己解决他们就要动用警力解决了。我觉得我应该遵守法律规定，所以只挂了7天我就自己摘了牌，但是我一直把牌子保留在家里，毕竟这是我的一段经历，我很在乎。

　　通过这件事情，更坚定了我学习法律，通过考试领取国家颁发的证书的决心。我觉得只有依靠法律，才能让自己的工作开展得更安全、更有意义。除了女儿自己愿意学习法律外，儿子以后长大了，我也会这样教育他、培养他。

　　《南》：你觉得人们对你的工作持什么态度？

　　朱：那些被解救人和他们的亲属，现在只要我路过他们家，他们总要好酒好肉款待我，很多人经常打电话问候，或者打听我的情况，都是在关心我。一个人活着，能够被这么多人惦记，多有意义啊。

　　公安部门以前是很支持我的，那时大家的想法很简单，谁去做不要紧，只要能把人救回来就行。但是随着我越做越大，媒体对我的报道越来越多后，他们的态度就变了，因为我的“成绩”令他们很难堪。他们曾经希望我不要再做了，但是我无法停下来，因为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了。后来公安局的人开始想办法阻止我，我去救人回来，他们经常找当事人问我收了多少钱。

　　我所做的事情“伤害”了有关部门的脸面，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脸面就比别人被拐卖、被欺负的事实更重要。现在老百姓亲人被拐卖要找我、民工拿不到工资、伤残得不到赔偿都找我，在有关部门的一些人眼中，我太出“风头”了。

　　就因为我做得太多，他们除了想办法把我赶出保安公司外，还让我蹲了牢狱，目的是让老百姓不再相信我，不敢再找我。很可惜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我还是老百姓最信任的人，即便在我刚取保候审出来时，他们都来找我，使我不得不向公安局“请假”，偷偷去河南救出一名“包身工”。

　　另外，那些买卖人口的人和控制“包身工”的老板当然不喜欢我，因为我的工作让他们人财两空。同时，新闻媒体的宣传既帮助了我，也“害”了我，否则除了可以继续救人外，我仍然可以在公安局守大门，每月1000多元的收入，生活没有问题；但是媒体让我懂得了做人的价值，所以我很尊重媒体。

　　《南》：曾经很支持你的中江县公安局，最后为什么会“抛弃”你？

　　朱：我最早从1994年开始解救工作，而直到1998年媒体报道我后，公安局的领导才对我转变了看法，而领导其实还是那些领导。当时我觉得警察去解救人还要收取当事人的费用，是非常不应该的，所以我对他们也没有太好的看法。

　　我和公安局最终分道扬镳，说到底还是名声问题，我更在意老百姓的评价，不太注意领导们的态度和需求，最终丢掉了工作，而老百姓们对我却爱莫能助。

　　我一直没有放弃对自己的锻炼，每天都在练功，像散打、拳击之类的。但不希望自己仅仅是一个敢打敢冲的猛汉，我还是个有智慧的人，所以才能有现在的成绩。

　　我对公安局是有感情的，遗憾自己没有机会成为一名真正的警察。除了自己在保安公司接受他们的领导工作了多年外，早期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也不可能把事情做好，当时为工作方便，我可以穿着公安制服，包里揣着公安局“打拐办”的介绍信，还带着一副手铐和一支警棍。但是后期他们对我的态度，以及对我的打击、迫害，我无法接受、无法忘记，想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些问题，让公安局给我一个说法。

　　《南》：牢狱之灾的具体经过是怎样的？你不担心事件重演吗？

　　朱：1999年有个人找到我说，能否把10年前一名在贩卖人口中收了500元钱的老人“弄出来”。当时我听检察院的办案人员说，70岁的老人办取保候审是可以的。当时，我要到上海东方电视台做节目，但从公安局没借到钱，这个人说他有钱，于是我打了借条从他那借了5000元，并许诺当年9月20日还，借钱时有9个人在场。

　　但后来，法院对该人贩子的刑事审判开庭通知送达后，人贩子亲属得知“解救”无望，就要求我马上还借款。我一时拿不出，承诺在9月20日前还。但第二天，我就因为“涉嫌诈骗”被关进了派出所。

　　我总共被关了27天，在里面挨过打，挨过骂。后来公安局给我开了张释放证，就把我放出来了。2004年，保安公司共赔了我6400多元，名目是解除劳动合同后我的损失。公安局没有说我到底有没有罪，至今没有对关押我有一个说法。

　　通过对法律的学习后，我知道根据《刑法》中的相关条款，县公安局应在2004年9月份前给我个说法，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所以我正准备起诉他们。这一次被关对我是一次教训和打击，也提醒我必须拿起法律的武器。老百姓对我仍然充满了期望，遇到困难仍然来找我，他们从来就不相信我是“诈骗犯”。

　　现在，我对每一次解救活动的法律手续都办得很清楚，每一笔开支都注明是对方自愿的。

　　我学习、遵守和使用了法律后，谁再想随便找我的麻烦就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

　　希望得到正确对待

　　《南》：遇到这么多困难，考虑过改变工作的方式甚至放弃吗？

　　朱：我的确没有办法放弃，否则很多老百姓就更可怜了。

　　但在工作方法上，我的确有了改变，首先我现在已经是个人行为了，所以我除了需要求助人给我《委托书》、《授权书》等之外，我总是想办法请媒体，请当地公安部门出面帮助我进行工作。

　　从我个人感受来说，如果以后不需要我冒风险再做这些事情了，那证明我们的国家变好了，这是我最希望看见的。

　　我“出名”之后，也曾经有年轻人来找我，希望和我一起干，但是跟我出了一次门后，他们再也不来了，要么不接我的电话，或者干脆换了号码。我理解他们，因为我的工作实在太辛苦、太危险，也赚不到钱，而且还要担心被公安部门干涉。那些年轻人不像我当过兵、受过训练，他们仅凭兴趣和冲动无法做好这些事情。

　　其实我相信如果我不做了，也会有人出来做，因为中国这么大，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很多，只是遗憾目前我还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无法与他们合作。

　　《南》：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对未来有什么设想？

　　朱：我现在可谓名不正、言不顺，同时经济上没有稳定来源，而且生命安全也无保障，仅凭我个人的精神意志在坚持，不让自己的工作停下来，但是我也知道我这种靠个人、靠身体打拼的工作方式是不行的。

　　尽管我成立“佐罗解救中心”失败了，现在我仍然想注册一家正规机构。但是除了一些人为的干扰和法律问题需要解决外，注册一个机构需要资金，而我们本地的许多企业和老板要么不理解，要么不敢介入我的工作，使我一直被三五万元资金困扰着。

　　如果哪里的企业、基金会或者慈善家愿意帮助我，我在注册后将聘请律师一起工作，目的是能让工作在法律的框架内正常运转，而不像现在经常走在法律的边缘做事。

　　我接受人们的帮助绝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信念，帮助更多有困难的人，我将随时接受大家的监督。我很希望今后能把自己的工作范围扩展到云南、贵州等很多地方，因为那些地方人口被拐卖的情况非常严重，我一直都很关注，但是因为精力的原因，我从来不主动联系别人，都是等着别人来找我，但我想改变这种守株待兔的方法。

　　以前我对资助问题总是不愿意开口，总担心被别人误会，现在我想通了，要想把事情做得更大更好，就需要寻求更多帮助和合作，团结更多的力量。

　　此外我想告诉受害者及其亲属，今后要加强学习，懂得保护自己。同时政府也应该检讨一下，为什么教育工作、执法工作一直不能到位，领导们应该再为老百姓多花点力气，不要总是找理由。

　　当然，我最希望政府、公安部门能够正确对待我，同时能够理解和帮助我，等哪天没有人再需要我帮助了，我的工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肯定会自动转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