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人暴力事件调查:每年严重肇事案件超万起(2)

　　解说：小林的母亲于英涉嫌故意杀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在四川省的某女子监狱我们见到了正在服刑的她。

　　记者：我看你现在也就刚刚50岁，但是你头发都已经花白了，什么时候开始白的？

　　于英：在外面白的快，在里头，在监狱的生活，比起农村 比起在家还要好得多。

　　记者：那在你看来难道监狱生活比家庭生活更轻松？

　　于英：比在家里更轻松，没有压力。

　　解说：于英说和林川结婚的第四个年头林川患上了一种叫双相性情感性精神病，从那天起，她在恐惧当中生活了18年。

　　记者：他通常发作的时候在家里是一个什么样子？

　　于英：就是一看到不顺心，就是砸东西呀或者逮着你拳打脚踢这些，而且他要吃啥，开口要 闭口就要到，你慢一点就跟你打起来。

　　记者：他多长时间发作一次？

　　于英：反正就是一个星期，个把星期，很勤很勤。

　　解说：尽管自己常常要遭受丈夫的打骂，但让于英更提心吊胆的还是林川一旦犯病就会到外面惹事，2002年，曾经把邻居打伤致残。

　　于英：把别人的耳朵击伤了，医了过后别人还不服，要起诉 我就给人家跪着求情，跟别人说看在我们家他是有病的人，你不要跟他计较，该赔我赔。

　　记者：你受到伤害或者说他攻击别人的时候有没有报过警？

　　于英：警察就说你该付汤药(费)就付汤药(费)，该赔偿就赔偿，反正就是说是他不对，他是精神病人就把他放了走了，反正我是他的监护(人)只有找我算帐，每次都是这个样子。

　　记者：以你的能力，你能监护的了这样一个精神病人吗？

　　于英：我没有办法哪个来帮我嘛。

　　解说：为了维持生活以及应付丈夫不时造成的伤害赔偿，于英每天要打几分工。沉重的生活和心理负担让他几度想走上绝路。

　　于英：好多时候我都想的是干脆我就死了，我就在那个釜溪河畔我几次都想跳江，跳下去死了算了，但是我想到儿子还得需要我抚养。

　　解说：在恐惧和辛酸中，于英生活了18年，2004年3月30日的这个深夜，于英又一次遭到了丈夫的毒打。

　　记者：你觉得他那天打你跟平常有什么不同吗？

　　于英：就是更凶狠那是一个什么样子，拳打脚踢，拳打脚踢，用双手掐我，那脖子掐得根本气都出不到，我就想 死在你的手里儿子怎么办，我怎么办嘛，我就干脆不如，那个也是一瞬间的事情。

　　记者：什么让你觉得绝望了？

　　于英：十八年了，忍受了十八年实实在在的，我想我活得太累 太痛苦啊。

　　记者：那时候在你眼里你还想到过他是你的丈夫，是你儿子父亲吗？

　　于英：一切我都不管了。

　　解说：那一天，于英在给林川的牛奶里放了过量的精神病药物。

　　记者：你当时知道你自己是在杀人吗？

　　于英：不知道，我只有恨 恨 恨。

　　解说：在林川昏睡之后，于英用电线勒死了结婚22年的丈夫。

　　小林：我不愿相信我妈会做出那种事来。

　　记者：出事之后你怨恨过你妈妈吗？

　　小林：最初有过之后没有。

　　记者：为什么？

　　小林：因为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也是件很悲哀的事，也很无奈，我甚至有一种很解脱的心理

　　因为不必每天再为我父亲他出去会发生什么事情而把心揪得老紧。

　　记者：从小到大你有没有问过自己，究竟什么是你这个家庭这么痛苦的一个根源？

　　小林：就是我爸本身的病。

　　记者：在刚才你在烧纸祭奠你父亲的时候你会在心里跟他说什么吗？

　　小林：这件事情已经成了这样了，愿他在另外一个世界快乐些吧，他在另外一个世界摆脱他那些烦恼的病，像他原来的时候那样过得很开心、很快乐。

　　记者：你呢？你失去了你父亲，你也没有办法在这些年里见到你的母亲，你还能快乐吗？

　　小林：我，我在学着快乐。

　　解说：现实生活中，象于英家这样的悲剧并非偶然，北京、桂林、甘肃，在我们调查的四川省自贡市，2004年1月到2005年6月间，就发生了两起家属把精神病人杀害的案件。这些家属选择用极端方式结束了他们无力承担的重负，甚至甘愿付出自由的代价。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由于精神疾病的特殊性，以及重性精神病人可能给社会带来的伤害，仅仅依靠精神病人亲属的监护是远远不够的。那么精神病人所在的村组或社区又是否能对其负担一些监护责任呢？

　　解说：曾群福的邻居告诉我们，曾群福到他家砸门时，他们就曾经向村里反映过。

　　记者：村里怎么说？

　　曾群福邻居：村里来了解，那个村长说，他精神病我们不好管，管不到。

　　解说：长期以来，精神病人生活在大众人群的视野之外，人们漠视他们的存在甚至包括他们可能带来的伤害，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即使是余洋这样曾经出现过严重的暴力倾向，也没有引起社区的注意。

　　记者：那你们作为社区的居委会负责人清楚他这个病情的严重或者危险吗？

　　曾国芳：当时我们不是很清楚，我就只从生活困难这个角度去给他考虑、去关心他。

　　记者：那你们后来有没有就是因为他有过类似的行为有没有格外的多一些防范或者对他多一些监管？

　　曾国芳：我没有，因为我只是跟他妈说孩子最近一段时间思想波动比较大，因为我们社区只有三个人，不可能说对于你某一个人我用什么力量来给你看管呢，我就只能跟你家里的监护人说。

　　解说：余洋杀妻之后，由于家里没有经济能力承担他的治疗费用，邓关镇政府负担了他的医疗费，但在此之前，余洋的病情镇里也不知情。

　　记者：在余洋出事之前你们清楚他的精神病史吗？

　　彭长彬：不知道。

　　在这么多年里头有没有做过精神病人这方面的具体统计？

　　彭长彬：对他们的数字、病情、医疗状况、监护情况这个我们都是被动式的，主动地去做还没有，一旦是事情发生了有这方面的反映了，要找政府救济，政府才掌握着这个情况。

　　解说：我国目前官方公布的重症精神病人的数量为1600万，但这个数字还是1992年调查得出的。在采访中，我们发现很多地方对于本地区的精神病人的数量、分布、状态都不掌握，也就谈不上对精神病人的有效监护了。当监护责任仍旧仅仅依靠家属，那些已经临床治愈的精神病人要重新回到社会时就面临着新的难题。

　　解说：余洋已经在精神病

　　彭长彬：这个如果说他回来以后再产生这种情况就不好办了，像这种事情又不可能说专门去请一个人来护理他，这种情况现有的条件办不到，那么就只能靠自己的亲人，靠社区干部来对他进行监护。

　　记者：社区还会让他回来吗？

　　曾国芳：坦率地说，要是从我内心来说我是不愿意让他回来，当然从关心人道我应该关心，但是作为社区来讲，一个是没有经济能力来管理，二我确实也没有这个人力专门派人对你进行监管。

　　解说：这一天，余洋的父母到医院探望他，余洋向父母表达了想回家的愿望。

　　余洋父母：你妈也70多了我也70多了，哪个来监护你嘛，你犯了病怎么办嘛，怎么办嘛。

　　解说：最终余洋的父母还是 没有答应儿子的请求。

　　记者：你们现在从心里还希望他好了之后回来吗？

　　余洋母亲：我不希望他回来。

　　记者：他是你儿子呀？

　　余洋母亲：是我的儿子，我有那个能力吗？他病犯了怎么办，伤害到了别人又怎么办，伤害

　　到我家里人就算了，砍到我两个老的都无所谓，反正我们都老了死了就算了，万一砍到我的孙子，砍到外人又怎么办。

　　记者：那想起他心疼吗？

　　余洋母亲：怎么不难过嘛，我去看他一回，我回来起码是半个月睡不好觉，看到自己儿子是那个样子，哪个不心疼嘛，我也不想见他但是也想他，想他我确实没有这个能力。

　　解说：余洋遇到的情况并非个别，很多精神病人在符合出院条件都面临着无人接收的状况，

　　记者：你们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了跟我说说。

　　精神病患者：这个地方一年多了。

　　记者：一年多，你呢待了多长时间？

　　精神病患者：一年多了，去年5月12号到这个地方来的。

　　精神病患者我7个多月了，都有点想家了。

　　记者：你呢？

　　精神病患者：我两年。

　　记者：你呢？

　　精神病患者：一年多了。

　　记者：一年多了，想回去吗？

　　精神病患者：想回去。

　　记者：那你们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离开吗？

　　精神病患者：不知道。

　　解说：这些精神病人能否回归社会，回归社会后该有谁来监管，过去的悲剧能否避免重演呢？回到北京后，我们采访了长期从事司法鉴定和精神卫生立法研究的

　　孙东东：精神病人一个最大的特点 他与社会脱节，那么要想让精神病人真正地回归社会，减少他对社会的危害，那必须要让他适应社会生活。

　　记者：但是也有人会说我们可以尊重他们的权利，但是如果他们继续回到社区当中来我们无法保证他不会再发生类似伤害的事件，每一个人的安全都受到威胁那怎么办？

　　孙东东：那正常的刑事案件发生率远远高于精神病人实施危害行为的发生率，那为什么能容正常人就不能容精神病人呢，所以这实际上是个观念问题，精神病人回来，怎么能防止他构成社会危害，要督促他吃药 督促他治疗。

　　记者：这个督促的事情谁来做？

　　孙东东：家属，首先第一位是家属。

　　记者：可是家属没有这种监护能力的人应该怎么办？

　　孙东东：那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变更监护人，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政府来解决，地方政府，在发达国家，社区监护和家属监护是结合起来的，中间没脱钩。

　　解说：精神病人的监护问题越来越引起各国政府的重视，例如在法国和德国，精神病院的医生要定期家访，对于可能产生暴力行为的病人及时上报 ，对其进行强制医疗。在瑞典，社区内精神保健所能够为所分管的居民提供一线诊疗及护理,在社区内，各种类型的精神病患者均可得到照料。

　　孙东东：与其到事后去补偿 赔偿，不如提前做好防范，所以西方人的观念是这种观念，因为我们国家的精神卫生法到现在还没有颁布，但是作为政府职责来讲，你管什么，你怎么管好你辖区内的精神病人，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医疗保证他们的安全，这也是维护你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演播室：在采访中我们发现很多的精神病患者以及他们的家人包括政府官员对于精神病的了解都极其贫乏，根据专家的估计在中国1600万的重性精神病人其80%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他们就这样极其无助的生活在内心的黑暗里，随时有可能对自己或他人造成伤害，我们期望于正在酝酿中的《精神卫生立法》能够解决现实问题，但是任何法律的基础都来自于社会公众对于现实的认知，而这样的认识取决于我们对于精神健康、对于公共安全，对于生命的基本态度。

　　总制片人：梁建曾 孙克文

　　制片人：张洁

　　编导：郝俊英

　　记者：柴静

　　摄像：李季 席鸣

　　录音：李宏卫

　　解说：姚宇军

　　助编：李想

　　责编：赵华 宋薇

　　合成：刘昕

　　策划主管：吴征

　　执行制片人：胡劲草

　　播出主管：孙金岭

　　监制：梁晓涛 庄殿君

　　总监制：孙冰川