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藏四书其志修远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24日12:44 新闻晨报

　　复旦“四书”中的《复旦大学百年纪事》、《上海医科大学纪事》已于5月出版，《复旦大学百年志》、《上海医科大学志》则于9月出版。

　　编写组的4位主要负责人为鄂基瑞、王增藩、刁承湘、萧辅玢，他们对呕心沥血编成的“四书”有说不尽的感言，编写过程中更有数不清的点滴故事。

　　鄂基瑞：修集复旦历史、精神、传统于一身的“志”

　　复旦发展史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缩影，鄂教授认为，《复旦大学百年志》除了一般“志”的共性外，还需要涵盖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凸显广博的科学人文精神，体现复旦的学术含金量。因此，需遵循“以史为师、承前启后、详今略古、贯通百年、抓住重点、突出亮点、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几大方针，修“集复旦历史、精神、传统于一身”的“志”。

　　查资料、打电话等前期工作自不赘言，单是后期的编辑加工就足以让鄂教授他们废寝忘食。

　　鄂教授说，“我们的稿子经过30多位历届、现任校领导亲自审阅，不少篇幅是名家操刀，可谓‘言辞雕琢、笔调流畅’。推敲下，韵味深远；通读后，酣畅淋漓。”在校领导的重视及刘文龙、方家驹、郑师章等教授的倾力相助下，《复旦大学百年志》很快就会与读者见面。

　　王增藩：用“倒计时”的方式编写“纪事”

　　百年漫漫历程，资料浩如烟海，为了确保进度，王教授带着3名研究生制定了“倒计时表”，以年为期限，定出每月进度，然后再细化至每天，并严格执行。700多天，王教授就这样在家和学校的两点一线中度过。为了抢时间，他没有休息、没有玩乐，连应酬交际、做客吃饭也能推就推。2003年10月，1976年以后的《复旦大学百年纪事》初稿按时完成。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四处征询意见，不断添加修改，完成了《复旦大学百年纪事》二稿、三稿，直至五易其稿。1976年以前的《复旦大学百年纪事》也在王教授及全体编写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按时完成。

　　编撰《复旦大学百年纪事》的两年多里，王教授秉承“实干”精神，收集资料、编写、审定、修改，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不顾自己患有高血压。在他和组员看来，“为百年校庆编写史志是一件光荣的使命，一生也只经历这一回，苦和累算不了什么。”《复旦大学百年纪事》的出版问世是对他们不辞辛劳工作的最好“回报”。

　　刁承湘：他们的帮助激励我们拼命去做好它

　　刁教授清楚地记得：70多岁的老党委书记为修志放弃了出国探亲的机会；90多岁的老专家拼出上医大年表，还经常跑到办公室出点子、问进度；80多岁的老人亲自执笔，撰写上医大子弟小学的办学过程；有的成员为了专心投入到修志工作中来，不惜放弃其他单位的返聘机会，因为这是“自己的事”，“有责任做好它”；还有很多现职干部也为《上海医科大学志》的编写付出了大量心血……

　　刁教授永远也忘不了，退休干部卜凤占的突然去世，令她十分伤心，而卜凤占还有部分稿子没来得及完成，又令她很着急。此时，卜凤占的老伴对她说：“刁老师，你放心，她没完成的我会帮她写完。”一句朴素的承诺让刁教授深为感动，并暗下决心：“拼命也要写好它”。

　　萧辅玢：尽最大努力去完成编写任务

　　“编写组的同志把编写《上海医科大学纪事》作为一项有意义的任务。7位编写组成员中的5位是退而未休的老人，要在一年多时间里，从收集、考订资料开始，编出这么一本书来，困难可想而知。但是，为了完成校党委、校行政交给的任务，大家齐心协力。现在，书出版发行了。我们这一年多的工作有了结果。为学校出力、为中国医学教育史的研究积累资料，再辛苦也值得。”萧老师对《上海医科大学纪事》的编写感慨良多。

　　他认为，这部书之所以能及时出版，还要归功于学校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同志的关心与支持。如果没有他们的热情支持，没有枫林校区管委会办公室的协调，没有原上医档案馆提供的条件，没有为书籍的电脑输入、复印及同各方面联络、沟通而工作的诸多老师的帮助，这部书是不可能及时出版的。

　　专家学者评“四书”终审稿

　　-金重远：

　　我1952年进复旦读书，1959年开始在这里工作。半个多世纪了，读这个东西就像看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的事情都出来了，这是件了不起的事。

　　-张镜如：

　　看了这些书，丰富了自己对学校的认识，通过这些书，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总结出很多宝贵的东西。

　　-闻玉梅：

　　我提两点想法，一是参加“四书”的编纂委员会我很受教育，学到了历史；二是可以编一本摘要精华本，在摘要里特别要发扬两校的精神。

　　-林克：

　　出版“四书”不仅仅是为了百年校庆，更是为了弘扬复旦本身的历史，因此要考虑如何把复旦传统精神发挥出来，或在文化、戏剧等各方面体现出来，这样才能体现写作“四书”的本意。

　　-钱冬生：

　　我希望这次“四书”出版后，原来的编写组不要解散，继续对校史研究下去，把它搞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